農民皇帝的「匪」氣(圖)

朱元璋幾經搏殺,開創了大明王朝。但坐上龍庭的朱元璋,依然是一個「山大王」,一個「匪」氣十足的「山大王」。

且看朱元璋的種種「匪」氣表現:

其一,你比我有錢,我就搶你的財產斷你的本。在朱元璋看來,富足或有錢必須有一個限度,否則對他就是一種威脅,所以,他對豪門富戶採用連鍋端的辦法,要麼實施有組織的遷徙,如強迫大批蘇州富民「移民」至朱元璋的老家安徽鳳陽,讓他們在異常陌生的「異鄉」自生自滅,要麼羅織罪名,沒收他們的田產財物。在此情勢下,許多富戶紛紛散財以求自保,如號稱「天下首富」的瀋萬三,捐資修建了半個南京城,結果還是被朱元璋視為「亂民」,全家被流放雲南。由此豪門富戶凋敝,原來富庶的三吳地區「豪民巨族,削殆盡」,「一時富室或徙或死,聲銷影滅,蕩然無存」。

其二,你比我有才,我就打你的屁股殺你的頭。朱元璋「出身寒微」,從小失學,後雖在皇覺寺混飯時,從佛經裡生吞活剝地認了幾個字,在行伍裡時,和讀書人泡在一起,有意識地鑽研「學問」,發跡後,還請文人學者講課,但畢竟根基太差,到了最後還是一個大老粗,由此他內心深處始終有一種強烈的自卑感。且在打天下的過程中,文人們為他出謀劃策,坐江山時,文人們又為他建章立制,所以,他對文人們的才學既羨慕又猜忌,充滿了強烈的不信任。這種強烈的不信任感與他固有的自卑感交織在一起,文人們的日子就不好過了,隨便說錯一句話,寫錯一個字,輕則被廷杖,重則被殺頭。

中國文人最斯文掃地、最「百無一用」的時期,當屬朱元璋治下的明初了。正是在朱元璋的強力打壓下,於元末形成的蔚為壯觀的「文化江南」隨風飄散,聲名遠揚的明初「吳中四傑」,無不結局悲慘,高啟受魏觀案牽連,被腰斬,楊基被罰苦工,卒於工所,張羽被流放嶺南,召還途中,知道不會有什麼好果子吃,投江自盡,徐賁被逮下獄,慘死獄中。

其三,你比我有名,我就奪你的光環封你的嘴。孟子作為亞聖,千百年來配享孔廟,享受吃冷豬肉的殊榮,但朱元璋覺得孟子說話「大謬」,不僅要將孟子的牌位從孔廟中驅逐出來,而且把《孟子》中「民為貴,社稷此之,君為輕」,「君之視臣如草芥,則臣視君如寇仇」之類的話統統刪掉。文人們一直以來愛認死理,總認為道義上的話語權握在他們手裡,是民間聲音和力量的代表,既可出仕,也可做隱士。朱元璋則認為,皇權即道權。你若再要說什麼,朱元璋就斷言你是「邪說」,並認定「邪說害道……邪說不去,則正道不興,天下何從治。」於是,便大興「文字獄」,打壓「異端邪說」,結果搞成了朱氏「一言堂」,全國就他一個聲音,全國就他一種思想,他便成了全國唯一的理論家和思想家。同時,他又要求文人們「積極配合」,效力朝廷,不得做隱士,否則,就是對朱氏「正道」的嚴重不滿,殺無赦,斬立決。

就這樣,朱元璋在他當政的31年中,憑藉「匪」氣治國理政,導致整個社會「匪」氣瀰漫,殺氣騰騰。但他還是有不同於「山大王」的地方,那就是「山大王」是講江湖義氣的,是講山寨規矩的,是要經常與弟兄們「大碗喝酒,大塊吃肉,大秤分金銀」的。當然,朱元璋早年造反時,也曾這麼做過,只是他「華麗轉身」做皇帝后,「一闊就變臉」,不僅獨吃好酒好肉,獨佔真金白銀,而且對當年的弟兄們有計畫、有目的、有步驟地進行清洗和整除,洪武十五年(1382年)發生的「空印案」,被處死者達1300多人,洪武十八年(1385年)發生的「郭桓案」,被誅殺的竟達數萬人。朱元璋還喜怒無常,動輒無緣由地殺掉為他賣過命的弟兄們,據徐禎卿的《翦勝野聞》記載:朱元璋是否會殺人,有一個明顯的信號,那就是在朝堂之上,他把腰間的玉帶按到肚皮底下,就預示著可能有大臣會人頭落地,若他將玉帶高系胸前,則大半會風和日麗。正如趙翼在《廿二史札記》中介紹的那樣:「京官每旦入朝必與妻子訣,及暮無事,則相慶以為又活一日。」 堂堂廟堂,竟然「匪」得連「土匪窩」都不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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