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多年不見的安徽水電學院老同事吳增棟問我:「您對懷遠印象最深的是什麼?」我不假思索地立即回答:「肚子餓」。
作為大學教師的我,為什麼會餓肚子?餓到什麼程度?
可以這麼說:從我1959年9月18日到懷遠縣安徽水利電力學院報到的第一天起,至1962年3月20日隨學院搬遷到合肥市時為止,長達兩年半的時間內,沒有吃過一頓飽飯,天天餓肚子。
先說主食。我的糧食定量開始是每月25.5斤。後來糧食越來越緊張,定量減為24斤,到1961年春天,安徽農村大量餓死人,我們有幾個月定量中糧食只有15斤了,其餘的以水草曬乾後磨成的草面充數。所謂糧食,大米很少,只有過年過節的時候才吃一次。懷遠地處淮北平原,當地主要出產紅薯和小麥,還有就是高梁、豇豆等雜糧。我們的糧食由當地供應,當地出產什麼,供應什麼,我們就吃什麼。我到學校報到後的第一頓飯吃的是高梁麵糰子。以後連續幾天都是吃這種糰子。剛收下來的高梁,連殼磨成面,做成糰子蒸了吃。這種糰子,因為含有大量的外殼,非常粗糙,難於下嚥。最大的問題還在於大便拉不出來,肛門都掙得出血了,還是拉不出來,不得不用手去扣。我是貧苦出生,不是嬌生慣養的人,但用手扣肛門的事,我是生平第一次。當時年輕,身體各部位器管都很正常。平時大便大概只需一二分鐘就完事了。而吃這種糰子卻使我痛苦不堪。
吃了一段時間帶殼高梁麵糰子後,接著就開始吃新鮮紅薯。紅薯甜甜的,味道好,體積大,吃了有飽腹感,但不禁餓,又由於定量限止,不允許多吃,很快肚子就餓了。而且連續吃好幾個月,天天吃,頓頓吃,吃到後來,吃得反胃,吐酸水。到冬天了,新鮮紅薯吃完了,就換成天天吃紅薯干。紅薯干泡漲了,在鍋上一蒸,就成了我們的主食。紅薯干吃過一段時間後,就吃紅薯干磨成面做的糰子。這種糰子,看起來黑呼呼的,吃起來倒是甜絲絲的。紅薯麵糰子吃過幾個月以後,有時就吃榨過油的豆餅。將整塊的豆餅砸碎、泡漲,蒸籠上一蒸就成了。這種豆餅,很不乾淨,中間常常夾雜著豆夾、豆葉、草棍等雜物。有一次,水力學講師張長高在教研組辦公室說了一句:「在過去,我們那裡豆餅是做肥料或者是餵豬的。」有人聽見了,還向領導匯報,說這是污蔑社會主義。夏天,小麥收割了,我們也能吃幾天白面饅頭,但時間非常短。我不明白,淮北出產小麥為什麼淮北人吃不到白面?
上面提到的1961年春天,我們開始吃水草面。學生們到池塘、河溝裡撈來水草,在操場上曬乾,然後磨成面,就成了我說的草面。草面特別輕,和面時飄在水面上,和紅薯面等摻和不到一起,要用手反覆把草面壓到水裡去,泡漲了,才能捏成糰子。這種草麵糰子味苦,難聞,衝鼻子,粗糙,難於下嚥。
主食品種是這樣。副食又怎麼樣呢?天天吃煮白菜、煮蘿蔔,沒有一點油星。雞、魚、肉、蛋等葷腥根本看不到。這樣的飯菜,越吃肚子越空,不管吃什麼東西,很快肚子就餓了。瀋陽人稱陳錫聯為陳三兩,因為陳錫聯做瀋陽軍區司令員時,瀋陽人食用油每人每月的定量是三兩。而我們可能連一兩都沒有。
當時我二十五六歲,正是飯量大的時候,這一個月20多斤的雜糧,沒有油水的飯菜,更本就吃不飽。一頓比雞蛋大不了多少的兩個(16兩制二兩一個)糰子,兩口就下肚了,吃到肚子裡,一點感覺都沒有。有時,真想再買一個糰子吃吃,但考慮到飯票就那麼多,現在吃超過了,到月底怎麼辦?因此,我不敢在食堂多停留,買了飯,立即就回宿舍去吃,眼不見,心不想。但是,當飢餓折磨的時候,人的意志力會變得很脆弱,我還是有好幾次控制不住自已,第二次回到食堂去買。不僅如此,我還變得斤斤計較。每次去買飯,總覺得廚工拿給我的糰子比旁邊的要小,心裏責怪廚工為什麼揀小的給我?現在想來,這完全是心理作用,責怪廚工更是毫無道理。
為了把每粒糧食都吃到肚子裡去,吃飯的碗總是括得干乾淨淨的。有一次,教務處長談松曦和我同桌吃飯,他把碗括乾淨後,把舌頭伸出來把碗舔乾淨了,一邊還解嘲地說:「我們家鄉有舔碗的習慣。」我們職工食堂門口放了個木盆,裡面盛了一盆井水(當時學校沒有自來水),是供大家飯後洗碗用的。但每頓飯大家洗碗後,盆裡的水還是清清亮亮的,不用換水,下一頓還可繼續用。吃的既沒有油水,碗又舔得這麼乾淨,還有什麼可以洗下來的呢?
我記得1960年春節時吃過一次肉,方方正正一塊,大概有二兩吧。早在春節前幾天,食堂貼出佈告,年三十晚上,每人供應大米飯6兩(16兩制),豬肉一份。這天終於到來了,我早早地到窗口排隊了。只聞到一陣陣的肉香刺激著我的嗅覺神經,真好聞啊,好幾個月沒有聞到肉香了。輪到我的時候,廚工給我打上米飯。我一看,不是白米飯,是摻了一些豇豆的米飯。這也罷了,比平時吃的紅薯糰子好多了。然後廚工把一塊紅燒肉盛到我的米飯上。當他轉身去給我盛蔬菜的時候,我已急不可待地把那塊紅燒肉用嘴一吸,一口吞了下去。人還沒有從窗口轉過身來,碗裡的肉就沒有了,光聞到肉香,連肉的味道也沒有嘗出來。
人餓急了,凡是能塞到嘴裡的到東西,都向嘴裡塞。有一次,我和一些同事一起到學校農場勞動鍛練,干挑糞、澆水、鋤草等農活。餓著肚子,那裡還挑得動?休息的時候,水力機械課老師胡令伯捉了一些螞蚱,在火上一烤,就塞到嘴裡,一邊爵一邊還說:「好吃,好吃。」於是,我們大家都去逮螞蚱烤了吃。農場種了些蓖麻,蓖麻籽還沒有成熟。我在晚上值班的時候,肚子餓極了,就將嫩蓖麻籽剝了吃。當時覺得不難吃,嫩嫩的,沒有特別的味道。但是,到下半夜,我就開始肚子痛,不斷地拉肚子,折騰了兩三天才好轉。
餓肚子的當然不止我一個,人人都餓,輕年人尤甚。有一次,我們教研組的青年教師姚知儉,到食堂買飯,偶然發現在盆底粘回來一張飯票。原來,買飯的時候,廚工隨手把飯菜票放在窗台上,然後盛好飯菜,又把盆放在有飯菜票的窗台上。有一次,我們教研組青年教師姚知儉的盆底有些水,就把飯票粘回來了。這給他以啟發。從此,他每次去買飯前,有意把盆底弄濕了,大多數時候都能粘回來幾張飯菜票,他也可多吃一點。但是時間長了,被廚工發現了,就把這件事反映到河川系,河川系就要我們教研組開會批評他。姚知儉先作了檢討,交代從什麼時候開始這樣做的,共做了多少次等等。然後大家發言批評他。我自已肚子也是空空的,但也和大家一起批評了他。現在回想起來,一個大學教師,在長期飢餓下,做出這樣的事,也是實出無奈。這責任應該由誰來負呢?
教師的情況如此,學生又怎麼樣呢?學生的定量比我們多,每月35斤。但是,在沒有葷腥、沒有油水,成年累月吃紅薯、雜糧,同樣肚子餓。從1960年下半年,有的學生家裡餓死了人,自已在學校又吃不飽,就開始逃亡。有的逃到黑龍江三江平原,有的逃到煤礦上去挖煤。學校(或許是學校的上級)覺得學生逃亡名聲不好,因此派人到各處去找,從黑龍江找回幾個,但大部分沒有回來。
我大學畢業前稱過,身高1.76米,體重128斤。1961年,我又稱了稱,體重只有105斤了。我的同事、俄語教師王宗愛曾經描述過我的形象:頭尖、脖子長、肩膀窄,胳膊、 腿細長,像高腳鸕鹚一樣,一陣風吹來,就要被吹走似的。
有人私下議論,過去革命鬥爭艱苦,有時也餓肚子,但是沒有像現在這樣長期餓肚子的。以前餓一二頓或餓一二天,等打下土豪,或者繳獲敵人的給養,也能殺豬宰羊飽吃一頓。張劍鳴副院長曾在某種場合說:以前,大家回憶萬里長征,回憶革命的光榮歷程、艱苦的鬥爭精神,以後說不定大家要回憶現在這段餓肚子的歷史了(大意如此,1963年批判他時有人揭發的)。50年後,我現在來回憶這段經歷,不幸被張劍鳴副院長言中了。
不過,不管怎麼說,我們這些有城市戶口的人,每月還能供應一定量的糧食,肚子雖餓,我們終究活下來了。那些農民就沒有像我們這樣運幸了,他們只有一條路,就是餓死。我當然不知道全國究竟餓死了多少人,但是,我親眼看到餓死的人倒在懷遠到蚌埠的公路邊上,這是千真萬確的事情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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