幫中共「抗日」反被害慘的「革命家庭」

（按：此文為作者以回憶方式書寫而成，文中關於「八路軍抗日」的部分也是以當時作者的角度，以他所接收到的宣傳和訊息做記錄，從而曝光當時中共欺騙百姓以抗日為名，發展壯大為實的歷史真相。回憶土改那部分，更是直接顯示了中共都是吸收什麼樣的人而組成的。）

我出生於山西省長治市郊區故漳村(1949年前屬於潞城縣管轄)，該村土地多水源較淺，適合農業生產發展，又是個集市貿易中心，隔日有集市，市場經濟也較發達。人員遷徙自由，流動人口多，外來打工的無業遊民頻繁雜亂，人數足有幾百人，佔本村人口的三分之一多。餐飲住宿方便發達，但是我們這個大家庭切和這麼美好的條件擦肩而過，由一個中下等的家庭走向了衰落。

我祖父那一代，哥弟三人均已獨立成家，分成三戶，仍就居住在同一個院子裡，共有土地二十多畝（大部分耕地為旱地），房屋十五間，人口共有十四口。這是祖父的父輩們辛勤勞動遺留給他們的祖業，到了我的父親這一代這個大的家族由於處在連年戰亂時期，天災人禍、疾病、事故、命運、加上人的天分能力強弱各不相同，一切皆由市場經濟這隻看不見的手在操縱著，所以這個大的家庭不由自主地開始走向了衰敗，父親十一歲時我的祖父患急病(當時中醫也說不清楚的一種病)無法醫治去世，二祖父，三祖父在上世紀三十年代中期也是患了一種肺癆病(即現在的肺結核病)無法醫治先後病故去世而無子嗣。三戶剩下了一戶，這一戶也全靠我祖母和她的五個子女支撐這個家了。

全家的生計主要靠農業吃飯，另外也得靠我父親到石圪節煤礦去挖煤補貼家裡的開銷，父親因家庭貧窮沒有讀過書，大叔父，二叔父讀過私塾有文化，當過風水先生，四叔父因家境貧窮狀況愈下，祖母只得忍痛割愛過繼給外村的本家當了兒子。由於叛徒出賣，我的大叔父宋鳳珍被漢奸和日寇暗殺。他為民族抗日獻出了他年輕寶貴的生命。一九四三年是大旱，大災年，糧食大減產，我的姑母被迫外出逃荒謀生。次年二叔父宋鳳明患重病肺結核無錢無藥醫治不幸去世。這一系列的不幸和災難也許是命運的安排吧。土改前，連年戰亂，再加上疾病這個魔鬼又奪走了這個大家庭好幾條鮮活的生命，那個時代缺醫少藥，又沒有現在的醫療保險，人口銳減使這個家庭終於跌進了貧窮的行列。這個家庭就只剩下有祖母，姑母(外出逃荒)，二娘，父親，母親，我和弟弟共七口人（不到十多年時間人口驟然減少了一半），奶奶和父輩們拚命地勞作也只能勉強維持溫飽生活，家境依然貧窮落後。

八路軍要「抗日」 百姓要供住房又購軍需

一九三八年日本侵略者已攻佔了長治（上黨）地區所屬的潞城，屯畄等縣，八路軍延安抗大一分校（即129師隨營學校）的杜義德（營長）和後勤的蕭主任（只知道職務，不知名字）跟隨朱德，彭德懷等領導深入到太行（上黨）地區，併進駐潞城縣所屬的故縣，故漳等村子。杜義徳和蕭主任等數人就駐紮在我家老院子裡。這是夲村保長(相當於現在的村委主任)所安排的。我們村距離主要交通要道比較遠，但在軍事上，還是處在屯畄縣上村鎮和常村（白晉鐵路的主要交通要道）日夲據奌以及石圪節煤礦日夲據點的嚴密控制之中。

八路軍延安抗大一分校(即129師隨營學校)的營長杜義德和後勤蕭主任為了方便協助部隊購買糧食，馬匹和軍需物質。首先發展了宋鳳珍(我的大叔父)秘密加入了共產黨，並任命他為地下黨的支部書記。為了壯大黨的力量，又發展了宋炳林和郝貴章(2005年宋的弟弟親口告訴我：他哥和郝等人是在我家東房入的黨)等數人也秘密加入了地下共產黨。宋鳳珍帶領著這些地下黨的黨員們和蕭主任一道冒著生命危險在長治(上黨)地區給八路軍採購糧食，馬匹和軍需物資。保證了八路軍的軍事需要，其中僅購買馬匹這一項就有一百多匹。

家裡又給八路軍提供住房，他們數人組成的小分隊在日本鬼子的眼皮底下秘密地活動著，他們出生入死走遍了長治地區的山山水水，南到高平，晉城。北到襄垣，武鄉。當時這個地區已經被日本鬼子軍事控制起來，他們為了部隊的「抗日需要」仍然樂此不疲，保證了八路軍的軍用物資之需求。為抗戰工作出了卓著的貢獻，他們不虧是我們中華民族的英雄兒女，宋鳳珍已是地下黨的成員!但他的這個秘密身份對我們家人都保密，二十多年後我們接觸北崗村健在的老共產黨員才瞭解了故漳村地下黨之真相。為何要「地下」，這裡原來有個歷史問題一直為今天的人們所困惑—不是已經國共合作了嗎？西安事變後國共兩黨達成的抗日合作協議中，其中規定共產黨不得在戰時的國統區發展黨員，搞破壞統一戰線的活動。但是共產黨有自己的打算,豈能為戰亂中的民國政府所左右，這是民國政府絕對不允許的。這也是保長等各種舊勢力要利用叛徒，漢奸暗殺宋鳳珍的真正原因。

一九三九年秋天的一個傍晚，八路軍延安抗大一分校（129師隨営學校）的後勤蕭主任正和我大叔父宋鳳珍忙碌著要把一批軍用物質運往陵川縣八路軍駐地去，上村日本據點一股日夲鬼子荷槍實彈突然竄到了故漳村要襲擊運輸隊，蕭主任和宋鳳珍覺得事情很蹊蹺，這麼秘密的行動，除了地下黨黨員參與外，上村日本據點的鬼子怎麼會知道這麼準確呢？蕭主任知道個別黨員向漢奸寧天慶泄露了八路軍行動，在這萬分緊急的情況下，他們當機立斷，迅速離開故漳村將運輸隊轉移到另一個地點--東辛莊村。誰知運輸隊剛到該村，日本鬼子很快又追到東辛莊村，蕭主任和宋鳳珍又從該村向南轉移到交漳村趙光印(宋鳳診的舅舅，也是我的老舅舅)家裡隱藏起來，夜深這個天然屏障，加上鬼子不熟悉地形，終於甩掉了日本鬼子。這才避免了和日本鬼子一場直接衝突戰，直到次日傍晚才將那批軍用物資平安地運到目的地。這次襲擊事件，蕭主任看出這勢頭對八路軍的工作極為不利，便果斷停止了在此地採購軍需物質和馬匹等供應工作。但對叛徒和漢奸的罪惡活動沒有採取任何堅決的鎮壓和清理，加上宋鳳珍年輕缺乏經驗，心慈又手軟，只好姑息養姦，最終釀成了地下共產黨宋鳳珍被暗殺和我們這個家族遭到滅頂之災的慘禍埋下了禍根。

隨著抗日戰爭的升級，一九三九年晚秋時節，八路軍延安抗大一分校（即隨営學校）的後勤畄守人員全部離開了我們院子，遷往黎城縣，重新開闢新的戰鬥地點。臨走前八路軍蕭主任還特意將八路軍在我院駐紮的情況寫了一份證明材料留給我奶奶保存。他們撤到黎城縣還給我家來過信，這些證明材料和八路軍的來信我奶奶怕日本人搜出來惹出大麻煩，特意將這些材料藏在院子的牆縫裡。八路軍延安抗大一分校(隨営學校)的人員在我家駐紮的時間整整一年。這在故漳村是人人皆知的事實，也是任何人都抺殺不了的事實。

日寇襲擊八路軍運輸隊後，後來查明寧天慶這個傢伙是日本鬼子收買的漢奸，寧原是屯留縣上村鎮南崗村人，他表面上掛著故漳邊村村長之招牌，實際上他是上村鎮日本據點安插在故漳村的維持會長，八路軍來到故漳後，他就潛伏在該村，不從事商業活動和農業生產，他不時地住在我家鄰居張煥生家裡，正好和我家又是南北院，他暗中擔負著觀察，叮哨，跟蹤八路軍和地下共產黨活動的任務，大敵當前，他自稱村長，但他從來沒有和駐紮在我家的八路軍謀過一次面。也沒提供過任何一點幫助，而是專門為日本鬼子秘密收集有關八路軍和地下共產黨活動的情報。這次日本襲擊就是寧天慶這個漢奸所為，活脫脫一個流氓無賴，他欺男霸女，吃喝嫖賭，殺人放火，無惡不作，強行霸佔過張煥生的老婆，被張等人投入井裡，僥倖沒有丟了命。他夥同叛徒×××將其房東宋圪雞父子綁架殺死並投到二十多里外張公莊村的水井裡，為叛徒×××霸佔宋圪雞的房屋、謀害了人家的人命。

八路軍撤走後，故漳村地下共產黨，轉入地下更為陰蔽的活動，他們沒有經費，也沒有槍。由於叛徒出賣，漢奸寧天慶認賊作父甘當走狗，日本鬼子對當地地下黨和人民的抗日鬥爭進行瘋狂地屠殺和報復行動，許多革命先烈被日本鬼子殺害壯烈犧牲。特別是一九四一年以來，隨著抗日戰爭的升級，日本鬼子對中共領導的八路軍「抗日根據地」實行了駭人聽聞的「治安肅正」政策，日本間諜和憲兵專門收集情報，策反，收買漢奸，偵緝，抓捕，迫害抗日人員的罪惡活動。在日本軍事控制地區內，它的兵力主要部署在重要交通要道和資源重地，在諾大的地盤內要消滅共產黨的散兵游勇，它主要是通過它的諜報網路中收買的叛徒和漢奸在發揮作用，正好這塊土地上也盛產這個特殊的產品。

1940年夏天，漢奸寧天慶在叛徒×××的指引下(×××曾和八路軍的運輸隊一道躲藏在交漳村趙光印的家裡)勾結上村日本據點的日本鬼子們趕到交漳村，找到了當年藏匿過八路軍趙光印的院子，以私藏八路軍的罪名將其全家殺光，是漢奸勾結日本鬼子共同製造了這起抗日血案。一九四二年的秋天，為了消滅故漳村地下共產黨的主要領導人宋鳳珍，上村日本據點鬼子曾經兩次到故漳村來抓宋鳳珍。第一次日本鬼子出動騎兵隊突然竄到我家來抓捕宋鳳珍，宋正好不在家，他們竟以私通八路的罪名，強行把我父親宋三明用繩子綁在馬屁股後面，一直拖到八里外的上村日本據點去頂罪，父親在關押期內被拷打，坐老虎凳，灌辣椒水，澆冷水，受盡了皮肉之苦。審訊了幾天，日本鬼子一看是個老實巴交的種地農民，也不是他們所要抓的宋鳳珍，後被家裡出錢才保了出來，父親回來後，在家裡整整養了一年傷才恢復健康。

為了殺地下黨宋鳳珍，漢奸寧天慶和日本鬼子並沒有善罷甘休，只是改變了法子，不出動騎兵隊，變成了身著便衣的特務，天天刺探宋鳳珍的一切活動，一個月後的一天，終於趁宋鳳珍抱著兩歲的小侄兒在街上玩耍之機，漢奸寧天慶指使數名便衣特務突然將宋鳳珍包圍起來，宋鳳珍因小侄兒這個親骨肉捨不得丟棄受到了連累，無法跑掉，最後被這夥便衣特務強行綁架並暗殺在日本人的眼皮底下。宋鳳珍犧牲時年僅31歲。寧天慶這個反共，反人民的大漢奸終於暴露了他的醜惡原型。一九四五年，日本剛剛投降，這個兩手沾滿人民鮮血的寧天慶已經知道末日來臨，為了逃避人民對他的嚴懲，早就潛逃得無影無蹤，徹底從人們的視線中消失啦。

故漳村地下共產黨組織最早建於一九三八年，由於叛徒出賣，終於被漢奸勾結日本侵略者搗毀了，黨支部的領導人被漢奸和日本特務暗殺後，這個黨組織內的個別黨員做了叛徒，沒有來得及清算！有的已經銷聲匿跡，因為地下黨是單線聯繫的，始終也沒有聽到過黨員向上一級黨組織反映過這起血案。也沒有見到哪個黨員站出來進行過營救，我們做為宋鳳珍的親人晚輩們，經過多方努力調查終於還原了故漳村上世紀一九三八年建立的第一個共產黨的支部和宋鳳珍在抗日時期相關事跡的歷史真相。曾任十多年黨支部書記的岳新年告訴我，是叛徒×××出賣了你大叔父。筆者回憶起上世紀參加叛徒×××父親的葬禮時，第一次和他見面，我們是近本家，他大我一輩，當他的家人把我的身份介紹給他時，他當時突然臉色蒼白，呆若木雞，一臉無奈，他表現得很木訥，特像一具植物人立在我的面前，雙手下垂著，一動也不動，當時我就覺得很奇怪，可見他內心萬分痛苦、自責、尷尬擊倒了他的心理防線。我站在他的面前，他連一聲都沒吭出來，他連一個字也說不出來，連一點人的感情都沒有，時間僵持了一會，他只能無言以對，這正好說明他心裏有鬼、有見不得人的痛苦，這不是一個長輩對小輩的應有姿態。但他的表現清楚地告訴我：是他出賣了我大叔父。他的表現做了最好的證明。

土改慘禍　批鬥的人比日本人還殘暴

中國大陸內戰時期的暴力土改乃是少數人發動和領導的運動，是槍桿子和筆桿子協同作戰的結果。據歷史學家唐德剛先生說，「土改運動死亡人數有八百萬之多」。土地改革人為地製造仇恨，隨意製造階級敵人，摧毀了中華民族的優良道德傳統，在人民中留下了很難彌合的傷痕。

在日寇佔領時期我們這個家庭冒著極大風險為八路軍延安抗大一分校提供住房、我的大叔父宋鳳珍為八路軍做出過貢獻，獻出了寶貴的生命。一九四六年初春，土改時，我們這個人均不過三畝旱地和二間土房的貧苦人家突然遭到殘酷批鬥，掃地出門，家破人亡。敢對這樣的家庭下毒手的人，他不是反革命，也是壞蛋。

抗戰時期我家支持八路軍，這個家庭按說應該得到政府的表彰和保護才對。奇怪的是，這個光榮的家庭非但沒有受到表彰和保護，反而遭到了無法想像的滅門之禍，這真是滑天下之大稽呀？張國珍何以敢如此膽大妄為？胡作非為？抄起漢奸對付八路軍共產黨的卑鄙手法來對付這麼一個孤兒寡母的革命家庭。

我們揭露一下他的罪惡，你就會立即明白為什麼會發生這麼奇特的慘禍。張國珍原是個好逸惡勞從未從事過農業勞動的人，是靠唱戲混日子的二流子混混，他走鄉串戶，早就和東古村漢奸崔天景和崔的老婆崔鳳英勾搭在一起，1943年陰曆6月初6日（農曆），屯留縣東古村漢奸崔天景和他的妻子崔鳳英勾結常村日本據點的日本鬼子殘酷地屠殺了本村馮成群（我的舅舅）等7名地下共產黨員，土改時崔天景被政府鎮壓，女漢奸崔鳳英趁人不防之機逃到了故漳村張國珍家裡，被張國珍窩藏起來，憤怒的東古村群眾趕到故漳村要嚴懲女漢奸崔鳳英，由於張國珍的包庇而受到阻撓，張救了女漢奸崔鳳英一命，二人姘居成了夫妻，張知道崔鳳英的罪惡勾當，也知道殺害的馮成群是我母親的兄長，要讓包庇女漢奸崔鳳英罪惡不露餡，他就必然要滅掉我家和我母親這個活口，這是一場嚴重的你死我活的階級鬥爭，群眾當然不知道女漢奸崔鳳英的罪惡內幕，那時我母親已有2個孩子，只有20歲出頭，張國珍覺得直接對我母親下手太露骨，只好無中生有捏造罪名，利用土改這個機會對我們家進行瘋狂的打擊。

窩藏女漢奸的張國珍是個十惡不赦的大壞蛋，工作隊連這麼明顯的敵人都認不出來！還要把這樣的壞蛋包裝成積極份子來利用。土改時，只有六歲的我（由於年幼，不具備任何判斷能力）清楚的記得張國珍利用一些人想發財的慾望，唆使郭玉良、李紅奇等一群流氓、痞子、逃兵、無業遊民以及許多外來的不明身份的人員，胡亂地闖進我家的院子，惡恨恨地、無端的不由分說地、把我奶奶和我父親推到院中間進行批鬥，批鬥的理由非常露骨、極端反動、又具有誘惑性，在光天化日之下向我家討要「八路軍給你家留下了兩大箱水筆和眼鏡」，必須交給他們，分給大家。

這是在向一個革命家庭敲詐，這種無中生有，百般陷害，明火執仗討要八路軍留下的水筆和眼鏡只是一種藉口而已，搶奪這個家的財產和房屋，殺人滅口才是張國珍這個壞蛋的真正目的。這明明是階級敵人在逼害革命人民，這麼明顯的敵我界限都分不清的大笑話在今天看來如同鬧劇一般！這種慘禍也只能在那種荒唐的年代裡才會製造出來。

當時的工作隊沒有阻止這起惡性事件，他們為什麼不顧黨的政策，要支持一些顛倒是非、黑白不分的流氓、痞子、無業遊民、逃兵公開搶劫一個對革命有過貢獻的貧困農戶呢？那是個黑暗、混亂、荒唐時期，無真理，沒有國法，沒有法庭，也沒有秩序。有理也無處說。奶奶，父親都是普通村民，也沒有文化，只好任這幫壞人隋意欺凌啦。儘管八路軍延安抗大一分校的杜義德（營長）和蕭主任在這個院子住過一年時間，他們走時留過一份證明信，沒留過水筆眼鏡什麼的物品，證明信塞在院子的牆縫裡，這幫傢伙對這些事實和證據置若罔聞，早就對眼前的土房和家產垂涎三尺欲得之啦！

在院子裡掘地5尺假裝找水筆和眼鏡是個遮人耳目的過程。由於水筆是這群人虛構的寶物，掘地5尺也沒挖出來，只是把我家在抗戰中為了避免日本鬼子搶奪糧食，把埋藏在夾牆內的兩三缸口糧和種子糧挖出來了，這群人對此仍不甘心，隨後連續幾天鬥爭升級，推打，又把父親反剪雙手吊在大門口進行懲罰，當年，日本鬼子騎兵隊來這個家抓地下共產黨宋鳳珍，也沒有敢對這個家庭施暴。這群人的殘暴比日本人有過之而無不及。我們一個普通的農戶，房子和財產被人分掉了，土改時何以遭到這樣的厄運呢？這也和中共派出的工作隊權利過大，水平過低，主觀隨意性太大有關，沒有嚴格的法律章法，連殺人的權利都敢下放給了基層工作隊，一個工作隊長就可以決定一個人的生死，工作隊成為當地一言九鼎的「土皇帝」，他說你是敵人，你就是敵人，你不是敵人也要把你搞成敵人。

土改的積極份子都由地痞流氓組成

為了加害你，一個叫郭玉良的痞子為了展示他的獸性，他把來我家借錢的已窮困潦倒的宋元明（早年已給了外村宋氏家族的四叔父）用棍棒活活打死，他們說宋有文化，還誣陷宋參加過國民革命軍第27軍。殺人不需要罪名,也不需要人證、物證，更不要法律程序。殺人就和殺個雞差不多，這真是個叫殺人不眨眼的活魔鬼。土改後，張國珍這種壞人公然還被拉進黨內，被包裝成故漳村黨支部書記，十八年後，張國珍這個無法無天的地痞流氓在當年「四清」運動中，覺得自己罪惡太大，裝病在家，藉故逃避「四清」，最後畏罪死去，離開人世，才受到應有的懲罰。

一個普普通通的靠勤勞節儉已經跌入貧困家庭的行列，由於前面敘述的原因，一個為八路軍抗日提供住房、籌集軍需物資、馬匹又犧牲了幾條生命的家庭，土改運動中終於被一些暴徒趕出家門，流落街頭，我父親只能到石圪節煤礦重抄舊業出賣苦力到井下採煤掙錢餬口，擔起養活全家的生計，全家住在煤礦附近簡易的土窯洞裡，但迫害仍在升級，為支持八路軍「抗日」作出貢獻的老奶奶沒有死在日本鬼子的屠刀下，而死在石圪節煤礦由王來保(文革中查出他是隱藏下來的大漢奸)控制的集中營裡，我奶奶在九泉之下能瞑目嗎！？

王來保在日寇佔領時期是個血債纍纍的大漢奸，他偽裝革命，左的很，一九四七年，三查運動，他公開違背黨的政策，大搞恐怖活動，私設公堂，刑訊逼供，亂打，亂殺了不少無辜的平民，在石圪節曾爬到煤礦副礦長的高位，上世紀五十年代，王來保調到太原西山煤礦成為領導人，文化大革命中才挖出這個隱藏在革命隊伍裡大漢奸，文革中王畏罪自殺，受到應有的懲罰。我們再看看當年土改中所用的積極份子都是什麼樣的人，就知道當年為什麼會製造出那麼多的駭人聽聞的殘害人類的悲劇和血淚，當初所用的打手基本上都是社會的渣滓,游手好閑早已脫離了生產的地痞流氓或曰痞子（扒手、小偷、惡棍、無業遊民、賭徒、逃兵）還有一部分是外地到故漳謀生的農民工；有的是小商小販，木工，鞋匠，皮匠，泥瓦匠，鐵匠還有就是潛藏下來的敵特分子，以上各類人員中幾乎沒有一個是安分守己的世代農民，他們乘著土改的機會來滿足自己的發財妄想，他們唯工作隊之命是從，甚至還做的更為離譜更為激烈以表現他們的忠誠，於是這批流氓地痞便被工作隊誤認為是革命的積極份子，便盡量地吸收到黨內來並把他們捧到村裡的領導寶座上，這一批雞鳴狗盜好吃懶做的壞蛋，他們便無法無天胡作非為了。1946年前，土匪強盜得到了錢、財是不殺人的，既要錢財、又殺人雖土匪也不為，這幫子人要害你一輩子，壓榨你到永遠都不甘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