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歲的杜濤,是武漢惟一一個由大學老師改行當城管的人。華科大畢業後,當了5年華科大文華學院人文與社會科學學部老師,離開高校前是學生管理科科長。2009年5月,他參加全省公務員招考,去年底成為洪山區城管執法局梨園街中隊的隊員。(《武漢晚報》5月20日報導)
人生而平等,職業也無貴賤之分。大學老師轉行當城管,網上的非議不少。假如杜濤當的不是城管,而是其他公職部門的公務員,或者進了公檢法機關,這個新聞還會有這麼大的動靜嗎?只能說,城管部門的口碑,和大學老師這個身份連在一起,才有了如此強烈的反響。多數人看到了大學老師該不該當城管,忽略了另外一個深層的問題,這就是大學老師為何要轉行?
轉行的大學老師絕非杜濤一個。以筆者所在的高校為例,僅法學專業老師轉行當公務員的就有二位。轉行後的他們,後悔的不是自己轉錯了行,而是覺得轉行得太晚了。有位到稅務部門工作的大學老師,很自豪如今的職業——收入增加就不說了,從衣食住行到社會地位,覺得今非昔比!
表面上看,大學老師轉行為的是追求豐厚、可觀的福利待遇。事實上,福利待遇只是一個誘因而已,這並不是大學老師轉行的真實動因。如所周知,大學老師在工作時間方面的彈性較大,自主支配的時間較多,這種自由令多少人嚮往,也是當代社會幸福指數的重要考核指標。試想一下,對於衣食無憂者來說,還有比這種自由更有吸引力的東西嗎?大學老師羨慕公務員,除了物質利益方面的因素之外,更多是高校的線性管理體制所致。大學老師的待遇民工化,不兼職、不走穴養家餬口也有壓力;大學對教師的管理企業化,考核教師的條目之繁瑣,堪稱世界領先;任何一個指標完不成,就面臨被扣錢的危險,哪怕你被考核為優秀只要有未達標的考核指標,對不住,想領走自己的基本津貼,那得看領導願不願意以人為本了。在企業化管理模式下,不少地方的大學老師變成了十項「全能冠軍」,既得教書,還得編寫教材,還得搞教改,還得寫專著,還得發高檔次的論文,還得申報項目,還得獲得省部級以上的評獎,少一個都可能被鑑定為不合格。
難怪有人說,我們終於知道為什麼北大清華不行了,他們的老師還不如地方大學的老師如此「全能」和「優秀」,北大清華能跨入世界一流嗎?轉行,擺脫現狀,成為一種新的渴望。所以,大學裡招聘個科長,博士、教授報名的都不罕見,當了官就可以不用被苛刻考核,就可以享受公僕待遇。當不了校內的官,和畢業生一起參加公務員考試,轉行當公務員何嘗不是一種人生的轉折?杜濤,不過是考上了公務員,卻陰差陽錯被分到城管部門而已。
古今中外,除了個別國家的某些非正常時期,教師的地位被公認較高。不少教授出國回來,最大的感受是到國外一說自己是教授,受到的尊敬更多。我們的大學老師,享有的尊嚴有多少,與中國大學的未來命運息息相關。如果「教師很多人才被教育體制埋沒了」,「連一個大學的老師都想轉行,說明中國的教育非常的‘成功’」。長此以往,「 中國這樣下去還能有什麼創造力」?(引號為網友的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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