華途：延安腐敗與西安腐敗

胡錦濤日前在一次內部座談會談話中有一段疑似怪論但詭意很深的表白：「對於那些留黨察看的下臺幹部，只要他們對黨忠心耿耿，就是黨性強，就仍舊屬於無產階級先鋒隊，不管他們佔有多少財富，他們仍舊是黨的財富，就要重新使用他們。對於在反腐敗鬥爭中下臺的同志，要分清是延安還是西安，只要他們還忠於黨，就是發生在延安的腐敗，革命隊伍中的腐敗，而不是西安反革命隊伍中的腐敗，就要留出路，為他們創造條件，爭取盡早重新使用」。

何以說是怪論？既然因貪腐被查被判，那就是罪犯，人民的敵人，豈可憑你胡言亂語一句話正在牢獄中的犯人立馬恢復了名譽和公職，仍舊是「同志」、「幹部」、「先鋒隊」，他們究竟算什麼人，是人乎？是鬼乎？此怪之一也。

何以說是怪論？他們既然都是經過組織審查被下臺、經過正式法律程序被治罪的貪官，豈可拿你親自批准的黨紀國法當兒戲，說抓就抓，說判就判，說放就放，三令五申從嚴治黨的嚴肅性何在，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法律權威何在，究竟在你的治下是你大還是法大？制定了多如牛毛的「八不准」、「五嚴禁」和一部接一部的法律法規還管不管用？執不執行？難道這就是你口口聲聲要建成的法制國家？此怪論之二也。

何以說是怪論？貪污就是貪污，腐敗就是腐敗，無論是在延安犯此罪還是西安犯此罪，無論是在中國犯此罪還是在外國犯此罪，無論在古代犯此罪還是當代犯此罪，其犯罪性質是一樣的，只有根據當時當地當國而制定的量刑標準的差別，哪有什麼延安、西安之分？哪有什麼革命與反革命之別？哪有什麼延安腐敗和西安腐敗這一說？你堂堂胡主席原來只有這等製造謬論怪談的治國本事，若照旨而行流傳下去豈不笑掉大牙而遺臭萬年。此怪論之三也。

讀者諸公，評論胡氏怪論是為了說明怪論不怪，故筆者在頭一句話中稱疑似怪論，問題就在這個「疑」字上，疑字才是胡氏要表明的內心世界和本質意圖，所以說是詭意很深的表白。筆者相信胡氏在講這番話之前一定是有眾多智囊人物共同深思熟慮而成稿的，但為說清真正的用意，明知是「胡說」，不得己而「胡說」。甚是疑難。

疑難一，現在國內局勢眾判親離，民怨四起，動盪不安，黨的領導巳到了難以統一，難以控制，難以為繼的亡黨之地步，而隨著反腐的深挖擴面，己由前幾年揭露的單個人腐敗發展到團夥性質的「窩案」腐敗，由中下層「蘿蔔頭」腐敗上升到省、部級以上直至政局成員的腐敗，由幾千、幾萬、幾十萬、幾百萬「錢進」到幾千萬、幾十個億的腐敗，如照此下去如何得了，最後全國的黨組織十之有九都是鐵證如山的貪腐組織，最後包括敬愛的「笑貧」同志、前任老大「賊民」同志以及我本人「胡鬧」都成了腐敗的第二代、第三代和第四代？看來這平民憤做樣子的反腐鬥爭得壓壓調子降降溫，不能再這樣胡鬧了。但想是這樣想，話卻不能這樣說，須像前輩那樣換湯不換藥的說，用延安與西安、革命腐敗與反革命腐敗下旨，對黨的指示早己入頭入腦的大臣小吏人等一定心領神會，將反腐既堅定不移又靈活應變的進行到底。疑難之一解也。

疑難二，反腐反下去的是貪官，其實他們個個是黨的得力干將，是精英，是功臣。拿公安部部長助理鄭少東來說，曾組織指揮「東星輪」千萬港元大劫案、張子強特大暴力團夥案等重大刑事案件，屢屢為黨立功，是獲得一等功的功臣，優秀共產黨員。還有那個「打黑英雄」文強，不也是戰功赫赫而名噪全國的嗎。就是原政治局委員、上海市委書記陳良宇，雖說犯罪事實巨大，震驚朝野，但他抓上海的工作成績卻是不可否認的，中央對他是有定論的，原中組部常務副部長代表中央在上海市委常委會議上公開宣布過：「陳良宇同志主持上海市委市政府工作以來，上海的工作在原有基礎上又有了新的進展，這些成績的取得與陳良宇同志的辛勤工作是分不開的，中央認為陳良宇同志擔負上海的工作是合適的、勝任的」。以上這些好同志不就是貪了幾個財，玩了幾個女人嘛。最近看了「郴州窩案」一百一十多名幹部受處理判刑，其中貪腐三千萬的市委書記李大倫願意接受組織和法律的任何處理，唯一的要求是懇求組織保留他的黨籍，這是對黨多堅定的分子啊！所以對這批人不管名聲多臭，貪財幾何，只要心中有黨，不忘黨恩，就一律留出路，給政策，重新啟用，讓他們為黨將功補過，再立新功。最近將死刑的大貪官一律改死緩，就是基於這樣一個考慮。試想，如果反腐將一批又一批黨的功臣統統打進十八層地獄，恐怕閻王爺那裡也收留不下，再說誰會死心塌地為黨賣命。如果把這批人爭取回來，我們的隊伍就會更加鞏固和壯大，能量不會削弱只會更大。所以這是基於要創建中華世紀，統一全世界，實現社會主義全球化的宏偉事業的戰略需要，而非今日風明天雨，政策多變。疑難之二解也。

疑難三，國內的敵我友出現了新的變化，黨和人民的關係出現了新的變化，原來的領導階級一一工人階級巳經從思想到經濟地位都無法充當 「領導」的角色，原來的可靠同盟軍一一佔人口大多數的農民隨著「農民工」這一新型階層的迅速崛起也已經難以「同盟」，原來一直被批被貶的知識份子階層成為國家科學發展的中堅力量，原來一直作為打擊對象和敵人的地主、富農、資本家，現在叫中產階級或稱富人階層，成為國家實物型經濟發展的支柱力量。這些天翻地覆的變化，向我們黨提出了一個困惑的問題，即在新的形勢下，我們究竟依靠誰？團結誰？統戰誰？打擊誰？對國內有此四惑，對國外也有此四惑，這是需要以變應變急需明確和解決的。這個問題從理論和實踐都解決了，我們提出的科學發展也好，和諧社會也好，以民為本也好，維護穩定也好，反腐倡廉也好，也就統統迎刃而解了。但無論怎麼弄，有一個最根本一點最根本的關係，全黨上下都要頭腦清醒，堅志不移，即黨始終是第一位，人民是第二位，黨始終要擺在人民的前面，過去老講工人階級先鋒隊改為無產階級先鋒隊，過去講人民的利益高於一切的口號不能再提，當然也不喊黨的利益高於一切的口號，只能在實際工作中體現出來。疑難之三解也。

到此為止，就此擱筆，延安與西安的東西南北方向摸清了麼。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觀點和陳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