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清漣：從汶川到玉樹 中國政府行為的變與不變

4月14日上午7時發生的青海玉樹地震，幾乎是兩年前四川汶川地震的災難複製，提前喚醒了中國人對那場災難的悲痛記憶。但是，比地震更讓人心痛的卻是在應對這類突發性災害時，政府行為依然那樣不可理喻。

除了救災，中國政府最先想到的還有什麼？

與兩年前一樣，這次強震來臨之前，震區居民沒有得到任何預報。當地震發生後，當局在發出抗震救災的動員令的同時，還發出了另一道內部指令，即如何控制輿論。據多方消息，中宣部在地震發生的當天就向中國各主要傳媒下達了內部命令，要求突出報導黨政官員關心與慰問災區的消息，禁止報導任何有關青海大地震的負面資訊。所謂「負面資訊」包括批評政府救援物資遲到、因學校校舍倒塌導致兒童與學生死亡等消息。此外，中宣部還禁止除青海省以外的地方媒體記者進入災區報導地震，已經去災區的記者要全部召回。

更讓國人鬱憤難平的是：這次青海玉樹地震還是處於有專家預測卻無地震預報的狀態。預測到此次地震的專家有中國地震諮詢委員會委員瀋宗丕、林命周、趙倫等三人，他們曾預測4月13日前後7至14天可能發生7.5至8.5級之間的大地震，並於3月13日向中國地震臺網中心提交了「地震短臨預測卡片」。2010年4月3日，瀋宗丕等三人又向中國地震預測諮詢委員會等各方面專家和院士等提交以上的短臨預測意見，同時還向強祖基等28位元預測專家發出了電子郵件，希望通過各自的手段和方法，密切配合，進一步縮短預測時間和縮小預測範圍。山西省地震局侯馬地震臺工程師余向紅也在震前預測到4月14日在青海玉樹有地震並提交了預測意見。

這些資訊，否定了汶川地震之後國家地震局負責人的「地震無法預測」之說。人們有理由責問：在已有前兆，又有凌晨5時發生的前震（地震界稱「信號震」）的情況下，政府為什麼沒有預警，致使玉樹民眾錯失了兩個小時萬分寶貴的逃生時間（甚至有學生恰在這段時間走進課堂）？這一責任究竟應該由誰負？中國民眾得到地震預警的權利究竟被誰剝奪了？

汶川地震的「寶貴經驗」：只接受金錢與物資援助

論證「中國模式」的優越性時，資源徵調能力強是論者經常要強調的優勢，2008年汶川震後救災既證明了「中國模式」這一優越性，也證明了腐敗（如救災物資被貪污）是中國模式無法治癒的頑疾。也因此，美、日及歐盟各國在玉樹地震之後雖然紛紛表示願意提供援助，但當中國政府表示能夠應付並拒絕救援人員奔赴青海實地救援，各國政府明白了中國政府要錢不要人的心意之後，於是紛紛捐點錢算是聊表心意，那捐款比起汶川震災所得捐款不知少了幾多。

中國政府何以會持如此之態度？推究起來無非是以下幾點原因：一、青海高原是西藏人聚居之地，自2008年3‧14拉薩事件發生之後，中國當局對西藏自治區與藏人居住區施加嚴密的警戒與軍事管制，藏區已經不再是外國人能夠自由來往之地。二、青海是中國導彈基地集中之地，有軍事保密的需要；三、中國當局汲取了汶川地震的經驗（當然還有2009年12月哥本哈根全球氣候峰會的經驗），總算明白了一個事實：外國傳媒可以被愚弄於一時，但這時間很短，短到中國政府來不及享受其中樂趣。比如汶川震後一週之內，中國政府的開放姿態曾受到各國傳媒好評，個別媒體還據此斷言中國政府已經大有改變。但隨著大量豆腐渣校舍的真相披露，被藏掖起來的骯髒就暴露出來，地方官員實施高壓政策控制社會、控制輿論，救災款被貪污、官民關係惡化等種種讓中國政府臉上無光的醜陋全都見光。汶川震後救災後期，那一片歌功頌德之聲的官方宣傳，不僅令國內人民反感，還讓世界看到中國政府的本質根本未變，只是做戲手法變得更高明瞭一些而已。

因此，中國政府牢記「偉大導師毛主席」那「錯誤與挫折教訓了我們，讓我們變得聰明起來了」的諄諄教導，這一次從一開頭就拒不開放，不僅將外國救援人員拒之於門外，而且讓大多外國記者無法順利到達震區。此舉使得來自玉樹的消息遠不如當年汶川地震那樣豐富，中國境內的人士如果不能「翻牆」，則只有兩類消息來源，一類是國內媒體在宣傳禁令下的消息，這些消息鋪天蓋地，報導黨與國家領導人如何關心這場地震、受災民眾如何感恩戴德、解放軍及武警官兵如何奮不顧身地搶救、社會各界救援如何及時送達等「正面報導」。另一類則是來自博客與Twitter上的消息，這些消息均發自現場，往往是某地的一些具體真實場景的披露，無一不否定著所謂「正面報導」努力塑造的黨與政府的形象：

在死亡人數上，政府統計的殘廢死亡人數雖然「穩步增長」至兩千餘人，但在震災現場的人卻通過多種管道告知外界：他們親眼看到的死者已逾萬人，他們「不明白為何國內電視報導的死亡人數隻有千餘人」。

在對災民的援助上，中國媒體的正面報導是受災群眾及時得到了黨送去的溫暖如帳篷食物藥物等；但現場的災民卻訴說著食物短缺，因得不到帳篷及風餐露宿，出現腹瀉、感冒等疾病的苦況。英國《每日電訊報》的記者還指出，一些急需救濟的藏民告訴他，運送救援物資的車從他們身邊不斷開過去，但並未有車輛給他們水與食物。

其實，外地救援隊伍因為高原反應、嘔吐乏力等原因難於及時投入營救，這些情況說出來，相信所有的人都會理解。但現場卻出現了這樣的場面：在被震垮的結古鎮職業學校，藏僧努力搬開瓦礫，就在發現一隻被埋者手臂的時候，原本在一旁休息的士兵突然行動，一邊揮手要僧侶走開，一邊拿著自備的攝影機開始拍攝，然後迅速挖出這名年輕女孩的遺體。這一舉動被參與搶救的藏僧斥之為「我們是想來救命，他們把這場悲劇視為宣傳的機會。」《紐約時報》這條消息伴隨著那張數位紅衣喇嘛立在廢墟上參與救災的照片如今已傳遍世界，人們根據自己生活在中國的經驗，當然知道哪類消息才是真相。於是，這些令人悲傷的細節無情地撕扯著不少中國人的心靈。

對國家救災方式的一些思考

中國至今還保持典型的亞細亞生產方式的社會特徵，資源由政府壟斷，大型公共工程與救災事業也由政府承擔。但從兩場地震前後的政府行為來看，國人實在無法安下心來。導致國人不安的因素有兩點：

第一、中國人是否擁有地震預報的知情權？須知減少地震傷亡的最佳方式是地震預報，而非事後的救援。事後救援再及時，也因為人力、物力、時間的關係，只能算是亡羊補牢之舉。兩次地震都證明，部分中國專傢俱有準確預測地震的專業能力，只是國人無法得到政府的預報。既然專家已經預測到青藏高原已進入地震活躍期，庶民們為什麼得不到地震預報？換句話說，中國的地震預報什麼時候能夠從「維穩」的政治桎梏下解放出來，成為一個純專業的問題？地震畢竟不是人禍，是天災，提前預報既損害不了黨的形象，也不會影響社會安定，讓震區人民事先防範雖然會有生活的不便，但與無預警的地震所帶來的巨大傷亡相比，其損失實在要小得多。

第二、政府不要再迷戀於封鎖資訊這類前網際網路時代的做法。中國當局應該認識到一點：人類進入網際網路時代之後，封鎖資訊幾乎成為不可能之舉。中國政府竭盡全力封鎖資訊，只是增加了人們得到資訊的難度，所有的事情都會被拿到太陽光下曝晒。

我相信，維持中國社會的穩定是政府與民眾的共同心願，但如果維穩的手段還是這種控制資訊加上政治高壓的特色，每一次災害來臨之時，得到的可能只會是民眾的怨恨而不是愛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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