谷歌事件中令我失望的知識份子

2010-03-27 22:36 作者:曲飛

谷歌敗退中國大陸，民間反應，哀悼者稱快者不一而足，官方反應則一如既往地整齊劃一：歡呼帝國主義經濟滲透文化侵略遭到可恥失敗，大有當年別了司徒雷登之勢，只是加了個「表示遺憾」之類的言辭，裝一裝深沉。這類言論中的民族、民粹主義泡沫忽略不計，單說持此論者看起來最清醒最言之成理的一條觀點：外國（跨國）企業不可在駐在國尋求超乎法律的特權。

這個觀點本身是絕對正確的，也是國際通例，比如前一段看足球，忘了是皇馬還是哪個隊，胸前的廣告是博彩公司的，結果到了另一個禁止博彩廣告的國家打客場，就得乖乖換上不帶廣告的球衣裸奔。同理，我國的法律禁止販毒、販賣人口，如果谷歌在中國挑戰這些法律，我也會抵制他們，如果有去他們門口抗議示威的，我也可能會參加（挑頭我肯定不會）。但是谷歌「挑戰」，或者說不能接受的是哪條法呢？是中國的網際網路審查制度（傳聞中的盜竊Gmail信箱事件未經證實，姑且不論）。

確切地說，既然是全國實施的制度，那麼谷歌連這條也應該遵守，但這話在不在理也應該由國家機器來說，知識份子隨聲附和之前，應該考慮清楚下列幾個問題。

第一，法律環境

我朝——請原諒我用這個戲謔的稱謂，但看看現在廟堂上憑血緣關係身居高位的門閥勢力，確乎有點王朝社會裏「高門無下品」的意思了——的法律環境是何等樣的呢？打江山時候的合法性問題就不提了，坐上江山之後60年不民選，只是單方面擅自宣稱代表這代表那，這種情況下打出來的法統是不是過了有效期，這裡也暫且不論，就說當下的法律執行環節的情況。

或者再簡短點，就說本世紀的，從孫志剛算起，黑磚窯、俯臥撐、「躲貓貓」、楊嘉、「石首」、毒奶粉、鄧玉姣、70碼、唐福珍、「喝開水」……這些年來這類權力機關涉嫌違法，或涉嫌包庇違法者的惡性事件，我這樣埋首故紙從不看社會新聞的都能隨手列舉出這麼多，這還是爆出來的，被壓下去的更不知凡幾，要全列出來恐怕得寫好幾個G。

至於不那麼惡性的，領導看個病要包醫院，看個電影要包場，壓個馬路都要封大街，違章停車被警察詢問，不掏駕照卻掏人大代表證……小民看不見的特權更不可勝數。像這樣憑藉公職對社會資源的非法佔有，其對法律和公眾的負面影響，要比1億個谷歌都嚴重。

所以，強調法律原則的，如果是官方身份，何不檢醒一下，以自己（此處自己一詞指其所在的利益集團）「逍遙法外」的一貫表現，要求別人「有法必依」時，憑什麼理直氣壯？如果是非官方的知識份子，何不看清楚，違法、枉法的最大毒瘤為誰？如果說谷歌違了法，那好，竊鉤者誅也就誅了，那麼竊國者呢？我們就任其諸侯？在貫徹法律、維護法律尊嚴方面，何不「讓領導先走」？

第二，法律的合法性

我沒受過法學訓練，也沒自學過相關知識，「法律的合法性」這個自創的提法，怕是要貽笑方家。

但我確實聽說過，《憲法》是我國的根本大法，在中國司法權所及的範圍內，不能有任何法律法規政策條例之類的東西，與《憲法》相牴觸。這樣的表述，根據我的理解，就是說，《憲法》上規定我可以做的，你不可阻止我做，否則就是你違法, 不管你是政府還是誰；這樣的表述，根據我三十年使用漢語的經驗，我想不出還有別的理解方法。

但現實是，權力者不但濫用干涉法律、超然於法律的特權，還濫用法律解釋權。行使《憲法》賦予的集會自由權，必會被說成非法集會；行使《憲法》賦予的遊行自由權，必會被說成非法遊行；行使《憲法》賦予的出版自由權，必會被告知「領導有‘不讓你出版的自由權’」（韓寒語），聽說，過一段行使《憲法》賦予的信訪權，也要被按非法信訪論處了。

沒辦法，「解釋權歸本店所有」，霸王條款都是跟這兒學的吧？

李敖來北京演講時說他研究過，中國的《憲法》是所有憲法中賦予公民權力最多的。但這些權力還都停留在紙面上。這麼搞，搞得《憲法》就像速食麵，我始終認為，在中國，方便麵是最能代表憲法精神的東西，方便麵包裝袋上，山珍海味，什麼都有，打開之後最多有點壓縮的肉屑菜末，方便麵與《憲法》的神似之處就在於此。

在行政干預面前，根本大法於是成為無用之物，根要適應枝幹。《憲法》在那些衍生於他的次級法面前抬不起頭，《憲法》很無奈，《憲法》說：「不要迷戀哥，哥只是傳說。」

回到谷歌這事，我們編《憲法》那會還沒網際網路也沒谷歌，後來幾次修憲，淨關注接班人問題、路線問題什麼的了，好像確實沒提到要給公民網路自由權。但是，似乎也沒禁止，而且，網路自由的意義在於傳播信息、表達思想以及共享資源，這在精神上與《憲法》賦予（但事實上沒有）的出版自由、言論自由是一致的，也是現在這個時代公民應當享有的權力。法律暫時沒給的權力，比如網路自由，我個人可以暫時先不要，但這個權力是早晚必須給公眾的，法律要盡快完善，盡快給，法律不能只為了方便權力者侵吞國有資產而修改。

所以，在谷歌事件中強調法律的知識份子沒錯，但如果只提其「違法」，那是沒把話說全，對思辨能力不足的受眾，是不負責任的。古時候的知識份子講究為生民請命，想來今人也該在這方面致力一二，比起給官家當「護法使者」，這應該更有價值。

第三，媒體、知識份子應當何以自處

我朝也天天說著要建設法治社會，但其實是天天想著法兒治社會。這點我們多有察覺，卻只能徒呼奈何，何故？

又說到了當年的雄文《別了司徒雷登》，裡面有一句話，大意是說，在美國有一類人是真正有力量的，那就是美國人民。大意，我沒查原文。

要不說毛主席就是明鑒萬里，在美國，有力量的確實是人民。但美國人民雖比中國人民高點壯點，也沒有三頭六臂，強大的國家機器面前，同樣是血肉之軀螻蟻之民，他們是如何有力量的呢？這其中的關竅毛主席藏下了沒說。

這固然是很深的問題，但簡要言之，可以說是因為美國（西方）的權力結構是多元化的，也是相對透明的（沒有絕對透明）。實現這些，制度方面靠的除了三權分立，還有被稱為「第四權」的媒體監督。

昔吾朝之肇造也，有儒人黃炎培等謁太祖於潛邸，問道曰：「一國家一政黨其興也勃焉，其亡也忽焉，我朝何以跳出王朝興替輪迴？」答曰：「讓人民監督政府」。

人民又如何能監督紅牆白宮壁壘森嚴的政府？他老人家沒說，也難怪，貓教老虎，確需留一手。但這秘訣說穿了也沒什麼，正是自由的媒體，讓「人民監督政府」成為現實可能，是媒體把權力者裸承在公眾面前。

我朝的知識份子，尤其是媒體圈的知識份子，我覺得希羅多德《歷史》裡說愛奧尼亞人的一段話簡直可以作為寫照，「如果把他們看作自由人，他們就是世界上最懦弱的人；如果把他們看作奴隸，他們就是世界上最馴順的奴隸」。包括我在內，每當司禮監的上諭頒發下來，我就深深體味到希翁透過兩千多年時空投來的鄙夷。

我朝媒體人的失位，使得權力可以不受監督地自行其是，貽害包括媒體人自己在內的社會公眾，這是媒體人的失職。

谷歌是企業，不是聖人，其逐利屬性是第一位，這毫無疑問，其退出或許主要也是從商業層面考慮，但作為網路媒體，在承擔媒體應有的社會責任這一方面，谷歌足堪令國內同儕汗顏。有些時候，谷歌對我們家醜外揚，我也不免民族主義虛火上撞，但仔細想想，正是我們國內媒體人的不爭氣，才造就了谷歌的鶴立雞群，也正是行之有效的媒體監督，才能保證家醜不會一幢一幢地冒將出來，所以，不是谷歌爆出的東西太多，而是像谷歌這樣能夠爆出東西的媒體太少。如果國內的同類網站能有谷歌的水準（不說技術上的），那谷歌他愛走就走，鬼才當回事。

(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立場和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