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代對先秦典籍的全面改造

孔子刪《詩》、《書》，作《易傳》，著《春秋》，被認為是"對經典創造性的改造和詮釋"。後世一般所說的先秦經典即所謂"五經"、"六經"，就是指孔子改造過的。但是此後經歷了戰國的"百家爭鳴"、秦代的"焚書"等重要歷史事件，孔子時代及其以後的所有先秦典籍（包括"五經"以及"諸子"和其他典籍），到了漢代是如何保留下來，又是如何流傳下去的？這是一個不可忽視的問題。當時以口耳相傳為主，所傳之內容必有各種情況的走樣，如晁錯從伏生受《尚書》，因聽不懂話，就有十分之二三是"以其意屬讀"的（見《史記•晁錯列傳》），再加上傳授者有意無意的曲解和疏忽，結果必失其真。《詩經》在漢初的情形也是如此，"漢興，魯申公為《詩》訓故，而齊轅固生、燕韓生，皆為之傳。或取《春秋》，採雜說，咸非其本意。與不得已，魯最為近之。三家皆列於學官。又有毛公之學，自謂子夏所傳，而河間獻王好之，未得立。"（《漢書•藝文志》）在漢初，這四家詩除開訓故、傳解不同之外，經文本子是否相同，也是值得討論的問題，而阜陽雙古堆出土的西漢早期的竹簡中就有100多支《詩經》簡，據研究，既與世傳的《毛詩》不同，也與三家《詩》有異，不僅有許多異文，甚至編次也是不同的。（參見《文物》1984年第八期）。除《詩經》外，漢代其他各經的傳授也有各種不盡相同的情況，例如《易經》，馬王堆帛書中有《周易》，雙古堆又有《周易》竹簡，它們與傳世本不同是肯定的，究竟是怎樣的不同，並未完全弄清楚。但可以證明，漢初的或者說先秦的《周易》，有過與後來不同的本子。其他，《禮》、《樂》之類更不消說，後世只能看到漢人編次、傳記的一些東西，先秦原籍只有等待出土了。總之，所有經典在傳授過程中，必失其真，失去孔子所編的原貌之真，漢代對其進行過不同程度的改造。

另一大類典籍就是先秦"諸子",現在最明顯的就是《老子》一書,1972年長沙馬王堆出土的帛書本《老子》且有大同小異的甲、乙兩種本子,與後世流傳的《老子》頗不相同,使人們大開眼界,為《老子》研究開闢了新天地。沒有想到1993年湖北荊門出土的郭店竹簡中,又發現了更為不同的《老子》版本。這裡我們要說的是，以上情況說明《老子》文本不僅從戰國到漢初有很大變化，而且在漢代也有不少變化。如果說漢初兩個帛書本也是漢人的作品，那是漢代對《老子》的第一次改造，後來嚴遵的《老子注》、《河上公老子章句》，那就是第二次、第三次了，還有我們現在無法看到的鄰氏、傅氏、徐氏和劉向的傳說，所有這些，應該說在一定程度上都是創造性的改造和詮釋，例子俯拾即是，不妨試舉一二：後世流傳本的《老子》第一章，在帛書中原在"德經"之後，這個大的改變應有其深義，再就是一連去掉了七八個"也"字。更重要的是詮釋，例如釋"有名萬物之母"，嚴遵《老子指歸》釋為："有名者之為化也，遵道德、貴神明，師太和，則天地，故為萬物母。"而《河上公章句》釋為："有名謂天地，天地有形位，陰陽有柔剛，是其有名也。萬物母者，天地含氣生萬物，長大成熟，如母之養子。"這些文字和思想，雖然在漢代其他著作中也可以看到，但這裡作為《老子》注文，不能不說是對《老子》的創造性詮釋。

其他子書被改造的脈絡難得有《老子》一書這樣明顯。但近幾十年新出土的簡帛資料，足夠我們說明問題了，《文子》、《莊子》，《鶡冠子》、《尉繚子》、吳、齊兩《孫子》，乃至《墨子》、《鬼谷子》等等，都有多少不同的文字，可供研究參考。可以武斷地說一句，都不會與傳世本相同，都能夠說明漢人對它們的改造。總之，不同的人以及不同的派別，在傳授"六藝"、"諸子"的過程中，肯定有各種各樣的改造和詮釋，如果我們發現有些記載和新出土資料有不同之處，那正是典籍被改造的證明。

關於改造典籍的事實，我們還可以從另一個十分明顯的方面予以說明，那就是眾所周知的西漢末年的劉向校書，此次校書是一次大的圖書整理，學術界已經注意，但深入探討還不夠。這次圖書大整理的情況，此處暫不詳說，只想說明一點，它也是一次對先秦典籍的大改造。劉向每校一書之後，"輒條其篇目，撮其旨意，錄而奏之。"（《漢書•藝文志》）從留存的幾篇《書錄》看，其對先秦典籍的改造，包括內容選擇、重新編目以及文字校定等多方面，現舉《晏子敘錄》一例如下：

"凡中外書三十篇，為八百三十八章，除復重二十二篇六百三十八章，定著八篇二百一十五章。外書無有三十六章，中書無有七十一章，中外皆有以相定。中書以夭為芳，又為備，先為牛，章為長，如此類者多，謹頗略椾，皆已定，以殺青，書可繕寫……

"晏子蓋短，其書六篇，皆忠諫其君，文章可觀，義理可法，皆合六經之義。又有復重，文辭頗異，不敢遺失，復列以為一篇。又有頗不合經術，似非晏子之言，疑後世辨士所為者，故亦不敢失，復以為一篇，凡八篇。其六篇可常置旁御觀。謹第錄。"（嚴可均校輯《全漢文》）

這裡引文稍長，但很說明問題，劉向等在整理時，除了重新編次篇目、校定文字之外，對內容的選擇，更能表明其改造之功：一方面態度似乎很"客觀"，感覺到"似非晏子之言"的篇章也"不敢遺失"，予以收錄編入（這又使後人能看到一些劉向當時所看到的流傳篇章）；另一方面"主觀"意識又相當強，注重"忠諫"君、法"義理"、"合六經之義"等等，凸現出"獨尊儒術"之後的儒家觀念。關於後者，其他"書錄"中都有明顯的表示，如對非儒家典籍的《管子》、《列子》也說他們"曉合經義"、"合於六經"之處。如果我們要談"改造"、談"創造性（一般意義上的）改造"，當然與改造者的"主觀意識"是分不開的。

劉向等人有組織、有計畫的校書，是對先秦典籍一次大規模的、全面的改造，並且是完成了的。最後劉歆"總群書而奏其《七略》"，就是完成後的總結。《七略》後來遺佚了，《漢書•藝文志》"刪其要，以備篇籍"，使我們能知道當時的大概情況，《藝文志》中著錄52家儒家諸子，有31家是先秦的；著錄37家道家諸子，有29家是先秦的。這些應該都是經過劉向等人改造過的，只是到班固時又大多亡佚了。當然，亡佚是就班固當時的國家藏書而言，就他個人所見而言，並非從社會上完全消失，後世有人引用、有人輯佚，又可以恢復某些典籍的部分內容。而現代出土資料，如馬王堆帛書中有可以被稱《黃帝四經》的內容，郭店竹簡中有一些儒家和道家思想的內容，均可以從另一角度證明班固記錄屬實，劉向等人整理過的可能（確有過那些書）。從數量看，劉向等人對先秦典籍的改造，也可以說是"全面的"。

有組織、有計畫的全面改造，除了劉向校書之外，還有許多。在漢代，校書是經常的事，設有"校書郎"之類的專門官職，建有"東觀"、"蘭臺"之類的專門機構。另外，又有一系列官方會議（石渠閣會議、白虎觀會議等等），討論"五經異同"，從不同的角度整理、詮釋經典，一直到石經的刊刻。所有這些，都必然對典籍的改造產生影響。

以上簡要地從民間和官方兩個方面分別說明瞭漢代對先秦典籍的全面改造，說"全面"可以從兩方面理解：一是改造典籍的數量較多，後世流傳的、能夠知道的先秦典籍，幾乎都在其中；二是對每一種典籍整個面貌都有不同程度的改變。至於其改造是否可以說是"創造性"的，也許會像評價孔子刪《詩》、《書》一樣，其是非功過那就見仁見智了。

關於本文這個話題，最後還想談以下幾點看法：

第一，先秦典籍的形成本身就是動態的，一種典籍最原始的面貌是什麼樣子？何時何人編成？六藝情況如何？漢代人都不十分清楚，他們也無法看到一部完整的典籍，而禮、樂方面的散佚更為嚴重。例如記載說有人向河間獻王獻《周官》，加上補一個《考工記》因而有《周官經》六篇，也只是河間獻王編的，並不一定是先秦原貌。諸子更是如此，如劉向"書錄"所反映出來的，這裡有幾篇，那裡有幾篇，都是單篇分散流傳的，實難清理出一個完整的原貌來，郭店竹簡《老子》的情況，或可提出一種看待問題的思路。

第二，漢人對先秦典籍改造時，必然打上漢人的時代烙印，也就是打上漢人的思想烙印。哲學界的朋友在討論哲學與哲學史時，提到經學家與經學史家不同，說經學家有自我，經學史家沒有自我（其實也不盡然）。有自我就是"六經"為我所用，體現自我。因而改造和詮釋是有漢人的"我"在其中的，這是不可避免的，也是必然的。而且，如果不是如此，那可以說就沒有學術文化的發展，改造的"創造性"應該就在這當中了。

第三，漢代的先秦典籍沒有也不可能脫離先秦的基礎，但又確實有很大變化，而且不斷變化（《莊子》文本在魏晉的繼續變化就是明顯的一例）。漢代生成的文本及漢人對它的詮釋，既是我們瞭解先秦文化、社會的基本材料，也是我們研究中國傳統文化源頭的主要依據。

最後，與此相關，我們在討論"疑古"等問題時，注意到漢人改造先秦典籍這一情況，可以重新認識很多問題，這是有方法論意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