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二戰看哪種財產最安全？

對於掙了大錢的人來說，要永遠牢記在心的是：早晚有一天，天下還會大亂，「瘟疫時代」還會到來，四個騎馬先知還要不期而至。也許某一天早上，你醒來時發現野蠻人已經兵臨城下了。你的錢財會讓別人嫉妒，同時你的財富又會讓你自己得意忘形。2300年前亞里士多德就說過：「富人的天性就是富有的傻瓜。」

20世紀後半葉是一個大創富的時代。當然，財富會引起仇富情緒，財富也會被放蕩的第二代、第三代子孫浪費掉，或者被信奉平均主義的政客們瓜分掉。但是，本書的目的是要研究一下，災難性事件是否會毀滅財富，這些事件在以前的幾個世紀裡已經多次發生。西塞羅說：「歷史會照亮現實，激活記憶力，為你的日常生活提供指南。」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歷史，包括那駭人聽聞的動亂、對財富的毀滅性破壞，以及股市所顯示出的獨具慧眼，所有這些都是讓人們辯論不休的題目。所有這些都告訴我們：財富是暫時的，多樣化是最重要的，而股市在歷史重要的轉折關頭則能顯示出驚人的本能反應。正如一句老話所講的那樣：每當大事要發生的時候，它們的影子總是要先投到紐約證券交易所的大牆上。

從古至今，有錢人、房產業主、生意老闆和金融大腕就一直不停地受到威脅，那些威脅來自仇富者、革命黨、入侵者，也來自自然災害、瘟疫、飢荒、大蕭條和惡性通貨膨脹。技術更新與新發明創造當然也是一種威脅和毀滅的力量，不過那完全是另外一種威脅。技術改革會將遲鈍不變的企業一舉吞噬，同時吞掉它們的財產，但這是一種世界進步的必然進化規律，是創造性的毀壞，只要我們隨時警惕，及時改革，採取多樣化措施，就能將損害降到最低限度。

歷史已經證明，到目前為止，對財富最致命的災難、最帶有毀滅性的威脅，就是戰爭，特別是戰敗的戰爭，被敵人佔領國家的那種戰爭。歐洲的歷史充滿了對財富週期性的大毀滅。如果你生活在美國內戰時期的南方，那麼你會看到謝爾曼的大軍穿過喬治亞時進行的那種財富掠奪。

戰爭看來是人類的一種病態反應，而20世紀後半葉的歷史也讓人高興不起來。經過兩次世界大戰之後，在眼淚的勸導下，人類會遠離戰爭了，可是各種各樣的衝突還是在不停地發生著。現在所謂的文明世界正面對著一場新的戰爭——這一次，我們要跟恐怖份子作戰。100多年前，有一個叫莫爾克的日耳曼軍閥曾經總結了戰爭不可避免，全世界都需要戰爭，他這樣說道：「永久的和平不過是夢想，但那不是一場美夢。戰爭是上帝安排世界時所設下的一個因素。沒有戰爭，世界就會停滯不前，就會迷失於唯物主義之中了。」

這一理論得到了尼採的響應，他寫下了這麼一段令人心驚膽戰的話：

想讓人類忘記如何發動戰爭，只不過是天真幻想和一相情願。我們對人類不抱有什麼希望。為了打一場偉大的戰爭，人類可以說無所不用其極——靠軍營訓練出強健體格，靠仇恨點燃殘虐怒火，靠冷血謀殺來抹殺良知，靠消滅敵人來激發民族狂熱，對生命的喪失無動於衷，對自我本身的存在毫不在乎，對同胞的生死更是漠不關心，我們要的只是震天動地的歡騰，是震撼靈魂的衝鋒，因為一個民族如果失去了活力，就只能用這個方法來自救了。

如果戰爭和毀滅總是循環往復，不可避免，那一個有錢人該當如何應對呢？經驗告訴我們，對於國內財富來說，土地和房產在你的國家陷入動亂時是最安全的，在世界陷入危機時是最有保障的。一處樸實無華的田產或農場，比一座炫耀奪目的豪宅大院更好，對你保住財富更加有利。磚砌的房子，水泥製成了建築可能被徵用或被炸毀，可是下面的土地是誰也拿不走的。敵人不可能把它摳下來運到別的地方去。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在絕大多數被佔領國家裡，如果你擁有一處農莊，你可以挖一個避難所藏起來，幸運的話，可以一直在那裡待著，等到大難結束。在你一個遭受飢荒的國家裡，你至少可以解決自己的吃飯問題。在法國和義大利，擁有並管理一處葡萄園是財富保值的極佳方式。

20世紀標誌著一個時代的結束，確切地說，標誌著一個動亂時代的結束。然而，世界歷史表明：財富的毀滅，不管是通過戰爭、瘟疫或者技術，總是在人類中間發生著，不管人類有多麼成熟，取得了多大的進步，也沒有任何跡象顯示這一宿命會改變。那麼，在新的世紀裡，對財富的威脅又是什麼呢？是恐怖主義、宗教戰爭，還是貪慾太盛最終導致金融體系崩潰？誰能說得清？但是，我們要保持警惕！野蠻人還是會再來的。

恐怖主義當然是戰爭的一種形式。自然災害或技術災難也會造成類似的大屠戮。我們可以設想一場海嘯，它不是來自大洋，而是來自一場生態瘟疫，讓人類再無法生存下去；或者來自一次技術性的恐怖襲擊，把所有的金融數據材料都毀掉。還可以設想發生了一場因貪慾無度造成的金融海嘯，使全球所有數據公司都破產了。2007年夏天發生的次貸危機難道不是一次警告嗎？如果一個金融機構破產了，那麼，對所有相關聯的機構會產生什麼樣的多米諾骨效應啊？也許，下一次野蠻人入侵時，他們打扮成了投資銀行家、股票交易師、保險基金經理。

講到財富如何保值或增值，實在沒有最好的解決之道，更沒有萬能良方。如果你生活在一個被征服、遭佔領的國家裡，或者你的國家正遭受一場生態或技術大災難，那你就要遭受巨大的損失了。當然了，如果你能在災難發生之前就逃到避難之所，情況就大大不同了。災難及其影響有大有小，大到狂轟濫炸，小到停電事故，不管怎麼樣，都會造成法律與秩序的破壞，而那種情況對財富是絕無好處的。等著野蠻人兵臨城下，實在非明智之舉。你必須早作準備，要想到在未來的某一天，野蠻大軍會以各種偽裝殺來，一直打到你的家門口。對你來說有點難辦的是，野蠻人下次殺來的時候，肯定打扮得與以前不一樣，行為特徵也大不相同。唯有一點是相同的：他們會同樣野蠻，同樣掠奪成性。

關注「黑天鵝」

風格獨到、頗有創意的哲學家塔勒布出版了一本新書《黑天鵝》，在書中，他引進了「黑天鵝」這一概念。黑天鵝是自然界的極端異常產物，在澳大利亞發現之後，人們才相信世界上果然有這種不可思議的動物。

它生動地說明我們僅靠觀察與經驗所得的知識是多麼有限，我們的知識又是多麼不堪一擊。只要發現一隻黑天鵝，就將人類幾千年裡經過上百萬次觀察所得出的天鵝皆白的結論徹底摧毀了。

對塔勒布而言，「黑天鵝」是一種極不尋常的事件，因為它完全超出常規的預期之外，以往的經驗都無法證明其合理性。一隻黑天鵝是極為罕見的，它的影響卻是極為巨大的。不管怎樣，它都具有一種回溯性或然論。換句話說，一旦我們發現了這種生物，自然就開始對這種現象進行解釋了。

「黑天鵝」現象是完全無法預期的事件，只需要20種這類的異常現象發生，就足以改變整個世界。對費迪南德大公的暗殺、希特勒的發跡、珍珠港偷襲、「9·11」恐怖襲擊、1987年金融風暴，所有這些都是「黑天鵝」事件。紐約的兩座摩天大樓在一個早晨被夷為平地，這簡直是不可能的事！按照股市波動的一般規律，即使美國股市永遠地下跌，也不可能在一天之內跌幅達到22%，可是，在1987年，這種事卻真的發生了！

中途島戰役對美國而言是好的「黑天鵝」，對日本而言是壞的「黑天鵝」，因為戰爭的結果完全出乎人們的預料。那場海戰無論對戰爭還是股市，都成了一個轉折點。沒有人想到股市當時已經探到了底，只有一個名不見經傳的《巴倫週刊》的投稿人，以及股市投資大眾對此才有所領悟。只有可憐的、落後的德國股市真正瞭解到，巴巴羅薩計畫和希特勒的帝國之夢早在1942年晚秋，在莫斯科郊外的森林裡就達到了頂峰。

塔勒布並沒有為投資人提供對付「黑天鵝」事件的可行之道。他正確地指出：當投資者在評估風險時，他們一般不會把「黑天鵝」發生的可能性估算在內。他還說：「我們總是吸取我們不能吸取教訓的教訓。」他認為大部分投資者都是「在呼嘯而來的火車前面撿硬幣的交易員」，也就是說，我們冒著生命危險，實際上是為了得到蠅頭小利。他說得很多，也說得很對，只是很遺憾，他並沒有告訴我們該怎樣解決這些問題。我們應該怎樣來預防「黑天鵝」的發生呢？他的觀點好像是你一點兒辦法也沒有。在他的書最後，他這樣結論：「你在我的思想裡找不到對付‘黑天鵝’的解藥。有時候我在處理自己的事務時會顯得極為保守，有時候又會顯得極為激進。」我不知道他這是什麼意思，但這就是他的原話。

13D研究諮詢公司主席基裡爾·索科洛夫在論及塔勒布及黑天鵝時，這樣寫道：「如果你思維敏捷，能力極強，那麼你就一定能預感到大部分即將來臨的黑天鵝現象。」他近年來所發生的許多「黑天鵝」事件都被其他人，還有他本人預計到了。也許他說得沒錯，只不過我還是表示懷疑。在頭腦裡想像出哪件事似乎就是「黑天鵝」，但是，難就難在你得把「黑天鵝」事件發生的具體時間估計到，比如說，你得預測到一兩年時間內發生的事情。如果你預測得過早，那也算是錯了。

當然了，你可以想像出不可思議的事情來，只是要考慮到保險費得花多少。

在1987年春，一個年輕又聰明的專利產品分析交易員在一家大投資銀行(不是摩根士丹利)工作。這時他相信(根據自己開發出來的一個定量分析模型)，美國的股市大繁榮馬上就要導致一次股市大崩盤。幅動不是10%，也不是15%，而是極為罕見的25%的標準異動，就是說，是「黑天鵝」式的20%∼25%的跌幅。他還進一步推斷出，這一大跌要在數週之內全面爆發，而不是想像中的長期惱人的熊市。他為公司還有他自己(將自己全部收入的70%投入了進去)瘋狂地購入了大量標準普爾500指數中的一些低價垃圾股。這樣一來，當大崩盤來臨時，他就為公司和自己狠賺了一大筆錢，公司同時也獎勵給他一筆豐厚的獎金。

後來怎麼樣了呢？現在，當年的那位小夥子已經長了20歲，從那以後，他一直對股市持有熊市的觀點。他發明的那個定量分析模型很有名，1988∼1998期間，三次預報過「黑天鵝」的來臨，不過三次都報錯了。1999年，這個模型因為無用最終被放棄了。1988∼1995年，另有10∼12個聰明的年輕交易員也因為預計到了「黑天鵝」的來臨而改變了命運，改變了自己的人生，在類似的交易中掙了大錢。我不能肯定，但是我想他們中間肯定有一大批人在20世紀90年代末期迷上了「黑天鵝」概念不能自拔，結果被這一概念弄得一敗塗地，在2000年因新技術的出現而陷入絕境。

我這樣說是什麼意思呢？我的意思就是，「黑天鵝」的出現時間是完全無法預測的。千萬不要迷上這一理念。尼採對這一點說得非常清楚：「長時間地盯著深淵，最後你就會變成深淵。」如果你是一個有錢人，就要拿出你5%的錢放到安全之所。再拿出5%的錢放到農場裡。你還應該購買一些美國財政部發行的防止通貨膨脹的債券。不過，在我看來，你應持有的比例是5%∼10%，而不是50%。還是尼採說得好：「閉眼不看過去，那你就等於瞎了一隻眼。沈迷於過去，你就等於瞎了兩隻眼。」

說到把錢存到保險的地方，在寫作本書時，我讀了大量富翁在戰爭期間把錢存到瑞士銀行的故事。許多時候，家族的父親在戰前就把錢偷偷存入瑞士銀行，留給自己的繼承人。戰後，瑞士銀行嚴格依律行事(這是可以理解的)，只有你拿出正式的賬戶所有人手續時，才會把錢交給你。相反，如果你拿不出來，他們就絕對不會付錢。

例如，埃絲特爾·薩皮爾是波蘭華沙一個富有的投資銀行家的女兒，父親叫約瑟夫·薩皮爾。她家的公寓樓裡有許多上等傢俱、銀器和藝術品，還有許多居家僕人。當德國人入侵波蘭時，薩皮爾家族逃到了法國。德國人攻入法國之後，把他們都逮捕了。埃絲特爾與父親隔著監獄鐵窗進行最後的談話。「別擔心錢的事，」父親這樣對她說：「我在瑞士銀行給你存了大筆的錢。」他提到了那個開戶銀行的名字。他把手伸過鐵窗，用手指在女兒的手心寫，讓她記住有關的信息。第二天，他就被轉到了馬德內剋死亡營，從那以後，再沒有他的音訊了。

戰後，埃絲特爾在法國活了下來。1946年，她來到了日內瓦的瑞士信貸銀行，要取走自己的錢。銀行經理走了進來，帶著一個文件夾，上面貼著「約翰·薩皮爾」簽名的文件袋。她拿出了自己的護照，表明瞭自己的身份，還給經理看了父親親筆寫的關於賬戶資料的便條。但是，銀行經理卻不給她那筆錢，向她索要她父親的死亡證明。她氣得不行，說：「我去跟誰要死亡證明？去向阿道夫·希特勒要嗎？」但是，銀行經理不吃她那一套。她在1946年又兩度去那家銀行。1957年又去了一次，1996年再次去找他們。可是都沒有結果。後來是美國人進行了干預，結果那家銀行在1998年象徵性地付給了她500000美元。可是，她在幾個月之後就去世了，享年73歲。話說回來，那都是她父親的錯，因為當初是他自己在開戶時加了那麼一項條款。

許多銀行的做法是這樣的：如果在過了若干年之後，一直無法與賬戶所有人取得聯繫的話，那麼儲戶的錢可以轉到銀行的保留基金裡。這一做法讓許多存款人大為憤慨，許多人寫文章，著書立說，對此大加抨擊。例如，湯姆·布維爾寫了一本書，於1997年出版，書名就表達了其內容：《納粹金條：瑞士銀行與納粹合謀50年全史》。我不相信有什麼合謀的事情，銀行當然得有銀行的規矩。但是，這一個故事的教育意義就在於：你因為避難要存錢時，一定要跟銀行簽好協議，以便以後取錢時銀行能夠通融一些。並且，簽訂合同前應把銀行協議的每項條款都看個仔細。

你如何才能預防未來的動亂而保存財富呢？誰也說不清楚。不確定性的意思就是說，不確定性逼著我們要將財富放在不同的籃子裡。分散風險永遠是謹慎投資者的第一要義。分散你的財產，把它們分別放在股票、債券、私人證券、零售企業，以及公司經營的股份裡。在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地區，多少個世紀以來，人們相信奶牛是最安全的保存財富之方式。那當然是正確的，不過大旱來臨時就不是那麼回事了。

把你的財富分散開來放置，不要存在一個地方。不要把你的證券都存在紐約、倫敦和蘇黎世計算機化的大銀行、大經紀公司那裡，同時也要記住，那些文件都要用你的名字存，不是用街道名。意想不到的情況時有發生，就像你吸了二手煙一樣。吸入之後，很有可能你會得癌症。

查爾斯·達爾文在《物種起源》一書中這樣寫道：

倖存下來的物種並非那些最強壯的，也不是那些最聰明的，而是那些最適應變化的。

同樣的道理，也適用於那些在不同時期保存財富的人。

永遠要關注市場投資大眾的集體智慧，因為他們所反映的正是市場真實的聲音。他們並非永不出錯，但是比起專家和媒體，他們要聰明得多。同時也要明白，他們在抄底時，比在巔峰時更為明智，而且，你也不能指望他們能預知恐怖襲擊、瘟疫和金融風暴的來臨。

至於說到在歷史轉折時刻股市本身是多麼明智，我想歷史記錄本身是最有說服力的。

倫敦股市

在1940年初夏，敦刻爾克撤退剛結束，不列顛戰役正如火如荼地進行中，然而，倫敦股市已經感知德國在攻擊英國的戰爭中已近尾聲。我們翻看史料，發現當時沒有任何有名望的人相信這一點。戰場的情況一塌糊塗，英國正在孤軍血戰。正如我們在第四章中所指出的那樣，丘吉爾當時在公開演講中也出言謹慎，強調「不列顛戰役不過是剛剛開始。」事實上，英國陸軍和海軍接二連三的失利，已經讓他深感失望。

倫敦股市在1940年6月的最後一個星期終於探了底，幾乎與20世紀30年代大蕭條的末期低值相等。那真是大搶購的絕佳時機，但是只有一批投資者認識到了這一點。具體來說，那一天就是1940年6月27日。正是在那一天，丘吉爾向羅斯福和加拿大總理髮出警告，聲稱如果「英國被打敗，並有大面積土地被佔領，那麼很可能在英國就會出現一個親納粹政權，英國就有可能與納粹單獨講和了……在那種情況下，英國艦隊就成了一份給偽政權的一份厚禮，那個政權可以用它來跟領導者討價還價。」6月27日，在美利堅合眾國戰爭部的聯席高參會議上，偉大仁慈的馬歇爾將軍向羅斯福呈交了一份報告，「根據那份報告，美國再也不要向英國運輸任何物資了，因為英國的滅亡已經指日可待」。幾乎與此同時，約翰·F·肯尼迪在孤立主義組織「美國第一」狂熱進行工作，而德國派往倫敦的一名間諜則不停地在唐寧街10號附近的垃圾箱裡不停亂翻，想找到丘吉爾是個大酒鬼的證據，這可是希特勒一直懷疑的。

如前所述，美國股市在1940年同時探底，只不過這種情況一直持續到1941∼1942年。唯一不理解形勢的股市就是巴黎股市，不過，在伏爾加格勒會戰之後，它也明白了：第三帝國不可能維繫上千年之久。在1941年，英國投資者正確地預感到了英國的勝利，因而股價開始飄紅，雖說在那年的第四季度戰場的情況還是糟糕透頂，人們對英軍的能力一再失望。倫敦肯定預感到了美國行將參戰，甚至它有可能感到(當然不是確切地預知)到了像珍珠港那樣的事件行將發生。

柏林股市

隨著風向轉變，日本和德國政府對股價開始進行控制了，規定誰賣股票誰就是「不愛國」。這樣一來，我們不會看不出股市對形勢反映的聰敏性何在了。然而，德國的股民還是富有預見性的。就在1941年11月，德軍困於莫斯科郊外之際，柏林股價達到了頂峰。在一個極權國度裡，能有這樣的精準預算真是難能可貴，要知道當時所有的消息都是受到控制的。當時，有個別希特勒的將軍私下裡懷疑說，德軍已被「蘇聯的廣袤」給消耗壞了，但是，他們自己對元首還是確信不疑的，所以那些言論又有誰能聽進耳朵裡呢？

日本股市

在日本，情況也大同小異。日本政府對戰爭消息嚴格控制，日軍損失的情況要麼不向公眾匯報，要麼就是輕描淡寫。對日本公眾來說，失敗是不可能的事。在整個1942年，日本大眾得到的消息都是日軍大勝，一個接一個地佔領別國。珊瑚海戰役、中途島戰役和瓜達康納爾島戰役都被宣傳為日本大勝。正如前面所指出的那樣，在珊瑚海和中途島被擊沉的日本軍艦上的倖存官兵，雖然回到了日本，仍不許登岸休假。人們談論最多的，是日本在東南亞就要建立起一個新的偉大帝國。

但是，投資者卻看穿了這些宣傳的真面目，股價實值到1942年秋就探到了頂點。食物短缺，連公園裡的鐵柵欄都拆下來煉鋼去了。投資者看到這些，怎麼可能還把自己的血汗錢投到武士道的光環裡去呢？

美國股市

美國的情況同樣富有戲劇性。美國證券市場在1942年春末創下了有史以來的最低值，當時珊瑚海戰役和中途島戰役正在進行中。在珍珠港事件發生後的前幾個月裡，官方也好，媒體也好，對太平洋戰事的報導都是一派胡言。小小的佔便宜會給說成大大的勝利。這並不是有意宣傳，因為戰場上的士兵常常把自己打飛的子彈誤判為擊中了敵人。華盛頓更願意相信日本軍艦像石頭那樣一個個沉底。通過潛望鏡看時，一顆本來擊中小小驅逐艦的魚雷，卻給富有想像力的美國人這樣的印象：哇，它擊沉了一艘戰列艦！舉一個例子最能說明問題：有一個飛行員報告，說他剛剛擊沉了一艘日本巡洋艦，而事實卻是，在能見度很差的情況下，他把炸彈投向了一艘美國潛水艇。那艘潛艇給炸沉了，而飛行員興高采烈，對這次戰鬥來了一個大誤報。隨著戰爭的進行，美方也好，敵方也好，都要把飛行員的戰績報告大打折扣，有時要把那個數字除以2，有時還需除以3。

有意思的是，到了1942年中期，懷疑論在美國開始大行其道。戰場上的報告，誤差那麼大，現在他們一點也不相信了。美國媒體對戰爭指揮狂批痛責，對軍隊的無能痛心疾首。珍珠港和爪哇島失敗之後，軍隊的無能特別是海軍，成了報紙社論的主題。有人主張(現在還有人這樣認為)應該把麥克阿瑟送交軍法審判，因為在珍珠港事件之後，他居然逃之夭夭，把自己的部隊丟給敵人，全數被殲。珊瑚海戰役被報紙報為一場失敗；而中途島戰役中美國魚雷艇的損失被多報，「約克頓」號航母的受傷被誇大了。如前所述，日本官方宣布他們在中途島取勝，而且，這時隆美爾的裝甲軍團已經攻取了利比亞的圖卜魯格，距埃及的亞歷山大不到65英里了。人們的失望變成了絕望，戰場傳來的消息壞到了極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