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洛川講話：不允許紅軍為抗日犧牲(圖)

日本大規模的入侵打破了國共兩黨談判的僵局。蔣介石急於使紅軍開赴前線。當被告知日本軍隊侵佔上海時，蔣介石立即召見並指示他的副官康澤：「快去告訴周恩來，讓共產黨出兵，不要再等待改組了，不要等待我們的副司令和行政官員了。」﹝69﹞同年8月21日和23日，中共中央軍事委員會和國民黨政府分別宣布紅軍改為國民革命軍第八路軍，任命朱德為總司令，彭德懷為副總司令。﹝70﹞

盧溝橋事變後，共產黨敦促國民黨宣布抗日戰爭開始，並要求國民黨允許共產黨部隊東進和日本人作戰。這一態度更多的是考慮到從南京政府獲得合法承認的願望，而較少地是出於同日本戰鬥的迫切願望。毛澤東既然最終得到他所要從蔣介石那兒得到的東西，他也就不得不面對同日本戰鬥的現實問題。有一陣子毛澤東是有所猶豫的，共產黨人需要舉行一次特別的會議。1937年8月末洛川政治局會議的基本目標是應付抗日戰爭爆發後和八路軍建立後的新形勢，參加這次會議有全部政治局委員和一些紅軍的軍事領導人，共22或23人。﹝71﹞

對共產黨來說，並不難做到發布新的政治宣傳，如「抗日救國十大綱領」之類。這些宣傳主要目的是要求南京政府擴大政治民主和改善人民的生活水平。對共產黨領導人來說，更為麻煩的問題是究竟如何運用其軍事力量進行抗戰，何時把八路軍開赴前線，開向何方何處，留下多少部隊保護後方根據地，在同日本戰鬥時運用什麼戰略戰術等等，這一切對共產黨自身的利益來說是非常關鍵的。毛澤東在當時所關注的焦點是如何保存中共的武裝力量從而避免在民族戰爭中過大的犧牲，而這是他們一直公開和長期呼籲的。

毛澤東在洛川會議上做了一個主題報告。他的宗旨很清楚：維護他自己軍隊的力量和獨立性。毛澤東強調紅軍的軍事調動只能由共產黨來決定，而不能由國民黨或任何別的人來決定；紅軍開赴前線的時間和方式應該根據戰爭的發展，由此作出妥善的安排；應該留下相當一部分紅軍來保衛後方根據地。至於同日本人作戰的軍事戰略，毛澤東強調日本軍隊的軍事能力無論如何不能低估。因此，游擊戰而不是正規戰應該被當作基本的戰略，絕不允許使全部紅軍成為日本人的犧牲品。

會議上也存在一些對毛澤東建議的溫和的不同意見，特別是來自軍隊幹部和外交幹部的意見。既然全國戰爭已經開始，並且紅軍已經變成國民革命軍的一部分，就沒有理由為了共產黨利益而不去實現到前線與日本戰鬥的承諾。那樣會損害共產黨的國內國際形象，還會拖延或取消國民黨政府對紅軍的武器彈藥的供給。僅僅進行游擊活動而不同日本軍隊進行任何大的交戰，也會損害黨和軍隊在中國人民眼中的形象。﹝72﹞經過幾天的討論，自我保護和自我發展的基本原則得以強調，但是與此同時，也確定了一系列得體適中的實際措施。8月25日，洛川會議後不久，八路軍正式宣佈成立(參見表91)。

三師人馬在8月末從陝西開赴山西。115師開往山西東北部，120師開赴山西西北部，129師開赴山西東南部。的確，中共的軍隊在戰鬥中顯示了他們的作戰能力和風格。在9、10月間，他們共進行了大約100次戰鬥，打敗了10000多日本人，繳獲了1000支槍。其中最著名的勝利包括山西平型關戰役。在那裡，115師殲滅了一個日本旅，殲滅日軍1000多人。另一個是山西陽明堡戰鬥。在這次戰鬥中，129師襲擊了敵人的機場，毀壞了24架敵機。﹝74﹞這些勝利被中國人民普遍歡呼。蔣介石作為國民黨的政治家收到這些消息後，心情頗為複雜，他願意讚揚在他的總領導下取得的這些勝利，卻試圖降低對共產黨的宣傳。無論如何，現在他不得不根據他的承諾提供軍需品給共產黨的八路軍。毛澤東接到勝利的消息也帶著高興和擔憂的雙重感情。在公開場合他以這些勝利作為中共忠於民族戰爭的證據而驕傲自豪。但在內部，他又提醒他的軍事指揮官不要拿自己的部隊冒險與日本人搏鬥。

侵華日軍採取「閃電戰略」，企圖在3個月內摧毀中國的軍事抵抗。他們也確實取得了某些巨大的成功。正如毛澤東所預料(如果不是他希望的話)，國民黨正規部隊在日軍的進攻面前很快被打敗。到1937年底，日本人向南追擊國民黨軍隊，佔領了幾乎所有中國北部和東部沿海的大部分地區，並深入中國腹地，雖然如此，他們僅僅能佔領大城市和戰略要地。留下縣級以下的城鎮和鄉村的空白，實際上等待著被共產黨人所填補。﹝75﹞聶榮臻是晉察冀根據地的創建者，他回憶當時的情景時說：

一九三七年十一月八日太原失守後，晉察冀地區陷於更加混亂的狀態。各縣的政權機構，實際上都已瓦解。晉東北地區，除五臺、孟縣兩個縣政府，分別在宋劭文和胡仁奎領導之下，仍能執行一些政務外，其他各縣政府的人員，都已逃散一空。在這個廣大區域中，簡直找不到行政負責人，社會秩序極端混亂，散兵流匪乘機作惡，漢奸到處欺騙造謠，人民情緒惶恐不安。那個時候，不少人對國家民族的前途，幾乎沒有什麼信心了，悲觀絕望的情緒相當嚴重。我們走進縣城，縣城是空蕩蕩的。﹝76﹞

不是如第二戰區司令長官閻錫山所要求的集中所有共產黨部隊於一個戰場那樣，毛澤東建議八路軍應該分散在不同的山區鄉村據點。在一兩個月軍事行動後，毛澤東不得不重新強調在戰略上要從正規的運動戰轉向基本上的游擊戰。1937年9月後，毛澤東向八路軍總司令部發出一個又一個電報，有時直接給各個師的師長發電，提醒他們運用游擊策略，警告他們要反對任何不顧後果的集中作戰行為。

9月21日，他電告前線司令部：今日紅軍在決戰問題上不起任何決定作用，而有一種自己的拿手好戲，在這種拿手戲中一定能起決定作用，這就是真正獨立自主的山地游擊戰(不是運動戰)。要實行這樣的方針，就要戰略上有有力部隊處於敵之翼側，就要以創造根據地發動群眾為主，就要分散兵力，而不是以集中打仗為主。集中打仗則不能做群眾工作，做群眾工作則不能集中打仗，二者不能並舉。然而，只有分散做群眾工作，才是決定地制勝敵人、援助友軍的獨一無二的辦法。集中打仗在目前是毫無結果可言的。﹝77﹞

這裡很明顯，毛澤東是擔心他的將領們會真指揮部隊同日本拚死戰鬥，犧牲紅軍部隊。當然，他的游擊戰略的目的不僅是避免和日本人交戰和保存他的部隊，而主要在於為了深入到廣闊的農村去發展。在9月25日，當115師正在進行平型關戰鬥時，毛澤東又發了一個電報給周、朱、彭和劉伯承，敦促他們開展游擊戰爭和發動群眾。在電報中，毛澤東發出了更嚴厲的命令，指示：「整個華北工作，應以游擊戰爭為惟一方向。一切工作，例如兵運、統一戰線等等，應環繞於游擊戰爭。華北正規戰如失敗，我們不負責任；但游擊戰爭如失敗，我們須負嚴重的責任。」﹝78﹞

毛澤東為了國民宣傳的目的，公開地讚揚平型關大捷。但這次戰役以後，毛澤東迅速命令115師分兵，把這個師的主力轉移到山西南部太行山區，留下 2000人在五臺山。與此同時，他還命令其他的紅軍部隊從鐵路沿線轉移到偏僻的農村地區，120師轉移到晉東北的關清山區，129師轉移到晉東南的呂梁山區。所有共產黨部隊都被指示隱蔽在山區裡，執行「打一槍，換一個地方」的游擊戰術，同時發動廣大農民群眾，建立敵後根據地，壯大中共軍事力量。這些構成了共產黨在華北的主要任務。毛澤東的戰略代表了共產黨的根本利益，經過一段時間後，最終被黨和軍隊的領導人普遍地接受了。儘管周恩來對毛澤東的某些策略存在一些不同認識，但周恩來和毛澤東都堅定地贊成紅軍要迅速獨立地發展自己。事實上，作為負責的共產黨領導人，他們也只能這麼做。日本軍佔領太原後不久，周恩來也打了一個電報給黨和軍隊的領導人，建議做如下一些事情：

擴大紅軍，以增強主力的決定作用（此項成績最差）。胡服(即劉少奇———作者注)提議三個月擴大到十萬。我贊成，並提議華北擴大三萬，陝北五千，老蘇區一萬五千。華北三萬，請朱、彭、任下令規定辦法，地方黨政協助。﹝79﹞

王明和派駐共產國際的中共代表團7個成員於1937年11月末飛回延安。有一段時間裏，王明構成對毛澤東權威和政策的挑戰。1937年12月9日至 14日，政治局召開了一次會議。在會上，王明強調一個口號「一切經過統一戰線」，來反對毛澤東的口號「和平、民主和抗戰」﹝80﹞。確實，早在兩年前，王明首先提出統一戰線反抗日本的思想。所以他堅持這個原則也是很自然的，可是現在情況不同了。更為重要的是，王明的立場常常反映的是共產國際的決定和蘇聯的利益，而較少反映中共的決定和中國的利益。與毛澤東形成對比，王明明顯地缺乏中共獨立的意識和對中國政治現實的瞭解。隨著時間的推移，王明作為共產國際特使的威望和他來自馬克思和列寧的雄辯引證在毛澤東對黨和軍隊的實際控制及其對中國政治現實的關注面前黯然失色了。王明對毛澤東的挑戰也許不像有些中外歷史學家理解的那麼嚴峻。﹝81﹞事實上，王明的右傾態度和活動，如某些軍事人員的「左」傾態度和活動一樣，構成了1937到1938年中共政治大方向的組成部分。在政治總方向上，毛澤東是核心代表人物。換句話說，無論是「左」傾還是右傾，在實踐過程中不僅是可能的，而且是必然的，甚至是必要的。因為它們二者可以幫助促成總路線，也可以說是「中間路線」。某些人可以採取左翼或激進的立場，另一些人可以採取右翼或保守的立場，但只要「總經理」毛澤東能夠在思想和行動上維持左右的平衡，壞事有時也可以變成好事。對外界來說，「左」傾或右傾則變成一種偽裝，用以掩蓋中國共產黨蓬勃向前發展的謀略。左和右在整個前進過程中，像道路的轉彎一樣，它們的可能性和必要性都來源於向著大方向前進的需要。

中國共產黨令人驚異的增長，恰與國民黨在抗戰初期的災難性崩潰形成了鮮明的對比。正當國民黨的正規軍從華北向西南方向退卻時，中國共產黨迅速地從西北到華北冒出來。到1938年底，四支八路軍部隊中每一支都開闢了一個敵後根據地。他們的隊伍總數從1937年初的40000人發展到1937年末的 90000人，再到1938年底進而達到180000人。﹝82﹞

在1938 年9月28日到11月6日召開的中央六中全會上，毛澤東的政治和軍事路線被黨中央正式採用，王明被撇在一邊。六中全會的重要性就在於，它標誌著毛澤東的戰略和權威在共產黨內最終確立了。﹝83﹞

事實上，抗日戰爭的勝利也正是通過國際因素取得的。如果沒有美國和蘇聯的參戰，對中國人來說，起碼會花更多的時間來驅逐日本侵略者和恢復所有國土。從有關軍事能力和以往作戰結果上看，取勝於日本華北軍似乎是困難的，驅逐東北的日本關東軍更遠遠超出國共兩黨各自或加起來的軍事力量。*

1945年的時候，仍有100萬日軍在中國內地，50萬日軍在東北三省。在抗日戰爭中，中國方面打的勝仗並不多，平型關之戰共產黨人稱之為「大捷」，只消滅日軍不足2000人，臺兒莊大戰國民黨人大加渲染，但也只殲滅日軍2萬餘人。從1939年起進行的戰役，中國方面損失10萬餘人有幾次，而日軍損失超過幾千人的無一次。如此說來，若沒有國際上的干預，中國軍隊(不管是國民黨的軍隊還是共產黨的軍隊，或者二者相加)要驅逐日軍出中國，起碼需要更長的時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