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中葉劍英的所做所為

軍隊直接捲入政治鬥爭是文革的一大特色。而這正是毛澤東的刻意安排。軍中高層人士在文革中或被重用、或被迫靠邊站，還有的被打倒，如走馬燈般在這個大舞台上扮演著各自的角色，非常值得認真研究。由於眾所周知的政治方面的原因，軍中一些高層人士在文革中的活動被大大地打了折扣，正面人物個個都是「高大全」，他們在文革中的錯誤也被掩蓋、淡化，甚至根本就從正史上消失了，似乎他們從來都是文革中正確路線的代表，是與「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英勇鬥爭的典範。這顯然不是真實的。筆者讀罷邱會作的口述回憶，覺得有必要將這些人的文革言行作一番梳理，將那些被官方刻意掩蓋的史實展示出來，這對研究那段歷史不無助益。 

（一）葉劍英

葉劍英是文革期間軍隊裡的重要人物，是‘二月逆流「中反對張春橋等文革極左派的先鋒，還是粉碎「四人幫」的功臣。因此葉劍英其人成為官方宣傳中的正面人物。然而，葉劍英還有其他不為人知的另一方面，從事文革史研究史的海外學者丁抒曾撰有《毛澤東的文革部署與葉劍英的崛起》（載《文化大革命：歷史真相和集體記憶》上冊，田園書屋2007年3月），對葉劍英文革初期的作用給予分析，值得一讀。針對官方所掩蓋的葉劍英文革作用，筆者在此作如下一些梳理。

第一，葉劍英是打倒羅瑞卿的「重量級人物」。

有關倒羅的準備階段：據邱會作回憶，1965年6月間，邱會作在京西賓館正遇葉劍英和聶榮臻談論羅瑞卿，邱說：「葉帥說：‘那個人（羅瑞卿）身長、腳長、手也長，到處抓權……’聶帥說：‘那個人根本不把我們放在眼裡。他對下面的人，凡不進他小‘圈子’的，馬上就給他們穿‘小鞋’……’」（頁9）8月間葉劍英把邱會作叫到家裡說：「羅瑞卿很會往自己腰包裡裝東西，我在南京發現和總結了郭興福的軍事訓練方法，羅瑞卿並不在意。後來毛澤東做了很好的批示，羅就打主意了，還在南京召開全軍軍長會議，興師動眾地搶功，後來又發展成‘大比武’。」邱說：「葉帥說那番話很激動，說了不少羅瑞卿的問題，什麼羅瑞卿同賀龍搞到一塊啦，大比武衝擊政治啦，希望林彪身體不好快死了等等。」（頁10）1965年秋，葉劍英按照毛的指示開始向下面打招呼。邱回憶說：「主要是葉劍英找些人談，有聶榮臻、陳毅、劉伯承幾位元帥和軍委辦公會成員楊成武、肖華和我。後來又有李天祐、吳法憲、李作鵬、許世友、黃永勝、楊得志、陳錫聯、韓先楚等。打招呼是葉劍英進行的，他說羅瑞卿把‘寶’押在林總身體上，想早上臺；搞自己的‘圈子’，鬍子（賀龍）歷來喜歡搞山頭，羅就幫助他挖林總的老部下。主席叫林總管軍隊，林總的身體不好，讓他們代管一下，就出現這麼大的問題！葉帥特別強調‘打招呼’是毛澤東的意思和交待這麼辦的。」（頁11）

倒羅的實施階段：葉劍英是12月上海會議批羅的主要人物。邱會作回憶說：「最高興的是葉劍英，說：‘他（羅）是看不起我這個‘光桿元帥’的（葉沒帶過部隊），你們受他壓制，我也難受，畢竟你們還有工作做嘛，他對你們還客氣點。可是我呢？打個電話都不方便。現在搬開尊神，解放元帥啦！’葉帥說的激昂慷慨呀。」（頁13）1966年5月軍委擴大會議上葉劍英是領導小組的總負責，葉有意把會議分成兩階段，前期揭批羅的資產階級軍事路線，後期揭發羅的「小圈子」。羅跳樓後，葉興奮地改明末辛棄疾詞「將軍一跳身名裂」（關於葉劍英倒羅問題，可參閱余汝信先生《既非愉悅，更無惋惜－－葉劍英「將軍一跳身名裂」詞意辨》　載華夏文摘增刊　第662期2008年7月23日）1966年5月16日中共中央批轉了中央工作小組關於羅瑞卿錯誤問題的報告，該報告由葉劍英、肖華、楊成武、劉志堅共同署名。該報告羅列了羅瑞卿的主要錯誤：第一、敵視和反對毛澤東思想，誹謗和攻擊毛澤東同志。第二、推行資產階級軍事路線，反對毛澤東軍事路線，擅自決定三軍大比武，反對突出政治。第三、目無組織紀律，個人專斷，搞獨立王國，破壞黨的民主集中制。第四、品質惡劣，投機取巧，堅持剝削階級立場，資產階級個人主義登峰造極。第五、公開向黨伸手，逼迫林彪同志「讓賢」讓權，進行篡軍反黨的陰謀活動。該報告向中央建議：會議根據羅瑞卿的錯誤及其自絕於黨的事業，向黨中央提出如下建議：（一）撤銷羅瑞卿在軍事系統的各項職務；（二）撤銷羅瑞卿的國務院副總理職務；（三）撤銷羅瑞卿黨中央委員會書記處書記的職務；（四）對羅瑞卿的錯誤作出政治上和組織上的結論；（五）把中央工作小組的這一報告和小組會議上的幾個重要發言傳達到適當範圍，徹底肅清他在各方面的惡劣影響。

羅瑞卿倒臺後，賀龍靠邊站了，葉劍英取代羅瑞卿出任掌握實權的軍委秘書長。這也是葉劍英積極倒羅而得到的一大回報。

第二，毛澤東文革倒劉部署的積極追隨者

葉劍英配合毛澤東的倒劉部署在軍隊中打招呼。邱會作回憶說：大約是在1966年初夏，「葉劍英在他家中和我和李天祐、陳錫聯三個人閒聊，說毛澤東最近講了古書記載有兩頭蛇的故事，說有一種蛇有兩個頭，有的長在一邊、有的長在兩邊。這種蛇一定很苦，兩個頭長在一邊的還好辦些，可以協調活動，而長在兩邊的就無法協調了，一個要往東，一個要往西，總是扯皮。葉劍英講：‘主席說這種兩頭蛇總有一天會變成一頭蛇的。他這個時候說這個故事，用意很清楚。’我知道這是在影射劉少奇。6月份，中央軍委開會學習《五一六通知》，葉劍英說：毛澤東決心發動文化革命是被逼出來的，是一場被動的反擊戰。蘇聯變修，因為有赫魯曉夫，中國也有「曉夫」，現在是「山雨欲來風滿樓」，別人磨刀要動手殺人了。」（頁26）

「五月政治局會議」上，葉劍英是軍隊一方的重要代表，在會上葉狠批「彭羅陸楊」，邱會作因軍務方面的急事電話找葉都不可得。邱回憶說：「散會時，葉帥知道我在等他，就叫工作人員來通知我跟他一起走，我上了他的車，我的車跟在後面。葉帥在車裡還很激動，有些言猶未盡的樣子。他對嚴慰冰寫匿名信和陸定一說他不知道嚴的事特彆氣憤；對彭真，葉帥是極其鄙視的態度，一路上說個不停。」（《邱會作回憶錄》　新世紀出版社2011年版頁439）此外，葉劍英對毛澤東要打倒劉少奇心領神會。葉劍英也參加了政治局常委擴大會，還直接與軍委一線工作的幹部們談黨內問題，對他們進行思想教育。

八屆十一中全會召開後，劉少奇下臺成了定論，6月份葉劍英向軍委常委擴大會傳達中央精神。葉說：「毛澤東決心發動文化革命是被逼出來的，是一場被動的反擊戰。蘇聯變修，因為有赫魯曉夫，中國也有‘曉夫’，現在是‘山雨欲來風滿樓’，別人磨刀要動手殺人了。」（頁26）不僅如此，葉劍英還向軍隊幹部介紹了黨內的政治狀況。邱會作回憶說：「葉劍英就黨內的政治狀況介紹了一些情況，說最近有人給毛澤東寫了一封人民來信，是中央組織部做實際工作的人寫的。信一開頭就提出一個問題，我們的黨是一派還是兩派？我們都是‘共產黨派’，是一派。但事實上兩個主席各管一攤。那封信還用了幾個數字和例子來說明，不僅政治路線是，組織路線也是。黨的八次代表大會軍隊幹部在中央委員會裡是少數，而且大部分是候補委員。中央和國務院的部長，很多都是白區黨的，有些人自稱是‘建國牌’。各省市委第一書記，很大一部分是參加過白區工作的。」（頁26）由此可以看出，葉劍英主持的軍隊系統的傳達是有針對性的，是真正能夠把握精神實質的。

與此同時，葉劍英還身體力行地參與毛澤東的針對劉少奇「中央」的戰略部署。1966年春在毛澤東的授意下，中央成立了「首都工作組」。這個工作組由葉劍英為組長，下有楊成武、謝富治、劉志堅、汪東興等人，邱會作也參與了其中的工作。這個工作組實際上只對毛澤東一個人負責，相關的活動並不向劉少奇的「黨中央」匯報。這個工作組一項最主要的工作就是調兵遣將。經過調動，北京地區的機動部隊多達十萬人。邱會作說：「我們多在京西賓館八樓葉劍英住處旁邊的幾間房子裡辦公，由葉劍英或楊成武口頭召集我們到一起，商辦有關事宜，當場拍板，分頭辦理。參加者心照不宣、很默契，所辦的事情，該讓誰知道，不讓誰知道，該怎麼辦，心裏都明白。」（頁25）顯而易見，葉劍英確實是毛澤東發動文革運動時軍內的重要力量。

第三，林彪的大力支持者

歷史上葉劍英和林彪並沒有很深的關係。彭德懷主軍時期，葉劍英基本在家賦閑。1959年廬山會議，葉劍英也是批判彭德懷的積極份子之一，又是林彪上臺的擁護者。林彪上臺後注重軍隊正規化建設，把制定全軍新條例的任務給了葉劍英，葉搞出的解放軍團級《合成兵戰鬥條例》，得到林彪的高度讚揚。但是賀龍、羅瑞卿主軍時，葉劍英依然受到冷落，葉劍英心存怨憤，因此葉在倒羅鬥爭發揮了重要作用，成為新一任的軍委秘書長，更成為林彪的最重要支持者之一。軍內傳達八屆十一中全會精神時，葉劍英賣力地讚揚林彪。邱會作回憶說：「他從軍委常委擴大會學習十一中全會精神時開始，到後來的文化大革命動員，講了不少讚揚林彪的話，他是從戰功、能力、忠誠來說為什麼林彪要當接班人的，調子非常高呀！」

葉劍英公開發表的講話也是如此。在1966年9月25日接見藝術院校師生時，葉劍英說：「最近時期，我們黨內還有一個很值得慶賀的大喜事，就是毛澤東選定了他自己的第一個接班人。主席選了幾十年了，究竟誰來接班？選來選去，驗來驗去，經過近四十年革命鬥爭的考驗，證明了林彪同志具有豐富的革命鬥爭經驗，是偉大的政治家和戰略家，還有高度的領導藝術，是毛澤東最好的接班人。主席選定林彪同志這樣一個最親密的戰友為接班人，肯定地說，不但我們文化革命運動取得徹底勝利，而且對整個中國，整個世界的革命取得勝利也完全是樂觀的。林彪同志的身體比我們中的任何人都好。我們確信，林彪同志跟著毛澤東領導個二、三十年是毫無問題的。有了主席，有了林彪同志這樣英明偉大的領袖，有了他們兩個人，剛剛好，馬克思、恩格斯也是兩個人，毛澤東、林彪同志也是兩個人，我們的革命就無往而不勝，就可以信心百倍地完成我們偉大的革命事業。」（見宋永毅《文化大革命文庫》光碟2003年）

10月5日的全軍院校文化大革命動員會上，葉劍英說：「最後決定讓林彪同志作為我們的副統帥，這是中國人民和世界人民最可慶幸的大事。還應該指出的是毛澤東從一九二八年起經過三十八年的觀察，林彪同志從一九二七年參加南昌起義，一九二八年上井岡山，以後一直在毛澤東身邊，向毛澤東學習軍事指揮，理論等方面是最好的。在黨的領導幹部中，特別在軍隊領導幹部中，最全面掌握毛澤東思想，而且年紀最輕，身體也最健康，今年才五十九歲，是領導中最年輕的。而且身體經醫生多年檢查，從頭腦到內臟沒有什麼毛病。林彪同志只有局部神經受傷，不會影響思考和健康。因此，他是最優秀、最健康、最年輕，是最有能力領導我們的。我們不僅要宣傳毛澤東思想，而且要向全國、全世界宣傳毛澤東和林彪同志的健康，這有極大的政治意義。」（見宋永毅《文化大革命文庫》光碟2003年）

葉劍英在同年11月的空軍幹部會議上進一步發揮說：「擁護偉大的毛澤東必須以林副主席為榜樣。林副主席是毛澤東最好的學生，他對毛澤東思想鑽得最深，學得最活，用得最狠，貫徹執行得最好最徹底。他幾十年革命的實踐就是擁護毛澤東的幾十年，林付主席用毛澤東的人民戰爭的理論武裝了我軍，才能成為世界的榜樣。林總提出了那麼多的問題仍非常虛心，說自己不行。林副主席就是我們老幹部學習的榜樣。要突出政治，突出毛澤東思想，活學活用，突出群眾路線，相信群眾，依靠群眾，提高群眾的覺悟，發揮群眾的革命積極性。違背了這一點就違背了毛澤東思想。如果講特殊，就是特殊需要毛澤東思想。毛澤東的接班人就是林彪同志。林副主席對毛澤東思想體會最深。」（見宋永毅《文化大革命文庫》光碟2003年）

事實上，葉劍英是黨內高層首先對外界宣稱林彪是毛澤東的繼承人的，葉劍英的表態遠遠早於中共「九大」公布的新黨章。由此我們可以看出葉劍英對林彪的大力支持。

第四，向中央文革小組作必要的讓步。

中央文革小組成立後開始呼風喚雨，指導全國的文革運動。軍隊院校的學生們也躍躍欲試，逐漸成為一隻造反勢力，頗有勢不可當之勢。邱會作回憶說：「1966年9月底，在軍隊一線領導的葉劍英覺得支撐不下去了，認為與其‘硬’頂下去，還不如放寬點對軍隊院校的約束，把領導文化大革命的主動權放在自己手中。迫於毛澤東的態度和全國的實際情況，林彪點了頭。起草關於軍隊院校可以像地方院校那樣開展「四大」的軍委《緊急指示》文件時，中央文革通過全軍文革提出了軍隊院校在撤出工作組後，由黨委領導文化大革命的狀態要結束，要像地方一樣由真正的左派領導運動。該文件毛澤東很滿意，一見即批。」（頁58）為什麼葉劍英開始轉向？邱會作認為「八屆十一中全會後，我察覺葉劍英思想有了微妙的變化。他看到中央文革已不是原來的‘諮詢’機構了，可以‘通天’了！對劉少奇、鄧小平都敢下手整，中央文革已經成了‘老虎衙門’。葉劍英深知黨內政治有‘黑暗面’，也很瞭解毛澤東。毛澤東要搞的事，誰也擋不住，如果葉劍英和林彪一起抵制，毛澤東說不定會犧牲葉而促進林的轉變。葉帥呀，他老成嘛，不管他是真心還是謀略，是為了使自己主動。他還為林彪出了些點子，例如，用《緊急指示》的形式批准院校‘四大’，中央軍委在北京工人體育場接見軍隊院校師生，形式上要熱熱鬧鬧。雖然這有做給毛澤東看的意思，但不許‘四大’這條防線在軍委決策層裡鬆動了。「（頁59）由此一來，軍隊院校的造反派有恃無恐，群集北京，將軍隊各大機關、總部搞得烏煙瘴氣，軍隊幹部人人自危，不少人被揪鬥、批判。

第五，協助林彪保護軍隊的老幹部。

葉劍英在文革中保護了一批老幹部，這一點官方並不否認，且作為葉劍英反對江青等人的功績反覆宣揚。但官方卻掩蓋了一個事實，即葉劍英實際上是協助林彪做的這些工作。比如，林彪和葉劍英採取了讓軍內高幹「躲反」（躲避造反派）的方針，將一些軍隊幹部安排住進西山軍委戰時指揮所，1966年11月17日，邱會作被造反派揪鬥後心臟病發作，昏倒在批鬥會場上，葉劍英立即通知邱住到西山軍委指揮所。邱回憶說：「葉劍英對我說：‘無論造反派怎麼揪人，你就是不出去，先好好把身體治療一下。實在放不下的工作，就在西山辦公。沒有我的命令，你不許邁出西山大門一步！’他強調，‘這也是林總、總理的意見。他們說，對中央文革揪人又不能公開反對，那咱們就躲吧！’林總、周總理、葉帥想出的這個辦法叫‘躲反’。」（頁66）當徐向前給邱會作下命令回總後參加運動時，葉劍英及時電告林彪。葉傳達林的指示「林總說，人家（除向前）既然已經下了死命令，就要按軍規辦事了。你那裡和我這裡都要交代專人，密切注意邱回去後的動態，如果發生什麼嚴重情況，我們當採取緊急措施。」接著葉劍英叫人把邱會作的秘書、警衛員、司機找來做了工作，要大家站穩立場，保護好自己的首長。葉特別向他們交底說：「邱部長是無產階級司令部的人，毛澤東、林副主席、周總理對他是信任的，你們要保護好首長！」當邱會作遭受造反派毒打幾乎致死時，林彪及時下達手令救邱，而葉劍英派去暗中保護邱會作的衛戍區戰士及時將邱從造反派手中搶回。（頁88、99－100）由於葉劍英在文革初期時隊軍隊幹部盡量予以保護，成為日後葉劍英能夠東山再起的組織基礎。

第六，陳伯達的倒臺與葉劍英的復出。

「二月逆流」後葉劍英在政治上被毛澤東冷遇，被迫長期在家賦閑，軍委秘書長一職雖然並未明令撤銷，但是卻已失去原有的權力。八屆十二中全會上又被點名批判，九大上僅僅挂了無實際權力的政治局委員虛名。1969年對蘇緊急戰備時期被疏散到湖南長沙。而1970年8月的廬山會議給了葉劍英復出的機會。廬山會議後期，毛密召葉劍英上山，囑其主持搞陳伯達專案材料。廬山會議後葉劍英南下福建陳伯達的老家和廣東兩地，搞來三個材料：陳伯達與他地主家庭的關係；陳伯達早期在舊軍閥部隊裡的情況；1930年陳伯達從莫斯科回國前後和「托派」的關係。邱會作回憶說：「我過去沒有參與過中央的專案，不清楚一些「大人物」是如何被定案的。這一次陳伯達專案在政治局討論，是我唯一涉及的「大案」。我發現，中央專案組的工作是如此輕率，如此不嚴肅不負責。涉案人的一丁點小事都可以掛到大問題上，定下天大的罪名。文化大革命以來，中央專案嚴重「擴大化」，不是某個人的問題，是黨的政策問題，是黨的陋習。多年來陳伯達都是為毛澤東搞些文字上的事、主持辦黨的刊物，實際工作做得很少。他那個‘天才論’就是批透了，批臭了，也沒什麼好說的了，於是就抓他的‘歷史問題’。毛澤東要犧牲陳伯達以解決廬山問題，提出那個‘懷疑’，政治局就抓緊落實，對陳的結論未經仔細推敲就定了案。對陳伯達的聲討，不是什麼實事求是，而是對毛澤東的態度問題了。凡是毛澤東要整某個人，中央裡其他人只能附合，否則你就自身難保。」（頁570－571）這些材料實際上成為日後毛澤東給陳伯達定性的關鍵「證據」。從此，葉劍英重回政治局工作。

第七，「九一三事件」後對黃吳李邱等人落井下石。

「九一三事件」的前後過程以及對黃吳李邱等人的專案審查，葉劍英自始至終都是參與者、知情者。黃吳李邱是否涉及「兩謀」，葉劍英應該心知肚明。黃永勝、李作鵬、邱會作亦曾是葉劍英的老部下（都是來自四野的廣州軍區），文革初期都遭受過造反派的打擊，葉劍英也曾對他們加以保護。但是「九一三事件」發生後，葉劍英卻積極要求處理黃吳李邱，王洪文作為當事人曾對邱會作說「毛澤東對你們幾個，總認為缺乏證據。專案組搞上來那麼多材料，他都認為不足為據，不能令人信服。他基本上採取‘拖下去’的方針，想拖上一段時間再看看。毛澤東告誡政治局的同志，‘要冷靜觀察，犯點官僚主義有好處。’他的意思是，對你們幾個不要急於處理，就在那‘掛著’放一放、冷一冷再說。但是政治局裡多數人不願意毛澤東那麼作。我們（四人幫）認為你們垮了沒用了，積極要處理你們的是葉劍英、汪東興、李德生。」（頁717－718）粉碎「四人幫」後，葉劍英本有機會出來為黃吳李邱說幾句公道話，可惜的是，葉劍英卻沒有任何表示，反而代表中共中央首次宣布林彪是個「反革命集團」（原先毛澤東時代只說黃吳李邱是林彪死黨，最多也就是「林彪反黨集團」），這樣一來，黃吳李邱統統被裝進這個「反革命集團」，成為毛澤東文革罪孽的替罪羊。

葉劍英在文革期間還有很多不光彩的事例。舉例來說，1973年4月葉劍英配合毛澤東、周恩來、張春橋，硬是把廣州軍區副政委兼湖南省軍區第一政委卜佔亞打上「林彪賊船」，逼迫卜佔亞承認參與了林彪南逃廣州的陰謀。原湖南省軍區政委卜佔亞被中央認定上了林彪的「賊船」，與林彪「南逃廣州」有牽連。卜佔亞在湖南堅決不承認這些無中生有的罪名，最後被押到北京。1973年2月初在周恩來主持的會議上，葉劍英表情嚴肅地說：「卜佔亞同志的問題本來在湖南就可以定案了，不需要到北京來。為什麼又來了呢？就是要給卜佔亞最後一個機會。毛澤東、黨中央要樹立一個坦白從寬的典型，挽救那些在路線鬥爭中犯錯誤的人，對全黨進行教育。希望你能徹底坦白交代，爭取寬大處理。這是決定你政治命運的最後機會。希望你好好考慮，認真對待。」（遲澤厚《卜佔亞上下「賊船」記》　丁凱文主編《百年林彪》　明鏡出版社2007年版　頁575）另據知情人透露，葉劍英強命卜佔亞作偽證，要求卜佔亞承認在1971年9月12日接到林彪來電，準備南逃廣州另立中央。卜佔亞被逼無奈最後只好一一承認這些「罪行」。「四人幫」被粉碎後，中紀委重查文革期間的大案要案，1982年12月中央書記處終於同意撤銷了卜佔亞的罪名和原中發（1973）12號文件。雖然卜佔亞的罪名被撤銷，但是所謂的林彪南逃廣州另立中央的罪名依然存在。不能不說，在這些冤案中，葉劍英也起了推波助瀾的重要作用。此外，粉碎「四人幫」後，葉劍英與華國鋒將南京軍區司令丁盛打成「四人幫」同夥，丁盛由此受到長期迫害。所有這些事件，都是官方史書竭力迴避、掩蓋的。（可參見《落難英雄－－丁盛將軍回憶錄》　星克爾出版社2003年版）

葉劍英在文革當中的活動可圈可點，既有積極緊跟毛澤東搞文革運動的一面，也有保護軍隊幹部，遏制江青文革極左派的一面。現在官史不遺餘力地宣傳葉劍英光彩的一面，卻將那些不甚光彩的一面徹底隱去。筆者認為，葉劍英的確是毛澤東信得過的人，否則文革初起時也不會將軍隊的大權交到葉的手中，但是毛也十分注意葉劍英的活動，一旦發現葉劍英對文革心存不滿，立即讓他「靠邊站」。但是隨著毛澤東對林彪的防範，以及林彪在1971年9月的倒臺，毛軍中無人，不得不再次起用軍中這位自己信得過的人掌控軍權。只是在毛臨終前卻再次命令葉劍英「休息」，奪了葉的軍權。好在毛一死，葉劍英得以迅速翻身，一舉粉碎「四人幫」。因此，從某種意義上來說，葉劍英的政治水平是其他軍隊將帥無可比擬的。葉劍英所表現出來的更多的是「政治」，而非「軍事」，葉劍英一生當中政治手段運用的十分嫻熟，大概是僅次於周恩來的人物。與其說葉劍英是軍事家，還不如說葉劍英是個政客更加準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