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在紐約一個大學生的藝術展上，看到一件回顧性的抽象作品〈二十世紀大屠殺〉，引起我注意的是其附件，一份統計表，記錄了四十三次大屠殺主使人及死亡人數。毛澤東排名第一，殺人數量四千九百萬，說明是"死於大躍進與文革"。我問一位女學生，資料從何而來？她不知其詳，只說是美國學者研究的數字。
如附表所示，殺人記錄前三名：毛、斯大林和希特勒，是公認的二十世紀三大暴君，他們的殺人記錄都數以"千萬"計。這項統計還包括三名美國總統：杜魯門原子彈炸日本，死了五十萬人，尼克松越戰有七萬越南人死亡，約翰遜繼續在越戰中令三萬越南人死亡。可見這是一份美國自由派學者的統計。四十三項屠殺，總計死人一億零二十萬。中國人佔百分之四十九。
這份統計的準確度，當然是大有爭議的。不過，從大的架構來看，還是可以反映二十世紀人類在專制獨裁和戰爭中遭受的犧牲，而死於極權主義的人，大大超過戰爭中的死者，佔七成九，近八千萬人。
1949年12月毛澤東赴蘇為斯大林70歲祝壽，在莫斯科大劇院觀看表演。前排左起：毛、烏布利希（德共領袖）、斯大林、赫魯曉夫(蘇共政治局委員、莫斯科市委第一書記)。
殺人記錄是保密中的密中之密
中國人究竟在二十世紀死了多少？中國的學者專家至今仍是交白卷。美國軍方有歷次大型戰爭的死亡人數公布，精確到個位數（如越戰五八二○九人，韓戰三六五七四人），可是我們連國共內戰，雙方軍人死亡的概數也拿不出來，更不用說平民；抗日戰爭死亡人數，竟是"百萬"還是"千萬"也搞不清楚。
這些半個世紀以上的帳，不說也罷。
近五十年的非正常死亡，集中在毛統治時代。毛後，尤其近二十年，研究之風已經啟動，雖然，眾說紛紜，從建國的鎮反、土改到反右、大飢荒、文革，死於毛的獨裁政策者，估算有多有少，但中共體制內外，加上國外學者，各自的結論都在"千萬"這個數量級上。少者二三千萬，多者七八千萬。
可以鄭重指出，對毛時代的研究和批判，焦點越來越集中，一言以蔽之：毛究竟害死了多少中國人？張戎的暢銷書《毛澤東：鮮為人知的故事》開宗明義提出，毛害死了"七千萬"中國人。我不止一次解讀道，這本八百頁的書就是為了回答一個問題：毛怎樣成為獨裁者，七千萬人怎樣死去？有人說，這是主題先行，預設立場，所以只收集毛的負面材料。
好。即使如此，除了這"七千萬"，毛也干了許多好事。但這七千萬的帳，應不應該算？或者說這"七千萬"的負債，可不可以用他的進帳加以抵銷？從西方的前毛派學者到臺灣的前反共專家，不必提北京的御用文人了，都是用這種會計法在為毛解脫──毛讓中國人站起來了，長江大橋修起來了，衛星上天了，甚至貪官、妓女都不見了......我在網上看到過懷念毛的數十條"不要忘記"。更多的研究者在著書撰文、開會演講，窮十年八年之功，論證毛的農業社會主義思想，評價毛的軍事韜略，乃至文采風流，但是絕無僅有的、無人問津的或敬而遠之的課題是，毛殺了多少人？
顯然，中共官方在日趨失控的傳媒與出版管制，甚至在它的官方保密制度中，已在走向一條最後的底線，那就是毛和共產黨究竟欠了中國老百姓多少血債？毛當然是天才，包括他破記錄的殺人天才，他對數理化沒有興趣，卻創造出一個簡明的殺人公式：按比例殺人。這是他發動不間斷的政治運動的基本策略，打擊（包括批鬥與關、管、殺）對象控制在百分之五之內，無論怎樣對待這微不足道的少數，"佔絕大多數的人民群眾都是站在我們一邊的"。
換言之，這百分之五化為灰燼，我亦立於不敗之地。不說這個比例往往超額（毛在說打原子仗和大躍進時準備死人的比例已達一半和三分之一），即使不超過，以百分之一計，十億人口就是一千萬。在毛治下無辜死去的幾千萬人，不錯，大約在他的控制數字之內。
毛也說過極有智慧的話，他說，人頭不是韭菜，割了可以長出來，可殺可不殺的不殺。他當然深知人命關天，殺人抵命這些傳統的天經地義。因此，我們看到：共產黨的殺人記錄，那是一切黨國機密中的密中之密，一切核心機密中的核心。甚至可以預言，這部分機密的壽命可能比共產黨的壽命還要長。其管理之嚴，可能總書記也不得調閱。相比之下，什麼路線之爭，左右是非，成敗得失，冤假錯案，全是無謂之事，都可以揭曉和擺平。
他們不會忘記當年裹脅民眾參軍打仗賣命的一招，是拿出幾個階級敵人謀財害命的故事，召開訴苦大會，高呼"血債要用血來還！"
中國藝術家痛惜在毛統治下犧牲的無數年輕的生命，創作的美術作品〈紅衛兵之墓〉。
毛殺人歷史的三個階段
概括地說，毛的殺人史，可分三個階段：
一是將殺人合理化。從革命的暴力論，宣揚暴力是新社會的接生婆，到粗俗的"你不殺他，他要殺你！""資本主義復辟就是千百萬人頭落地！"類似的宣傳，煽動殺人不可避免，成為"殺人放火、共產共妻"的依據。
二是將殺人合法化。這是奪取政權後的發展，制定各種嚴刑峻法，用毫無公正可言的司法形式，判處數以十萬、百萬計的反革命、歷史反革命、現行反革命死刑。前中共公安部長羅瑞卿一九五六年曾證實過這種司法的"慘無人道"。這對一個革命成功後在和平建設時期的國家而言，是不可寬恕的罪行。
三是殺人的神聖化。如果前兩階段在蘇聯都出現過，那麼這個殺人萬歲的階段，純屬毛的獨創──這就是毛晚年發動的文革。文革以那樣上億人的政治瘋狂，以階級鬥爭打倒 "封資修"為名，實行大規模的階級滅絕政策，令千百萬天真的青少年成為打手凶手，致人於死地而後快。造成無數人自殺、被打死、被折磨死，甚至發生道縣大屠殺那樣滅戶滅村令人髮指的事件。毛已經把殺人變成了全民性的狂歡，令一個文化悠久的民族變成一群嗜血的野獸。毛也在這場吃人的饗宴之後死去。
北京學者讚美毛的殺人政治學
當中華民族經過毛數十年血的蹂躪之後，毛的繼承者們驚於共產黨罪孽深重，他們給甦醒的國人以種種物質的賄賂，以期新的一代又一代忘卻那些血腥的往事，改寫歷史，作新時代的洗腦。同時禁制言論，沒有人敢於或有機會清算毛的罪惡。他們甚至也不敢再為革命暴力作理論上的闡述。
然而，最近一位大學教授蕭延中，百無聊賴，竟作起文章，還上電視講臺為毛的殺人歷史巧言辯護。搬出西方學者的什麼理論，給毛作心理分析。通觀他的那篇一萬四千字的〈試論毛澤東"革命犧牲"的政治學〉，透過晦澀玄奧的學術詞令，把毛號召人民作無私的犧牲，美化為"革命的永生"。本欄"一個觀眾"的文章已有清晰的剖析。蕭援引的那位研究"暴力與倖存者"的美國教授羅伯特·利夫頓，對中國革命與現實的瞭解，不過是蒐羅毛在一九四九年之前關於為革命不怕犧牲的若干講話，便煞有介事地構建學說，稱毛把死亡與犧牲內在聯結之後，對死亡的焦慮便"轉化成為深沉的動力，升華為崇高的道德"。毛"這位征服死亡的英雄已成為中國永世長存的象徵。"還說，毛的生涯不斷和死亡較量，"成功地改善了自己民族的境遇。"
蕭延中讚揚毛反覆說"共產黨員連死都不怕，難道還怕困難嗎？"是反映毛革命和辯證法的徹底性。他的結論是：毛成功地把對死亡的恐懼轉變為傲視死亡，而成為戰無不勝的全能的領路人。毛的生死辯證法，已使生物性死亡被"符號性死亡"所替代，革命犧牲已被陶冶結晶成具有神聖意義的政治學。他甚至斷言，毛這種政治學邏輯，在"一九四九年以後仍發揮著非同小可的持續功能。"
如果說，那些洋教授食中不化，還可作為笑料一粲，那麼，這位人民大學五十二歲的政治系副教授，就只有令人不齒。他應該去問問他的那些倖存的親友，"革命"名下的死者，是不是一堆神聖的符號，而不是鮮活的生靈？
在慾海中浮沉自甘腐蝕的今日中國士人，也許不必苛求他們。但必須指出在評毛論壇上，無論華洋與雅俗，根本分歧乃是價值觀的分歧。
究竟是人、人的生存、人的尊嚴高於一切，還是所謂革命、理想、國家高於一切？在認同前者的當代普世價值中，人權是高於一切的。然而，在共產黨的哲學中卻是顛倒的，在中國封建倫理的傳統中也是顛倒的。毛正是這兩種顛倒的集大成者。蕭延中和利夫頓只引用毛藉以取得政權之前的豪言壯語，為什麼不面對一九四九年後的大量死亡？
毛澤東頑固地反世界潮流而動
應該補充的正是，毛的大規模殺人是發生在國際共產運動開始作深刻的自我反省之後。這一點，具有特別的警示意義。
眾所周知，中共革命並取得大陸上的勝利，很大程度是以斯大林為首的蘇共援助扶植的結果。包括複製紅色恐怖暴力專政在內。但是，斯大林一九五三年逝世後，蘇共立即捲起修正潮，並在一九五六年的二十大公開揭露與批判斯大林，在一系列的政策與理論的突破中，最震撼人心的批判，就是斯大林的濫殺無辜。引起東西方一致的共鳴與憤慨。
蘇聯歷史學者、作家從國安資料中，驚人地發現，在一九三六至三九年的大清洗中，至少五十萬人被處決，莫斯科有時一天就槍斃上千人。在斯大林統治時期的被害人數，估計達一千五百萬；斯大林死時，仍有一千二百萬人關在勞改營。這種政治恐怖，大大超過歐洲歷史上的記錄，西班牙最殘酷的宗教裁判所，只燒死一萬人，法國革命雅各布賓專政，上斷頭臺的只有一萬七千人，而沙皇治下，十九世紀一百年處死政治犯也只有幾十人。斯大林殺掉的包括黨政軍的大量高幹，包括中央委員、元帥和數百名將校軍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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