赫魯曉夫：蘇聯在東北繳獲的作戰裝備都給中共了 (圖)

2010-12-26 16:06

常言說，中國離我們很遠。但中國又離我們很近。它與蘇聯接壤，我們有著漫長的共同邊界。也就是說，這個中國是我們最近的鄰國。但它又是相當遙遠的鄰國，如果還記得我們同中國很少有共同之處(我只是指我個人與之有來往的那個圈子而言)。革命前，我那個圈子裡的人僅僅從畫片上瞭解中國人，很少閱讀有關中國的書。我們主要是在中國人兜售各種商品時見到過他們。例如，他們在頓巴斯賣過柞絲綢。我們就是根據這種接觸得出對中國的看法的。不過，俄日戰爭迫使我們更近一層接觸他們。然而俄國士兵對中國人的看法也是千差萬別的。

十月革命後蘇聯政府與中國、與中國革命領袖孫中山建立了接觸。20年代中國爆發國內戰爭時，孫中山實行進步政策，主張對蘇聯友好。蘇聯人民的同情在他這方面。我們的報紙向讀者灌輸對中國人民的好感，對中國人民為爭取擺脫帝國主義羈絆而進行的鬥爭的同情。後來蔣介石掌握了中國的領導權。他同中國共產黨斷絕了關係，國民黨人反對共產黨的戰爭爆發了。

在中共領導人物當中，我比較瞭解的有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他在莫斯科的工人當中很有名望，經常在群眾集會上講話。我們每次請他去某一個工廠，他都是有求必應。無論今天的中華人民共和國領導人採取什麼樣的立場，他都一直與我國共產黨和我國人民保持著友好關係。這個人就是王明同志，一個優秀的共產黨人。不過，20∼30年代我沒有研究過中國問題，我對中國共產黨的機構以及其他一些領導者都不瞭解。我記得我們的報刊上經常提到他們，但他們的名字我現在想不起來了。然而我一次也沒聽到過有關毛澤東的事。

日本進犯中國之後，我們同蔣介石建立了相當密切的關係，雖然他對中國共產黨抱敵對態度。斯大林支持蔣介石，把他視為進行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爭取中國解放鬥爭的進步力量。我認為這是正確的立場。當時必須支持他，因為他被打垮就意味著日本的力量加強，也就是我們共同敵人的力量加強，而日本是我們在遠東的頭號敵人。後來當我會見毛澤東時，他因斯大林對蔣介石採取這種方針而責難斯大林。但斯大林並沒有扶助蔣介石的對內政策，對他給予援助也僅僅是因為他抗擊日本，而這樣做有利於我們。

例如，丘吉爾就實行過類似的政策，他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支援蘇聯，雖然他仍然是我們的政治敵人。他自蘇維埃國家誕生之日起，直至他去世都始終如此。但丘吉爾是一位明智的政治家，他認為在與希特勒展開殊死搏鬥時，把英蘇兩國力量聯合起來是有益的。這並不意味著丘吉爾在某種程度接受了蘇維埃政權並打算為蘇聯人民做點好事。根本不是的！促使他與我們結盟的是當時形成的世界局勢和他對本國利益的考慮。蘇聯支持蔣介石也是以這一原則為出發點的。

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我國與中國的邊界上平安無事。我說的是由蔣介石控制著的那一段邊境。而日本人已經到達的邊境地段，緊張局勢始終有增無減，頻繁發生各種衝突。他們一直在「試探」我們。當他們在太平洋戰場取得頭幾次勝利之後而開始吃敗仗時，大陸形勢開始逐步向有利於中國的方向轉變。中國軍隊則開始取得一些勝利，因為日本已無暇顧及中國了。在打垮希特勒德國及其僕從國的三個月之後，蘇聯就加入了對日戰爭。我們的軍隊在戰敗日本的最後收尾階段順利地擔當了他們應起的作用。根據與盟國的協議，我們當時解放了滿洲和朝鮮北半部，也就在那時我們有可能更富有成效地援助中國，包括提供大規模的物資和武器支援。

二戰後，蘇聯開始較多地關注中國問題。我們決定直接援助毛澤東和人民解放軍奪取國家政權。由於日本戰敗，其關東軍放下武器，留給我們一大批戰利品。大部分戰利品，特別是作戰裝備，都移交給中國共產黨人了。關於這類武器，我們與盟國有協議在先，即我們無權把它們交給中國境內各個交戰集團的任一方。因此在向毛移交這些武器時不要造成一種印象，似乎我們在違背自己的承諾。於是我們就把武器運到了一個什麼地方，而毛的人則把它「偷」走，用以武裝自己的軍隊。那時他們已經建立了一支很大的用繳獲的日本武器裝備起來的隊伍。

我最早親自聽到毛的行動，是戰爭期間米高揚作為我們的全權代表去延安會見毛的那一次。斯大林想搞清楚中國共產黨人的需要，以便安排對他們的援助。記得，米高揚回來後，斯大林召集了一群比較親近的人在午餐時討論中國問題，他有些困惑不解地說：「毛澤東是一個什麼樣的人呢？他有著一種奇特的、農民的觀點，他好像懼怕工人，把他的軍隊與城裡人隔離開來。」毛的行為讓我們感到格外費解的就是那一次，他的軍隊順利南下而逼近上海，卻一連幾週沒有攻打上海。我已經提到過，毛對這個問題做出了怎樣的回答，他把他這一行動方針同無法養活600萬上海市民聯繫在一起。斯大林憤怒地說：「這算什麼馬克思主義者？他自稱馬克思主義者，卻不去幫助上海工人，不肯為他們的命運負責。」

那個時期我還在烏克蘭工作，對於中國所發生的事，以及我們為中國所做的事，只有當我前往莫斯科時才能從斯大林那裡聽到一些詳情細節。中國共產黨 1949年取得勝利時，我剛巧調到了莫斯科，擔任莫斯科州黨委和市黨委的第一書記，同時兼任聯共黨(布)中央書記。這時我經常與斯大林打交道，因此我瞭解有關中國的問題。在我們這裡，離開了斯大林，不僅是任何人都不能處理這種問題，而且任何人都根本不能研究這類問題。我不認為我對中國的一切都瞭解。主要問題都由斯大林與莫洛托夫去處理。但我知道，蘇聯越來越廣泛地向毛澤東提供援助，以鞏固他取得的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