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失竉了

10 從奪實權到丟實權
1931∼1934年 37∼40歲

國中之國成立前後，毛身邊來了一批由蘇聯培訓的高官。毛在他們面前依然擺出獨裁作風，這些人不吃他那一套。「外交部長」王稼祥說：「老毛罵人，不行，要找個機會鬥爭他。」會上他們給他扣大帽子，甚至說他是「富農路線」。這是個可怕的罪名，毛當初曾用它把許多江西共產黨人送上刑場。現在雖說他掉不了腦袋，但他說話不再說一不二了。周恩來剛來時，一次開蘇區中央局會議，毛照舊拿出主持人的架式，在座的人請他讓位，由周主持。毛沒法子，請「病假」。同事們巴不得，馬上同意，毛就在一九三二年一月生著悶氣上了東華山。東華山是瑞金附近的一座石頭山。此起彼伏的大黑石深處坐落著一所廟宇，掩映在濃郁的水杉松柏中。伴隨毛住在這裡的只有妻子賀子珍和一個班的警衛。廟堂又大又空，透出濕冷的陰氣。毛的臥室狹小，泥地上長著幽幽的青苔。門外，冬天的風捲落殘存的樹葉，不絕的雨滴進石板上的裂縫裡，帶出滲人的寒氣。毛的心情也同樣陰暗喪氣。

偶遇天晴，毛搬一把板凳，坐在院子裡。他帶來兩隻鐵皮箱子，裡面裝著文件、剪報、筆記，跟多年的詩作。警衛員把箱子摞起來，毛讀著箱子裡的珍藏，思考著下一步怎麼辦。

高層的機密文件仍定時給毛送來，同時還有他鍾愛的報紙，包括國民黨的報紙。這些報紙上常有共產黨員脫黨啟事。二月十六日至二十一日，上海《申報》等主要報紙上出現了一個(伍豪等脫離共黨啟事)。

(伍豪啟事)說「敝人等深信中國共產黨目前所取之手段所謂發展紅軍牽制現政府軍者無異消滅中國抗日力量，其結果必為日本之傀儡而陷中國民族於萬劫不復之境地……」，說中共路線為蘇聯利益服務，「敝人本良心之覺悟特此退出國際指揮之中國共產黨。」「伍豪」系周恩來的化名。

(伍豪啟事)毫無疑問是偽造的。直到今天，中共也說不清到底是誰偽造的，為什麼不選他人，專選周恩來？為什麼早不偽造晚不偽造，偏偏就在周取代毛作紅區頭號人物時偽造登出？這是巧合嗎？而且，毛當時即以蘇區主席名義發布告「闢謠」，把(伍豪啟事)擴散到根本看不到上海報紙的蘇區。

在共產黨的世界裡，啟事使周的名字受到玷污，權威遭到質疑，周的惶惶不安可想而知。尤其是，周不能不懷疑，這不是巧合，是毛在搞鬼。周就這樣對毛產生了懼怕心理。從事態的發展可以看出，毛利用周的這一心理，迫周對他言聽計從。

這時毛要的是軍權。紅軍那時正久攻贛州城不下，三月初在城下開最高層會議商討怎麼辦。毛一得到通知，跳起來就走。天正下著瓢潑大雨，子珍讓他等雨停了再走，他不聽，出廟門頃刻就全身濕透。他連夜馬不停蹄，到了會場便指責軍事指揮。同事們並沒有把軍權給他，大家雖然都同意撤圍贛州，但是仍作決議說：打贛州「在政治上完全是正確的」。

大多數人一致同意向西發展，跟湘贛邊區根據地連成一片。可是毛堅持去東北方向。爭執不下，由周恩來拍板定案。周決定兩個方向都去，但只派了三分之一的隊伍往西，三分之二跟毛走，包括毛的老搭檔林彪手下的紅軍主力一軍團。

周可以不顧多數人的意志，做出這樣一個奇怪的決定，顯然是他不想樹毛這個敵。就是從這時起，周恩來開始了持續一生的對毛的恐懼。毛呢，也一再把(伍豪啟事)作為懸在周頭上的利劍，一直到四十多年後周臨死之際。

跟毛走的紅軍並沒有照他在會上說的往東北方向去。上路後，毛突然改變行程，朝相反方向的東南海岸前進。毛通過林彪把這一既成事實電告中央軍委，中央不得不再次開會，認可毛的新路線。後來毛的同事們譴責毛的海岸之行為浪費時間。

四月二十日，毛奪取了靠近海岸的漳州城。毛瞅準了漳州守城兵力薄弱，他去那裡是為了私人的目的。

其中之一是獲得更大的名聲。紅軍進城時排成四行，軍號震天，毛特意騎了匹白馬，頭戴遮陽盔，一反常態地衣冠楚楚。毛收集了大量關於自己的新聞報導，寄給「戰友」們，諸如「紅軍人漳，沿海大震，漳、泉逃廈者，十萬餘人……創「帝國主義兵艦集廈門者二十八艘」。毛算準了，他的名氣越大，莫斯科越得依他。果然，當他的同事們後來氣憤地撤了他的軍職時，莫斯科在上海的代表艾威特(Arthur Ewert)告訴中共：「毛澤東是個知名度很高的領袖」：莫斯科反對解除毛的職務。

繁華的漳州還使毛得以聚斂一筆私財。一輛卡車滿載著沉甸甸的箱子從漳州開到江西紅區，箱子上寫著大字：「毛澤東親收」。公路開到盡頭就由腳夫挑。「這是毛主席買的、繳獲的書，」大家部這麼說。有書，但更多的是金銀財寶。挑夫在毛的大弟澤民的監督下把它們秘密挑到一個山頂，然後澤民和兩個毛的貼身警衛員把它們搬進山洞。洞口密密封住。除了這幾個人，再沒別的人知道。毛就這樣悄悄地給自己留下條後路。

一九三二年五月，當毛逗留在漳州時，蔣介石調集五十萬兵力，準備發動第四次「圍剿」。那年「一•二八」日本進攻上海，中國軍隊奮起抵抗。由於日本此時在上海地區的軍事目標有限，國際聯盟得以調停戰火。在這場一直持續到四月下旬的危機中，中共繼續攻城略地。四月十五日，中共口頭上「宣布對日戰爭」，但宣言與其說是抗日不如說是倒蔣，稱倒蔣「是直接與日本帝國主義作戰的前提」。蔣介石明白中共不會跟他聯合抗日，於是在上海危機結束後，重申「攘外必先安內」的政策，又開始進攻紅色根據地。

收到蔣介石即將圍剿的情報後，中央令毛率部返回江西蘇區以禦敵。毛回電說他不相信蔣會大舉進攻，中央的「估量和軍事戰略，完全是錯誤的」。毛拒絕離開漳州，又待了將近一個月，直到蔣的意圖已公開，毛明顯錯了，這才不得不於五月二十九日動身。數萬紅軍由於跟著毛繞了個大彎，現在不得不多走三百公里。南方的氣候已酷熱難當，不少人患病死去。路上他們還得跟新的敵人作戰：粵軍。粵軍一向與蔣介石勢不兩立，迄今為止避免和紅軍作戰。但毛打漳州震驚了他們，畢竟漳州離廣東只有八十公里。他們於是向紅軍出擊。在一個叫水口的地方，紅軍打了一場少見的惡戰，傷亡慘重。*

（* 打得最勇敢的是一九三一年十二月「寧都兵變」的將士們。這是自南昌起義以來的唯一兵變。他們的到來使中央蘇區紅軍的兵力增長了三分之一，達五萬多人。總指揮季振同把部隊帶進紅軍後，很快就後悔了，一再要求「到蘇聯去學習」。中共知道這是他想逃跑的藉口，把他扣了起來，後來處死。）

在毛不聽指揮逗留漳州期間，包括周恩來在內的中央實在拿他沒辦法，曾集體給莫斯科去電，告毛是「百分之百的右傾機會主義」，「完全與國際指示唱反調」。但莫斯科回電說，他們無論如何得跟毛合作，維護毛的威信和地位。

顯然，莫斯科認為毛是不可或缺的，其他人可有可無。毛有恃無恐，跟周恩來等會合後，反守為攻，伸手要權，提出紅軍中設立總政治委員，由他來擔任。

七月二十五日，周恩來提議答應毛的要求，「以毛任總政委」。在瑞金的領導們不同意，要把這個位子給周。周找出各種理由幫毛說話，懇求道：這樣一來，「政府主席[毛]將無事可做」，「實在不便之至」。八月八日，毛當上了紅軍總政委。

毛就這樣在莫斯科縱容下奪回了軍權。一九三二年夏，蔣介石首先集中兵力進攻中央蘇區以北的鄂豫皖和湘鄂西根據地。莫斯科指示所有紅軍協力支援這兩個紅區。毛的任務是率領中央蘇區的紅軍北上進攻若乾城鎮，以牽制一部分敵軍。毛遵命攻擊了幾個地方，但一遇強敵就停下來。中央要求毛積極出擊，「呼應配合」毛則保持觀望，按兵不動。

蔣把紅軍趕出鄂豫皖和湘鄂西之際，下一個目標輪到中央蘇區。莫斯科的戰略是迎頭反擊。但毛再次拒絕執行，堅持要「分散」部隊，躲避蔣軍。*

（* 毛不相信紅軍能打敗蔣介石的數十萬大軍，他把希望寄託在莫斯科身上。那時莫斯科正跟國民黨政府頻繁接觸要恢復外交關係(一九二九年蘇聯因為「中東路」事件跟中國斷交)。毛認為蔣會向蘇聯作姿態，給紅軍留一條生路。中蘇在一九三二年十二月復交。）

中共其他領導認為他的做法是「極危險的」。毛固執己見。用周恩來無可奈何的話說：「爭論則不勝其爭論」，「令人無所適從」。

一場緊急會議十月初在寧都召開，會議由周恩來主持，中央蘇區的八個領導人都出席了。會上大家對毛的憤怒和譴責可以從會議文件裡略見一斑。毛被指責不服從命令，擅自行動，犯了「不尊重黨領導機關與組織觀念的錯誤」。與會者「開展了從未有過的兩條路線鬥爭[毛已形同敵人]，打破了過去遷就和平的狀態」。要不是周恩來護著毛，對他的譴責還會更嚴厲。會後有幾個成員向上海報告說：周「在結論中不給澤東錯誤以明確的批評，反而有些地方替他解釋掩護」。在上海的博古等人，對毛的行為怒不可遏，超乎尋常地不徵得莫斯科代表的同意，就給寧都會議發電報，稱毛的行為「不可容忍」，再不能讓毛繼續指揮紅軍，甚至建議開除毛的黨籍。

不等莫斯科出面保毛，寧都會議就一舉拿掉了毛的軍權，要他回後方。遵照莫斯科維護毛的聲望的規定，向部隊宣布時，只說毛是「暫時回中央政府主持一切工作」。莫斯科收到的報告則說毛回後方是「因為生病」。

寧都會議期間，毛兩次給上海發電報，請求莫斯科干預。但莫斯科代表艾威特顯然也對毛的行為不滿，決定用信使，而不是電報，轉告莫斯科。莫斯科不同意趕毛出軍隊，艾威特不得不為自己辯護說：「解除他軍職以及譴責他的決定，我們事先都不知道。」

莫斯科對中共說：「毫無疑問毛澤東是錯的，但對毛只能用友善的勸說。」「關於你們與毛澤東的分歧，我們再次強調：努力友好地爭取他接受積極反擊的路線……我們反對在這個時候把毛澤東調離軍隊，要是他守紀律的話。」究竟對毛怎麼辦，莫斯科的主管十一月二日緊急請示斯大林。根據斯大林的意見，毛的同事們被責令寫報告解釋為什麼把毛踢出紅軍。莫斯科批評那些譴責毛的人，讚賞周恩來對毛的和風細雨。

莫斯科的力挺來遲了，毛十月十二日已經離開了寧都，也離開了紅軍。總政委一角由周恩來接任。毛一生都記恨寧都會議上那些反對他的人，特別不放過周恩來。儘管周為毛緩頰說好話，但他畢竟同意了撤毛的職，而且取代了毛。毛上臺後，周作了一百多次檢討。四十年後，身為總理的周，剛被確診膀胱癌，又正在跟美國、日本等國談判，卻不得不一次次嚴厲指責自己，罪狀之一就是寧都會議。

毛堅決拒絕回瑞金去主持中央政府工作，他到汀州「養病」去了，進了蘇區醫療條件最好的教會醫院。住宅是一幢兩層樓的別墅，原屬於一個富有的基督教徒，如今被中共佔用作療養院。房子座落在鬱鬱蔥蔥的小山灣中，樓上一圈寬闊的木頭平臺，給樓下遮蔭。平台上四面來風，風把幾株芭蕉吹得像扇子一樣揚來揚去，雨後閑坐正好看「芭蕉葉大梔子」。

這幢別墅現在成了毛澤東與瑞金抗衡的司令部。他把追隨者們召來開會，叫他們在國民黨打來時不要抵抗，而是撤離前線，要他們對中央指示：「合我口味就執行，不合就不執行。」

一九三三年一月，負責上海機關的博古來到中央蘇區。那時中共組織已不能在任何一個大城市秘密存在，原因是國民黨治安的成功以及大批中共黨員叛變。*二十五歲的博古，入黨只有七年，但他聰明過人，跟他有過交往的斯諾稱他的大腦「比周恩來更快、更微妙，也許更靈巧」。他的俄文、英文都很好，在蘇聯受訓三年半。他最突出的特點是果斷，敢做敢為，儘管他比週年輕得多，資歷也差得遠，一到瑞金大家仍公推他為中共第一把手。中共領導們對周在毛問題上的優柔寡斷、姑息遷就非常失望。他們讓周管軍事，周並不介意，他沒有當頭號人物的野心，歡迎有個頂頭上司作決策。

（* 在有關中共歷史的書上，中共在大城市的失敗被莫名其妙地怪罪到幾年前就下了臺的李立三頭上。）

博古決心對毛採取行動。面臨蔣介石大軍壓境，他必須要做到令行禁止。博古也聽到不少對毛的反映。彭德懷就說毛「心術不正」「侮辱」朱德，毛「喜歡挑起內鬥」，毛「手狠，要是你不服從他，他總有辦法壓服你，他不懂得怎樣團結幹部」。

博古離開上海時，莫斯科代表艾威特一再叮嚀他跟毛搞好關係。但莫斯科允許博古拿毛的追隨者開刀。從二月起，這些人，包括鄧小平、譚震林，毛的麼弟澤覃，在瑞金報上被點名批判。當然只有少數人知道這實際上是針對毛，毛的公眾形象並沒有受絲毫影響。另外，博古也沒有採用毛整人的辦法。儘管批判的語言聽起來怪嚇人的，什麼「打得粉碎」什麼「殘酷鬥爭，無情打擊」，但僅限於言辭而已，被批判的人並沒被當敵人對待，批判完後還給了他們重要職務。

博古打破了毛自立的體系，使全黨聽從指揮反擊圍剿。結果是出奇地成功，紅軍首次進行大兵團作戰，在兩場決定性的戰鬥中打垮蔣介石嫡系部隊近三個師，使蔣的第四次圍剿在三月以失敗告終。

蔣的失敗因素之一，是他不得不同時對付日益加深的民族危機。這年二月，日本侵略軍從東北越過長城向關內進犯，直接威脅古都北平(北京)。日本人在東北成立了傀儡政權滿洲國。蘇聯承認了滿洲國，成為除日本、薩爾瓦多和梵蒂岡外，滿洲國國旗飄揚的僅有國家。斯大林這樣做目的是討好日本，使日本不致進攻蘇聯。中央蘇區的勝利，像從前一樣，還得益於蘇聯情報人員，蘇聯駐華武官雷邦(Eduard Lepin)是中心人物。莫斯科派來若干秘密軍事顧問，其中一位德國人李德(Otto Braun)後來幾經周折進入瑞金。毛見到他時曾對他表示恭維。李德寫道：毛「提到一九三二、三三那個冬天的反擊戰，稱讚它的成功，說他知道是我在上海出謀劃策」。

打了前所未有的勝仗，周恩來的地位和安全感都大大增強。莫斯科愛的是成功者，毛緊張了，想到莫斯科也許會移情於周，尤其是毛還曾反對過莫斯科的戰略。一九三三年二月，他病也不養了，從汀州搬回瑞金。莫斯科對他的態度一如既往，告誡毛的同事們「不管怎麼說，必須團結毛工作……關於毛澤東，你們必須盡絕大努力對他取容忍和解的態度」。

毛繼續出席最高層會議，該他主持的他也主持，絕密消息沒有瞞他。但毛知道莫斯科對他的青睞不那麼靠得住了，報上在批判他的追隨者，他十分孤立。幾乎沒有什麼人來看他。「那時鬼都不上門，」毛說：「我是好比一個菩薩，被放在尿缸裡，沉過幾下，臭得很。」

毛果真是失寵了。一九三四年初，他丟了「總理」職位，儘管仍是「主席」。中共在莫斯科批准下把這個位子給了蘇聯訓練的三十四歲的張聞天。作為對毛的補償，他升任政治局正式委員。但他沒能進入中共的核心：書記處(又稱常委會)。莫斯科批准的單子上沒有他。開中央全會公布任命時，毛拒絕出席，說是病了「生的又是外交病，」博古說，但由毛去了。

毛的知名度依然不減。中共和莫斯科的出版物還是繼續宣傳他。紅區、白區、外部世界都知道這個「毛主席」。但在中共核心，博古把毛比作蘇聯的名譽主席：「老毛今後只是加里寧(Mikhail Kalinin)了，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