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誰是新中國》第三章第三節

三　孫中山聯俄容共做法的性質和由來、原則和失誤

第一、孫中山聯俄容共做法的性質和由來

一、公平地說，一九二六至一九二八年間的國民革命軍兩度北伐，之所以能夠迅速奪取十七年反覆辟的歷史性勝利，功雖在中國國民黨、國民革命軍和蔣介石先生，其功，亦在國中一切民主革命力量，包括具有一定共和進步意識的舊軍人、舊軍隊，直至一些地方軍事勢力的大聯合。它無疑是辛亥之後十七年反覆辟統一戰線的勝利結果。而這個統一戰線的一再策劃者和實行者，便是孫中山先生。
　　
辛亥之前，孫中山先生為推動國民革命在中國的成功，「任何國家的援助他都想爭取，也都接受；任何派別的革命黨人，只要目的在推翻清王朝，他都吸收。興中會雖以廣東人為基礎，但同盟會成立時，便吸收了兩湖的華興會分子。華興會的黃興原主張各省搞各省的革命，經他勸說，才決心與他合而為一，共同革滿清的命。在他團結世界各地的中國留學生成立同盟會之後，他又吸收了江浙一帶光復會的勢力。雖然光復會人只想推翻滿人的政權，尚有些無政府主義者，如吳敬恆等，但孫中山亦均予以優容」。09辛亥之後成立的國民黨，雖然以中國同盟會為核心，但因它在相當程度上乃是一個統一戰線式的普通政黨，因而，才使它成了中國第一大黨，並在國會佔絕對優勢。如前所述，若不是袁世凱暗殺了宋教仁，解散了國民黨，則中國政黨政治的道路，亦未始沒有一個良好的開端。雖然在一定條件下，聯合各種革命力量，甚至是非革命力量，包括各路軍閥和地方勢力，為一定的目標而建立廣泛的統一戰線，難免不會出現魚龍混雜的情形，有時亦會出現目標一經達成即如鳥獸散，或目標尚未實現即已鳥獸散的狀況，甚至造成統戰未成反遭其害的局面，但是，孫中山先生在與軍閥的長期較量中，仍利用各派軍閥「南與南不合，北與北不合，南與北復不合」的複雜分裂狀況，甚至不惜利用聯合甲軍閥打乙軍閥等手段，在各個不同的歷史階段，利用不同的歷史事件，以組成短暫的統一戰線，以達成反對軍閥首惡，削弱軍閥力量，和防止大小軍閥聯手以共同對付革命的目的。有時，甚至亦能將反覆辟的鬥爭擴張到軍閥勢力的內部，以起到分化瓦解專制復辟勢力的作用。然而，自二次革命始，直至一九二四年中國國民黨「一大」召開，歷次由孫中山建立的反覆辟統一戰線，雖也有過成功，卻迄無重大之告成者（參見本卷第二章第五節）。尤其是一九二二年陳炯明的叛變，所給予孫中山及南方革命政府的沈重打擊，不單使他對軍閥們的背信棄義深感絕望，更使他因痛感沒有自己的武力，而深懷企求之心。由是，孫中山才在反覆辟「計無所出」的艱難時勢之下，不得不與一心要向中國輸出共產革命的俄國「聯手」，以建立新一輪反對中國軍閥復辟的統一戰線，並由此而導致了「聯俄容共做法」、而非「聯俄、聯共、扶助工農政策」的出現。因為孫中山和中國國民黨從來就不曾有過一個所謂的「三大政策」，那不過是蘇俄和中國共產黨的一番「創作」罷了（參見本章兼論）。
　　
二、孫中山之所以要有「聯俄容共」的做法，還有一個更為根本的原因，就是西方列強一貫地不支持中國革命，一貫地站在支持專制政體和復辟政權的一邊，一貫地支持和操縱中國的軍閥混戰及割據，以至每一個軍閥背後都有一個或數個列強作為其支持者。而反對中國統一、阻礙中國強大、和意在使中國永遠處於一種分裂和貧弱的狀況，又幾乎是所有列強對中國的共同願望。一九二三年七月，孫中山就因尋求美國支持不得，而向《紐約時報》記者表達了他強烈的不滿。同年十二月，孫中山更因要截留廣東海關關余，又遭遇英、美、法、日、意、葡等國派軍艦赴廣州向他示威。孫中山終於忿然宣布：「我們已不依賴西方，我們將聯合俄國。」
　　
三、孫中山之所以要向西方宣稱「我們將聯合俄國」，還因為列寧偽稱要廢除沙俄對中國的不平等條約，終止沙俄在中國的特權，甚至偽言要幫助孫中山的國民革命，特別是答應他「絕不移植共產制度於中國」——一九二三年一月二十六日發表的《孫中山、越飛上海宣言》即稱：「孫逸仙博士以為共產組織，甚至蘇維埃制度，事實均不能引用於中國……此項見解，越飛君完全同意，且以為中國最緊要之問題，乃在民國的統一之成功。關於此項大業，越飛君並確告孫博士，中國……可以俄國為依賴。」
　　
四、其時，俄國不僅已經在與北京軍閥政府進行建交談判，而且在決定「支持」孫中山之前，就已經通過剛剛成立不久的中共，謀求與北方軍閥吳佩孚和南方軍閥陳炯明的聯合。陳炯明和中共的關係更是相當密切，他甚至被中共某些成員認為是一個社會主義者。而中共與他的關係，直至他叛變廣東革命政府之後才被迫終止。這就使得一再遭遇國內專制勢力頑強反撲和西方列強蓄意阻撓的中國國民革命，極有可能面臨著「既要增加一個外部敵人、又要增加一個內部敵人」這樣一個更加嚴峻的局面。所以才迫使孫中山只能採取「寧肯多一友、而不能多一敵」的統戰策略，準備推行「聯俄容共」的做法。
　　
五、「聯俄容共」的做法，實際上是蘇俄對孫中山千呼萬喚的一個結果。因為歷史的事實便是蘇俄九番十次地上門找孫中山，而不是孫中山三番五次地要去找蘇俄。10否則，就不能理解，為何自一九二零年至一九二三年，蘇俄雖萬里尋孫十數度，都未能辦成「聯俄容共」的陰謀大業，直到鮑羅廷帶來大批軍用物資和每年二百萬墨西哥圓的俄援，方使得孫中山同意「聯俄容共」了。而所謂容共，也只是容許中共黨員參加國民黨，並服從國民黨的主義、綱領和紀律。因為孫中山認為，「中共只有在國民黨的領導下，受國民黨的指揮，才能防止中共製造階級鬥爭，妨害國民革命進行」。11
　　
六、如果說上述諸因素才是孫中山有「聯俄容共」做法的外部原因，那麼，孫中山之所以會同意「聯俄容共」，還有一個很重要的內在原因，這就是孫中山有一個願意「聯俄容共」的思想基礎。尤其是在有「聯俄容共」做法之前，當他還沒有像後來那樣，對馬克思主義，特別是對俄國共產革命有了深刻的認識和批判之時。這個思想基礎，就是他因自身革命的倍加坎坷，而特別羨慕列寧「革命的成功」，羨慕俄黨在組織上的「嚴密和堅強」。因為他認為俄黨的經驗將有助於自己改組國民黨的工作。雖然他當時還並不真正瞭解俄國的「革命」和俄共的性質。此其一。
　　
其二、如前所說，一九零五年後的數度考察歐美，雖然使孫中山認識到革命乃是歷史的一個普遍變革進程，但同時又使他對歐洲革命和美國革命尚未能解決「民生」問題，產生了自己的看法。猶如他所自述的那樣：「兩年之中，所見所聞，殊多心得。始知徒致國家富強，民權發達如歐美列強者，尤未能登斯民極樂之鄉也；是以歐洲志士尤有社會革命運動也。予欲為一勞永逸計，乃採取民生主義，以與民族、民權問題同時解決，此三民主義主張所由完成也。」12
　　
這一段話固然道明瞭民生主義思想之所由來，但這一段話裡的「斯民極樂之鄉」和「社會革命」兩語，前者既道出了他本人思想中並未絕根的「傳統大同思想」，為他後來視共產主義即是他的民生主義埋下了伏筆；後者則表現了他對當時歐洲社會革命認識的含糊不清。因此，他才一方面錯把馬克思的共產主義革命看成為一個「合理的社會革命」；一方面又把從專制向民主過渡時期所必有的艱難時勢，看成為「即使是民族、民權革命成功如歐美列強者，亦因無法解決民生問題」，因而才「導致了社會革命的發生」。並由此而下結論說，「歐美雖強，而其民實困」，因而「觀世界大同盟罷工與無政府黨、社會黨之日熾，社會革命其將不遠」。這就為他將列寧的「十月革命」，實質是「十月背叛」，視為「歐美為解決民生而進行的合理社會革命」，並由此而傾注「同情」，產生「讚賞」，奠定了錯誤的認識基礎。
　　
孫中山先生身處十九與二十世紀之交——革命與復辟開始出現複雜較量狀態的時代，而難於看清十月革命對於俄國二月民主革命背叛的本質，錯把復辟當成了革命，固不足怪，亦無可指責。但是，正是這一錯看，才導致了「聯俄容共」做法的產生。然而，孫先生沒有料到的，恰恰是這個將中共「容」進了中國國民黨內，和將中國共產革命「統」進了中國國民革命陣營的新一輪統戰做法，竟從此為中國國民革命的勝利進程和現代中國由專制向民主的艱難過渡，誘發了巨大的混亂，帶來了巨大的麻煩，埋下了巨大的危機。

第二、孫中山聯俄容共做法的原則和失誤

孫中山畢竟是一個偉大的民主革命家和一位睿智的革命策略家。當他在外部環境和內在思想的交相作用之下，決策「聯俄容共」的新統戰做法之時，特別是之後，他曾堅持了如下的原則：

一、堅持三民主義、反對馬克思主義
　　
一九二三年一月，即在孫中山先生與蘇俄代表越飛共同發表「上海宣言」前夕，中國國民黨即在其事先發表的「宣言」中，強調「要以三民主義為立國之本原，五權憲法為制度之綱領」。同時公布民族主義、民權主義和民生主義的現行政策。國民黨「一大」召開之際，亦即「聯俄容共」做法開始之時，孫中山立即開始系統講演三民主義。其民族主義六講，民權主義六講，民生主義四講，集數十萬言，非但無一言一語將他的三民主義和馬克思主義列為同類，而且明確地、科學地和系統地闡明瞭馬克思主義不是真正的共產主義。他不僅指出民生主義才是真正的共產主義，就是孔子所希望的「大同世界」，同時指出，共產主義是理想，民生主義才是實現這一理想的方法。而且對馬克思主義賴以實現共產主義的手段——錯誤的物質決定論，荒謬的剩餘價值論，暴力的階級鬥爭輪和無產階級專政的理論，逐一地進行了深刻的理論批判，並由是而得出了「師馬克思之意則可，師馬克思之法則不可」，即「照馬克思主義黨徒、用馬克思的方法來解決中國社會問題，是不可能的」科學結論。更以「俄國革命的結果和所希望的恰恰相反」，來證明馬克思的共產主義必將失敗。宣告「在中國實行三民主義，才是最恰當的」。13

二、堅持中國國民革命，反對世界共產革命
　　
首先，「聯俄容共」的做法實行之後，孫中山對馬克思主義的系統批判，不但已經在理論上明確地表明瞭他要堅持三民主義、反對馬克思主義的原則，而且當蘇俄顧問鮑羅廷要求孫中山和國民黨，將中國國民革命和俄國共產革命結成「反對帝國主義同盟」，實際上就是要將中國國民革命誘變成世界共產革命的一部分時，又為孫中山所堅決拒絕。再者，孫中山更在「聯俄容共」做法實現之後，一再堅持不奪人地產以解決土地問題，而是要通過平均地價以實現平均地權的方法，來解決土地和農民問題，以避免工農革命，反對暴民運動，更反對蘇俄顧問鮑羅庭借陳炯明叛亂所提出的，「立即發動工農革命」的要求，和鮑羅廷所一再要求的，「應該沒收地主土地交給現耕的農民」這一所謂的「社會主義政黨的最低綱領」，從而堅持了中國國民革命的民主革命方向。14

三、堅持建立民主共和制度，反對共產專制制度
　　
首先，「聯俄容共」做法實行之前，「孫文、越飛上海宣言」就已經明白宣稱絕不移植共產制度於中國。其後，孫中山先生更不斷強調「三民主義為立國之本原，五權憲法為制度之綱領」，並在國民黨「一大」後系統講演三民主義時，鮮明地反對階級鬥爭和階級專政，明確地反對在中國建立共產制度。其次，「聯俄容共」做法實行後，中國國民黨又正式發表宣言，公布政綱，稱：「對外要廢除不平等條約，償還外債；對內要實行均權主義，普選制度，確定人民有集會、結社、言論、出版、居住和信仰的完全自由權。」（「中國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宣言」，一九二四年一月）這就從根本上劃開了中國國民革命和蘇俄共產革命在目標上和實踐上的根本區別，標明瞭中國國民革命志在建立「新民主共和制度」而非「新共產專制制度」的高度民主主義品質。

四、堅持國民黨黨性和黨權，反對破壞國民黨黨性和黨權
　　
「聯俄容共」做法在實施前，孫中山曾屢次對共產國際代表馬林等申明：「共產黨參加國民黨，便應該服從國民黨紀律，不應該公開批評國民黨。共產黨不服從國民黨，我便要開除他們，蘇俄要袒護共產黨，我就要反對蘇俄。」15「聯俄容共」做法在實施後，當國民黨中的共產黨員違反規定，公開纂文批評國民黨，公然反對國民黨的政策，而且於國民黨中製造矛盾、打擊揭發他們的四名國民黨員時，孫中山則宣布四名國民黨員無罪。而當共產黨違反規定，在國民黨中自組共產黨秘密黨團的陰謀和公開支持北方軍閥政府的「陽謀」被揭露之後，孫中山則指示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於是年七月七日作出決定，宣布黨員的言論行動如不依據主義（即三民主義），必予嚴重制裁（參見下卷第一章）。
　　
由是可知，「聯俄容共」的做法，既不是在性質上與俄式共產革命的合一，亦不是在形式上與中國共產革命勢力的合流。它在統一戰線的意義上無非是一種有限的聯合，而作為爭取俄援的做法，亦僅僅是一種策略而已。就孫中山本人而言，他雖然內有對俄黨革命成功的羨慕之心，外有逼迫他不得不建立新一輪統一戰線的種種不得已因素，但是，正因為他建立統一戰線的目的，是意在推進中國國民革命，是為了反對軍閥復辟，是為了捍衛中華民國的國統和法統，所以，「聯俄容共」的做法才在本質上具有「政治策略」的意義，即聯俄是為了俄援，容共是為獲取俄援的交換條件。而在聯俄容共開始實行之日，孫中山即開始了他對馬克思主義和俄國共產革命的系統批判，無非說明孫中山先生要對聯俄容共做法作原則上的把握。如果孫中山和他的中國國民黨，在為推動中國國民革命而建立的新一輪統一戰線中，確實貫徹了這一正確的政治策略，如果蘇俄是要真心地幫助中國的國民革命，中共又是真心地要參加孫中山所領導的中國國民革命，前者不是志在改變中國國民革命的方向，並竭盡陰謀地企圖竊奪中國國民革命的領導權，後者亦不願在蘇俄的指使下實行「挖心戰術」，坐國民黨之懷而結共產黨之大，如果當時的廣東革命政府，不是處在東江有陳炯明盤踞，廣州有英國支持的商團在密謀叛亂，前方正與皖、奉聯合以對抗曹、吳這樣一個亟需援助的險惡環境之下，如果孫中山對蘇俄指使中共顛覆國民黨和誘變國民革命的陰謀和野心，既懷警惕又有預防，則新一輪「聯俄容共」的統一戰線，也確乎能夠起到反覆辟和推進中國國民革命的作用。然而事與願違的是，不僅蘇俄與中共對孫中山和中國國民黨從一開始就採取了「革命的兩面政策」，於陽謀之下使盡了陰謀手段，而且，孫中山本人亦在貫徹這一政治策略的一些具體做法上，出現了嚴重的失誤。
　　
失誤之一，是身為中國國民革命領袖的孫中山先生，在決策「聯俄容共」的做法之前，就未能認清列寧共產革命的性質和惡果，更對蘇俄推行「東方路線」的陰謀不甚了了，以至不但對蘇俄完全放鬆警惕，甚至反而欣賞列寧革命，羨慕列寧革命的成功，尤想學習俄共建黨的經驗，從而既予蘇俄企圖誘變中國國民革命以「天賜良機」，又予國民黨「左派」幼稚病的發作以適時的政治條件。因為以廖仲凱為首的國民黨「左派」幼稚病患者們，正因為孫中山先生委託他們為聯俄容共而「籌劃一切」，他們才為自己「幼稚病」的發作，找到了一張可以作大旗的「虎皮」。16
　　
失誤之二，是身為中國國民革命領袖的孫中山先生，在聯俄問題上有「重權宜之計，而輕國民革命大計」的傾向。當蔣介石銜命訪俄歸來，即於口頭和書面向他報告了蘇俄「革命」的實際情形，和中共在蘇俄如何詆毀中國國民革命以及孫中山本人，並斷言蘇俄「主義與事實」有別時，孫中山先生非但未能予以足夠的重視，反視為「小題大作」。其根本原因，無非是他過於重視俄援這個「權宜之計」，從而放鬆了他對蘇俄應有的警惕和防範之心。
　　
失誤之三，是孫中山視中國國民黨乃是一個曾推翻滿清、結束帝制、創建中華民國、並堅持過十數年反覆辟的「老大革命黨」，在中國既有威望，又有影響和力量，因而看不起一九二三年底才有四百三十二個黨員的中國共產黨。所以當蘇俄、中共要與他實行兩黨聯合以「推動國民革命」時，他非但拒絕「平等聯合」，反而只准許「共產黨員以個人身份參加國民黨」。如是，他一是忘記了中共雖小，蘇俄卻大；中共雖幼稚，蘇俄卻老辣；中共雖只有幾百個黨員，玩不轉；卻有蘇俄親自扶植、直接指揮，中共乃是「第三國際的一個支部」。二是未能意識到，蘇俄與中共在革命目標、革命理論、革命性質和革命手段上，都與中國國民黨完全不同。因而，叫共產黨參加進來的結果，只能造成意在推動中國民主革命的中國國民黨，在思想、綱領、目標、方法和組織上的嚴重混亂，直至造成國民黨分裂和國民革命陣營分裂等一系列痛苦政治效應的產生。
　　
失誤之四，是孫中山先生以己心度人心，以為蘇俄及中共和他一樣，乃是「言行一致」的君子。殊不知專靠陰謀背叛發家的列寧和斯大林，在「聯俄容共」的做法尚未開場之時，就已經派第三國際代表馬林向中共挑明，「要把信仰三民主義和國民黨的工農群眾爭取過來……更要將國民黨劃為左、中、右三派，並要支持左派、孤立中派、打擊右派」了（參見下卷第一章）。後來，蘇俄的這個陰謀終於得逞，實在不能不說是孫中山先生「大意失荊州」所致。
　　
失誤之五，是孫中山雖有「聯俄容共」做法，卻從未有所謂「聯俄、聯共、扶助工農」的「三大政策」。但是，他的「聯俄容共」做法和他一心欲借重俄黨建黨經驗的用心，尤其是他將國民黨「一大」包括黨綱在內的四百餘份文件起草工作交由廖仲凱，並由廖仲凱交付俄國顧問鮑羅廷、中共以及所謂左派去草擬的種種做法，一方面雖使「聯俄」有了「靠俄」之嫌，一方面卻向蘇俄顧問與中共提供了「代國民黨立言」的大好歷史機遇。自此之後，蘇俄與中共不僅開始大肆鼓吹孫中山先生有所謂聯俄聯共的政策，而且開始鼓吹與發動工農革命，倡行暴民運動。特別是在一九二六年上半年至一九二七年上半年間，當蘇俄顧問鮑羅廷和中共破壞北伐和背叛中國國民革命的陰謀就要全面破產之際，他們竟進一步將「聯俄容共」的做法，逕自篡改成了「聯俄聯共扶助工農」的「三大政策」，並將之偽稱為孫中山「手定的三大政策」，以「代孫立言」——實際是要公然推倒孫中山先生的三民主義，以為他們公開的背叛製造理論根據，和為他們要在蘇俄指使下，在中國發動共產革命，打倒孫後以蔣介石為代表的中國國民黨人，顛覆孫中山先生親手締造的新中國——中華民國，製造「最高藉口」。這不僅為在國民革命獲得重大勝利的時代，蓄意製造革命的大混亂，起到了極大的作用；而且在相當程度上造成了對孫後蔣介石、中國國民黨和中國國民革命歷程的重大誤解；更使得一九四九年以後的中國大陸人民，在中共的長期控制和欺騙之下，竟對孫中山先生究竟有無「新、舊兩個三民主義」，迷惑和惶惑了近半個世紀之久（參見本章兼論和下卷第一章）。
　　
失誤之六，因聯俄幾成「靠俄」，因而，容共也就成了「捧共」。在國民黨「一大」所選的二十五名中央執行委員中，中共黨員竟佔了十一名（一名候補）。中共黨人譚平山更擔任了中國國民黨中央組織部長，毛澤東成了國民黨中央宣傳部代部長。大批年輕的中共黨人初出茅廬，便在國民黨內擔任了許多高級職務。這無疑為中共背靠蘇俄，公然竊奪國民黨的黨權和國民革命領導權，創造了條件，膨脹了野心，更為國民黨和國民革命陣營的分裂，帶來了日益沈重的危機。由是，孫中山先生期望建立一個堅強的國民黨組織的願望，不僅瞬間落空；孫中山先生一心要推進的中國國民革命，亦從此被逼向了就要被誘變為中國共產革命的危險之途；中國共產黨在蘇俄直接策劃和指使下，陽冒國民革命、陰懷發動共產革命的慾望，亦終於有了一個「勝利的開端」。
　　
失誤之七，因孫中山先生一意要為「俄援」而「聯俄容共」，從而使黨中持不同意見者不能申張己見，或申張己見而不得，從而招致了部分國民黨員的不滿。「一大」上「跨黨案」的強行通過，誠已留下了國民黨分裂的基因。「一大」之後，中共跨黨成員在蘇俄指使下蓄意分裂國民黨，劫奪國民黨權力，甚至公開反對國民黨主義、綱領、政策的種種行為，在被國民黨員揭露並上告給孫中山先生之後，孫中山為俄援而不願過分開罪蘇俄的讓步做法，又為他逝世之後國民黨的分裂埋下了不幸的種子。
　　
顯而易見的是，如果孫中山先生不是在有「聯俄容共」做法一年之後即劇然而逝，則，一是有他在，蘇俄及中共尚不敢迅速和全面地竊奪國民黨黨權與國民革命領導權，以煽動和發動共產革命；二是如果蘇俄和中共在孫中山健在之時，就膽敢加速他們的陰謀，並對國民黨和國民革命造成重大危害或威脅，那麼，孫中山先生一定會根據決策「聯俄容共」做法的原則，從國民革命的大業計，迅速並果斷地根絕「俄禍」。孫先生所說的「有我在，他們還不敢」的話，便是這個意思。但是，他的過早辭世，卻使他來不及糾正這些失誤，甚至由親俄護共的「左」派們，將他的失誤引向了走火入魔的地步。此後，若不是蔣介石等一批真正國民黨人起而保護了國民黨，捍衛了國民革命，堅持了北伐打倒軍閥的國民革命大方向，則孫先生和他的國民黨人決心將反覆辟進行到底的歷史願望，也就無由達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