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直言高崗死因：有人為保存自己搞死他(圖)

從目前已披露的材料看，毛澤東和劉少奇的分歧固然在1962年的「七千人大會」已開始，但在反對赫魯曉夫的鬥爭中兩人還是步調一致的。即使是社教運動，在 1964年春夏之前，也還是基本一致的，在對國內形勢的估計上，毋寧說劉比毛更「左」。在筆者看來，引發毛澤東強烈反應的直接原因，還是對「大權旁落」的殷憂。

由反對赫魯曉夫而慮及自己身後是否重蹈有人作「秘密報告」的覆轍，毛澤東產生這種憂患，似是「反修」的題中之義。選擇新的接班人自然成為毛念茲在茲的大問題了。此外，接班人問題還有另外一層含義，那便是防止「和平演變」的一項對策。因而，「培養千百萬無產階級革命事業的接班人」這一命題也就在1964年應運而生了。

5月13日，東北局第一書記宋任窮向中共中央和毛澤東遞送一份報告，匯報遼寧省蓋平縣某農村黨支部培養接班人的問題，肯定這是「一個有政治遠見的黨支部」。毛澤東於5月18日批示將這份報告印發正在召開的中央工作會議「予以討論」。6月16日，在會議結束的前一天，毛髮表講話，談了兩個問題，一是備戰，地方黨委要抓軍事；二是培養接班人。如何培養接班人，毛談了五條。「九評」根據毛的講話精神，形成文字嚴謹、結構完整的篇章（對照「文革」初期的傳抄稿，刪去了許多重要的內容），收入《毛主席論教育革命》一書的節錄，經由毛本人審定，保留了若干重要段落，現引其中一節：

一切事物都是對立的統一。五個指頭，四個指頭向一邊，大拇指向另一邊，這才捏得攏。

完全的純是沒有的，這個道理許多人沒有想通。不純才成其為自然界，成其為社會。完全的純就不成其為自然界，不成其為社會，不合乎辯證規律。不純是絕對的，純是相對的，這就是對立的統一。掃地，一天到晚掃二十四個鐘頭，還是有塵土。你們看，我們黨的歷史上哪年純過嗎？但是卻沒有把我們搞垮。帝國主義也好，我們黨裡冒出來的修正主義也好，都沒有把我們搞垮。解放以後出了高崗、饒漱石、彭德懷，搞垮了我們沒有？沒有。搞垮我們是不容易的，這是歷史經驗。

也許是沒有講稿的即興發揮，抑或另有深意的旁敲側擊，在談到高崗問題時，毛除了譴責他「搞陰謀」，同時對他自殺的結局表示遺憾。令與會者意外和震驚的是，毛直言「高崗的死，我看是有人為了保存自己，把他搞死的」。在座諸公誰人不曉，高崗當年的矛頭所向，主要是劉少奇。毛這番關於接班人講話的最後，指示「接班人的問題還是要部署一下。要準備好接班人」。

正是在這一年，毛澤東在部署和準備接班人上，採取了重要措施。12月28日，正是毛澤東在中央工作會議上公開責難劉少奇的這天，中共中央最終確定了新一屆國家領導人名單，向正在召開的第三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提交。與上屆相較，最引人注目的變化是：林彪取代陳雲，成為國務院排序第一的副總理；新任的三名副總理為柯慶施、陶鑄、謝富治。

從現已披露的第一手資料看，柯慶施是毛澤東以曲折的方式表露關於接班人隱憂的唯一的封疆大員。1962年12月下旬，臨近其七十初度之際，毛澤東將若干「反修」材料批轉柯慶施，要求「印發會議各同志。大家讀一、二遍，並討論兩天」。意味深長的是，毛在這批材料末頁的空白處書寫了清代詩人嚴遂成所作的《三垂岡》，並寫有跋語：「古詩一首。詠後唐李克用和其兒子後唐莊宗李崇（存）勖詩。」向一位並不熟悉古典詩詞的封疆大員寫示這樣一首並不出名的七律，顯然不是雅人深致的娛情。加寫的跋語似乎曲折地指示了領會此番用意的路徑。柯慶施在1958年的成都會議上鼓吹「相信毛主席要到迷信的程度，跟從毛主席要到盲從的地步」，在製造對毛的個人崇拜上，似乎不讓林彪專美於前。在16名副總理的排序上，柯名列林彪、陳雲、鄧小平、賀龍、陳毅之後，位居第六，超越同為政治局成員的李富春、李先念、譚震林。

陶鑄被毛澤東稱為「黨內的一頭牛」，毛賞識這位自稱「我是只左不右的」幹才。但在1956年9月舉行的中共八大上，陶鑄當選中央委員的得票數竟列倒數第三，僅在曾希聖、陳紹禹（王明）之前。筆者以為，這可能多少與他1953年財經會議上不合時宜地發表批評劉少奇的意見有關。（高崗在此次會議上有「批薄射劉」動作。）「只左不右」的陶鑄，在1958年的「大躍進」運動、1959年的「反右傾」運動、1960年代之初的「反單干」以及社教運動中的作為，顯然為毛所賞識。

謝富治於1959年接替羅瑞卿出任公安部長，從此進入中樞。《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1960年代的幾冊中，刊有涉及謝富治的若干批語，顯示出毛對其工作的肯定。尤其是三屆人大召開前夕的12月5日，毛對謝在瀋陽冶煉廠蹲點的報告作出「很可一看」的批示。謝富治在「文革」中一直受到毛的信用，1972 年病逝，江青在追悼會上與其遺孀相擁而泣。

不無巧合的是，1965年1月2日（正是三屆人大選舉和任命國家領導人的前一天），毛澤東批送謝富治、李井泉（三屆人大新任副委員長）、陶鑄三人作於1941年批判王明路線的長達5萬多字的一組文章，「請提意見，以便修改」。批語中有一段涉及當年高層的文字。這件材料除1964年3月批送中央政治局一級的成員（經常列席常委會的吳冷西例外），地方大員及政治局以下的僅此三人（柯慶施正在肺癌手術後的病療中）。

1964年的毛澤東，思慮所及，漸由國際反修轉入國內反修（社教），由運動重點之爭及於接班人的替換，選擇的突破口在文藝和教育兩界，而確保既定路線的推進，要端賴對軍隊的掌控和對個人崇拜的鼓勵。這一切被有機地組合在了一起。這一切，正在一步一個腳印地走向兩年之後開通的「文革」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