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導演獨立拍攝《我雖死去》紀念文革冤魂（圖）

2010-03-17 09:34

2006年，中國獨立記錄片導演胡傑拍攝完成記錄片《我雖死去》。該片追訪文革時期，北京第一個公開被打死的教育工作者--前北京師範大學附屬女子中學副校長卞仲耘的故事。維也納大學東亞研究所的漢學教授魏格林（Susanne Weigelin-Schwiedrzik）將這部記錄片翻譯成漢語並於去年10月將這部電影在德語市場發行推廣。魏格林教授在接受德國之聲記者採訪時表示，這是第一部從文革中受害者，死難者角度拍攝製作的記錄片。

德國之聲：胡傑的記錄片《我雖死去》在2006年已經完成製作。這部電影的德語版是在2009年10月完成的。您是怎麼想到把這部記錄片翻譯成德語介紹給德語地區的觀眾的呢？

魏格林（Susanne Weigelin-Schwiedrzik）：我其實上從2005年開始研究中國人現在如何回顧文化大革命的經歷。也就是2005年開始我採訪了很多人，看了很多相關的出版物。我一直在研究，在中國現有的政治情況下，中國人怎樣面對文革這一事實。在這一研究領域我比較出名，所以就有人向我建議，把胡傑的電影翻譯成德文在德語地區推廣。

德國之聲：《我雖死去》是第一部被翻譯成德語的有關文革題材的中國電影嗎？

魏格林：可以這樣說。但是還有一部電影也是關於文革題材的，但是只有英文版本。這就是電影《Morning Sun》(《八九點鐘的太陽》， http://www.morningsun.org/film/) 。我們的電影和《Morning Sun》在內容上有所區別，但也是聯繫在一起的。因為《Morning Sun》主要以紅衛兵的觀點解釋為什麼當時這麼多年輕人參加文革。而有關卞仲耘的電影（《我雖死去》）是集中講紅衛兵運動下犧牲者的情況。

德國之聲：您自己怎樣評價胡傑的這部作品《我雖死去》？

魏格林：我覺得這部電影是非常重要的一部電影。因為根據我研究的結果，雖然很多人認為現在在中國沒法談論有關文革的事情，但是實際上文革對一部分中國人來說是很重要的歷史問題。可是現在在中國討論文革往往是討論當年紅衛兵是怎樣被拖進文革的，主要是來解釋當時為什麼有這麼多人參加文化大革命。這個問題確實應該講清楚也確實應該進行研究。但是從另一方面講，我們也十分清楚，在文革這場政治運動中有大量的人遭到迫害，我們也應該從受害者的角度出發來理解文化大革命的前前後後。

魏格林非常關注中國話題

德國之聲：您覺得《我雖死去》這部記錄片有什麼缺憾嗎？

魏格林：我覺得首先應該說，胡傑是膽子很大的一個人。他一直在考慮，1949年以來中國走社會主義的道路到底碰了什麼樣的釘子，碰到什麼樣的問題和困難，應該吸取什麼樣的經驗，這是他一直很關心的問題。從這點來說，如果我們去批評他也沒有多大意義。當然一部電影也可以做得更好。但他在現有的條件下，他所完成的最重要的任務在於把受害者的聲音大聲講出來。

德國之聲：在《我雖死去》之前胡傑還拍攝過記錄片《尋找林昭的靈魂》。這些都是追尋歷史印跡的影片。這一類型的中國電影和西方國家拍攝的有關二戰內容的記錄片有什麼樣的區別？

魏格林：當然胡傑現在只能一部一部地去回顧中國1949年以來各種各樣的歷史事件。現在在歐洲能夠看到很多有關二戰題材的影片，可是在中國有關文革的影片特別少。所以從這一點來說也應該承認，現在在中國還沒有到了一個能夠普遍公開討論文革問題的程度。所以胡傑只能在有限的條件下拍這方面的電影。比如從一些技術方面的處理就能看出來，他是在非常不利的條件下拍這部電影的。跟我們現在在歐洲能夠看到的有關二戰題材的電影相比，那當然是沒法比的。另外歐洲對二戰的討論也已經有相當長的歷史，而且是從各個角度展開討論。因此從不同角度理解二戰的電影數量非常多，但是在中國還沒有到這個地步。從這個角度說，胡傑的這部電影也無法和歐洲的二戰記錄片進行對比。

德國之聲：您覺得把這部電影翻譯成德語在德語地區發行放映的意義在什麼地方？

魏格林：當然這是一個很難回答的問題。我們每次公映的時候發現來的觀眾數量也不少。每個人都特別感動。他們說有關文革的書籍資料電影看得也不少，但是從來沒有一個片子像這個片子讓他們這麼感動。這是因為在這個片子裡第一次接觸到個體的命運。有關文革的電影特別是有關中國60年來歷史的電影，文革只是其中的一段，每一次都提到毛澤東、四人幫在文革中起的作用，劉少奇為什麼被打倒。一般德語地區的知識份子把文革理解為精英知識份子間的激烈的政治鬥爭。但是在這個電影裡他們第一次接觸到文革不僅是領導層內部的激烈的鬥爭，而且涉及到最一般人的命運。他們覺得看了這個電影才能瞭解到普通人的遭遇，和以前看過的電影完全不一樣。另外還有一部分觀眾在上個世紀60年代特別的活躍。這些人或多或少和文革有所接觸。很多人當時傾向於中國共產黨，覺得文革是很了不起的事情。這部分人現在如果能看到我們的電影。有些人覺得這部電影不對，過分強調了受害者的觀點。但也有一部分人覺得當時他們崇拜毛和文革的態度是不對的。所以他們通過這部電影反省自己當時持有的一些觀點。

重現當年一幕

德國之聲：中國官方現在對文革這段歷史已經蓋棺定論，現在採取的態度是不觸碰這段歷史。那麼這種態度會不會造成中國人集體失憶？特別是年輕一代完全不瞭解文革歷史的真相？

魏格林：我覺得集體失憶確實是一個比較嚴重的問題。你們可能發現了，如果中國發生一個什麼事情，很快就會有人聯想到文革。但是年輕一代由於歷史教科書中對文革提到得很少，所以年輕人在一般情況下對文革什麼都不知道。這構成兩種後果，一個是他們因為不知道也就不在乎文革，另一個傾向是一些年輕人根本不瞭解文革，所以現在把文革重新理想化了。把文革描述成非常有意思非常好，能夠解決中國很多問題的一次群眾運動。甚至有些人說中國歷來沒有民主，但是文革中民主達到非常高的層次。因為很多人根本不知道在文革發生了什麼，現在用想像力構造一種非常理想的跟現在社會問題非常對立的一種想法。他們的文革和我們在60 年代頭腦中的形象。

德國之聲：如果後一種結果出現了，豈不是很危險嗎？

魏格林：是這樣的。你發現現在在中國和一些年紀大一些的知識份子談談如何面對文革歷史的問題，就發現，他們都很著急。他們害怕如果中國社會矛盾越來越激烈，那麼有沒有可能年輕一代重新起來按照60年代文革的形式把自己的不滿表現出來。受害者的觀點在中國歷來無法講出來。因為81年中共十一屆六中全會審議通過了《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確定了對文革的評價。在這個評價中沒有涉及到受害者的問題。所以受害者觀點一直無法在公開場合講出來。

德國之聲：這一類電影的數量是有限的，那麼對於揭開歷史真相，尤其是讓年輕一代瞭解歷史真相不是一種杯水車薪的做法嗎？

魏格林：在這樣一個情況下，數量問題雖然從實際意義上來講很重要，但是在中國的具體條件下大量製作這樣的電影是不可能的。但是，如果我們從小的數量開始，在中國社會很多人當中開始討論文革的定義，如果不這樣做，永遠無法在整個社會有關文革開展比較廣泛的討論。

德國之聲：在記錄片《我雖死去》當中有這樣一個鏡頭。王晶堯給胡傑展示妻子卞仲耘的遺物。胡傑問他，您以後是打算把這些物品都捐給文革紀念館嗎？王老先生十分肯定地回答。

魏格林：我聽說現在在中國已經有兩個省份都建有文革博物館，一個在四川一個在廣東。但是這兩個博物館有一個問題。現在很多人在回顧文革時並不是從否定文革的態度出發，並且盡量想拋開文革所引發的社會和政治問題，只是從當年他們作為年輕人可以到處跑可以做他們想做的事這些角度回憶文革。所以在這些博物館也是或多或少把文革作為一代人的共同回憶表現出來。另一方面，文革不是一個小孩做遊戲的事，而是重要的社會政治事件。這部分內容現在非常難表現出來。毛澤東在發動文革的問題上究竟起一個什麼作用，究竟怎樣對他進行評價，雖然在81年這份《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文件中提到了，但是很具體地如何解釋他當時所起的作用，在中國到現在為止還沒有人敢於公開講出來。所以這樣的博物館很奇怪。一方面你覺得40年前的中國是非常有意思而且很奇怪的一個國家，另一方面他們又告訴你當時很多人變成受害者。這兩方面怎樣聯繫在一起，通過這些博物館得不到回答。不過這兩個博物館的存在又說明，好想中國社會有這樣的需要，社會力量也可以克服中共的禁區建立這樣的博物館。我相信，以後中國會有更多的文革博物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