古今中外的告密文化

告密是個老話題，但在我們這個國度，任何一個老話題都有捲土重來的可能--今年春天，章詒和《誰把聶紺弩送進了監獄》和《臥底》兩篇文章的發表，就在社會上掀起了一股不大但也不小的波瀾。章詒和的文章所引起的非議主要是：認為如此指責當年的"告密者"，頗不公允，也有失厚道。可對於控制了中國幾十年乃至數千年，致使全體國民陷入極度的恐懼，致使數不清的無辜慘遭整肅、身陷囹圄以至命喪黃泉的告密文化，我們絕不能置之度外，視而不見，應該嚴肅、認真和深入地進行反省：告密文化何以如此猖獗，何以經久不衰並為人們所默認和競相彷效呢?它依舊繼續在侵蝕著我們的社會、腐蝕著我們的心靈，某些地方竟然還敢公開宣揚與提倡。據媒體報導，一所大學有一個所謂的"小天使計畫"，讓學生們相互監視；還有一些學校，布控了若干所謂的"信息員"，也是專門用來監視和"舉報"該校師生的一言一行的。

探討告密文化產生的土壤，我們必須把目光投射到權力上--事實上，權力集中是催生告密者的天然溫床。為了充分行使權力，權力集中者總是要使用打擊、壓制等手段，否則，就不能有效體現權力集中的特點。而為了實現打擊和壓制的有效性，就需要掌握充分的信息，尤其要充分掌握反對者的信息，這時，希望有人告密就成了權力集中者的一種天然需要。

這方面例子所在多有。先看外國。在二十世紀，納粹德國就以數量龐大、密佈全國的特務機構蓋世太保和告密制度來實行恐怖統治。二戰後東德建立了更為龐大的同類機構斯塔齊和更為有效的告密制度。據《斯塔齊》一書披露，在兩德合併前，這個靠機關鎗和筑牆來阻止居民流向西德的國度，人口僅一千七百萬，斯塔齊的特工人數竟高達十餘萬，再加上人數更多的告密者，幾乎每6.5個人中就有一個在為斯塔齊服務，每當有十來人聚在一起時，其中就必有一人在為斯塔齊豎起耳朵。人們的一舉一動全都記錄在斯塔齊浩繁的檔案中。1989年"柏林牆"倒坍後，前東德國家安全部部長埃裡希·米爾克指揮秘密警察們銷毀監視情報檔案。4500多萬張A4紙被撕成6億多個碎片，裝在16350個袋子裡，準備運到一個採石場焚燬。這時，民眾衝入了情報機構"斯塔西"的總部，大部分文件被保存下來。人們吃驚的發現，他們的私人空間被肆無忌憚地入侵，每個公民都可能成為假想的"敵對勢力"，這些告密者中，有好友、近鄰，甚至最親近的丈夫、妻子、父母、子女。每天都有歷史創疤在媒體上揭開，面對舊體制的黑暗與恐怖，人們先是震驚，然後陷入精神崩潰，大量家庭因之解體，還有人因無法面對被自己出賣的親人而自殺，社會瀕於休克狀態。

在我們中國，告密文化也源遠流長。中國幾千年靠宮廷陰謀政治統治時期不僅從來就少不了告密者，而且給了這類人最大的鼓勵和用武之地。早在西周，就有周歷王為壓制人民的不滿而聘巫師用所謂"神術"對人民進行偵察和刺探，發現有誰批評他便立即處死。武則天時期開始大規模使用告密人，併發明瞭"銅匭投書"，號召和鼓勵告密，使告密具有了准制度形式。明朝初年，朱元璋就為了朱姓江山的穩固而設"檢校"，利用這類機構去察聽官吏言行甚至生活瑣事，並密報他本人。"檢校"是明代龐大的特務機構的前身。後來朱元璋又設錦衣衛。朱棣在位時又從太監中物色親信，設置了由宦官組成的東廠。東廠既偵察監視官民，還把錦衣衛也納入偵察監視範圍。錦衣衛和東廠合稱廠衛，它們作為特務機構而橫行於整個明代，其淫威之大，令官民談廠衛而色變。

到20世紀，因為革命的輸入，告密文化又有了新的包裝，很多地方都"以革命的名義"，開展"殘酷鬥爭，無情打擊"，並迅速實現了本土化。50年代推廣到全中國以後，不斷鼓勵告密和背叛，發展到"文化大革命"年代更是登峰造極，不僅革命"觸及靈魂深處"，而且文鬥武鬥並舉，令全國陷入"紅色恐怖"的活地獄。這也就是黃苗子、馮亦代告密案產生的背景。

很顯然，要消除告密文化，釜底抽薪的辦法就是徹底鏟除告密文化的土壤--集權制。清人歐陽兆熊在《水窗春囈》中記載的這樣一個故事：清同治年間，兩江總督曾國藩曾駐紮徽州。當時，他正在與太平軍苦苦週旋，為了贏得民心籌集糧草，亟欲整頓地方政務。在諸多措施中，有一條是鼓勵告密。為此，他還特地設了一個銅櫃做舉報箱：凡是陳言地方弊端指控官員不法之事的帖子，都可以不必署名地投入箱中。此櫃一設，大家紛紛往裡扔無名帖子，充分享受這來之不易的言論自由。一時間，揭發告秘之風大起。大家都被櫃子裡那些這不署名的大字報弄得人人自危--都不知道這帖子什麼時候就貼到自己頭上了。於是一班縉紳紛紛來到城中一素有善謀之名的訟師家裡尋求對策。訟師胸有成竹告訴大家："不出三日，此櫃必廢！"大家姑妄聽之並不相信。到第二天，曾國藩果然下令撤除銅櫃--原來，這訟師當天就充分享受這誰都可以揭發而又可以不署名的"民主"：寫了十幾篇揭發曾國藩貪污腐敗的帖子投在裡邊。曾國藩看了，氣得險的沒有去跳黃浦江--想追查又找不到主兒，當然只好撤箱了事。曾國藩的告密舉措所以半途而廢，就是因為他"只許告別人，不許告老子"的"集權制"被打破，所以，只好把告密舉措終止。

除了破除集權，真正讓所有人享有同樣權力而外，消除告密，還相應制度。公平、公開、公正的制度有利於減少告密者。公開減少了秘密，也就減少了告密者。公平和公正減少了人們的失衡心理，這也有利於減少告密者。因為在公平和公正的制度前提下，一方面，大多數告密會成為多餘，因為許多問題都得到了較好和妥善解決；另一方面，既使產生告密，可能大多數隻是一些不懷好意的告密，這種情況會增加告密者的心理負擔，這對告密者就是一種約束。另外，還應當加強提高全民素質，人文精神是告密者的內在約束。人性、誠信和理性的人文精神有利於減少告密者。相反，一個缺少人性、誠信和理性的民族告密者就會盛行。告密是人性的一種陰暗性的表現，實質是人性的一種扭曲。而講人性的人文精神對告密就是一種抑製作用。另外，告密本質也是一種不誠信行為。當面一套，背後一套；人前是人，人後是鬼。但若大家都講誠信，個人告密也就沒有了必要。所以，誠信對告密也有一種抑製作用。另外，理性精神要求"真"和求"真"，而從長遠看，"真"和求"真"都不利於告密者。因為若大家都"真"和求"真"，告密也就沒有了必要和用武之地。

在我們今天，破除告密的兩大利器是：法治社會與言論自由。因為是依法治國，所以問題都可以在法律平台上得到公正解決，告密方式也就失去了它存在的必要--既然天大的問題都可以在法律平台上得以解決，還需要什麼告密來添亂？而有了言論自由，則人們的所有意見都可以在陽光下自由表達，又何須乎躲在人背後費心勞力搞什麼告密呢？

總之，如果真正使我們執政黨做到"偉大、光榮、正確"--偉大，所以無所不包，用不著告密；光榮，所以棄絕背後告密的小動作，不會給告密者容身之地；正確，所以能理性判斷事物真相，不需要告密者指點迷津--告密文化就會壽終正寢，一個真正和諧的社會才會到來。

(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立場和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