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中卑劣的黑箱作業：尖子生落榜

呼和浩特第五中學1965年初中畢業生共200餘人，除了個別不願升學的以外，都考上了高中、中專及技工學校，而一些尖子生卻落了榜，這真讓人費解：

我們班上最好的學生張鐵民，他的學習成績在初中三年六個學期中都是獨佔鰲頭的，他的爸爸是醫學院的教授，他的家庭出身是地主；

同學陳長言，她的外公是赫赫有名的黃炎培先生。她的爸爸陳強，內蒙古醫學院的院長、極右份子，她的媽媽也是摘帽右派；

同學張作寒，成績一直非常優秀，但是後來才知道他的祖父也是地主分子，早在湖南農民運動期間，他的祖父就受過毛澤東麾下的流氓無產者的衝擊，被當做土豪劣紳戴高帽子游過街；

同學苗森，祖父是呼和浩特姑子板的大地主，他的父親是國民黨員，國民黨國大代表；

同學景柏岩，祖父早年在天津經商，估計屬於資本家無疑；

同學軒春生，因為祖上有人在朝廷做過命官，曾為封建統治階級服務。

我的曾祖父畢業於山西紡織學校，後來勤勞致富後在涼城縣置業，有土地出租，但是日本人攻陷涼城後，家裡被焚燬殆盡。按說劃成分要看解放前三年，再說我家的成分從未有人給劃過，但是初三年級時班主任張凌雲告訴我，以後不准填城市貧民，要填地主，組織上已經調查過了，你照填就是。於是我家的地位再下一等。在這種情況下，我已經隱約感覺到有些意想不到的事要發生，不過並未想到中考會落榜。

那時，我們都在懵懂之中，實際上，我們這類學生的命運早就由學校按當時的上級文件精神安排好了：在我們的檔案材料裡學校意見一欄中都寫著「該生不宜錄取」幾個字，而且還加蓋上了學校的大印。

事隔多年，同學們相聚時，老師道出了真情：「你們考的成績雖好，但你們的檔案上都有‘該生不宜錄取’的字樣，這就決定了你們的命運。」

高中生高考受到成分的株連不難理解，但我們這些十六歲的初中生也因同樣的緣故剝奪了上高中的資格就令人費解了，而且這樣做並非一年。文革初期呼市某中學檔案室被撬，學生們發現正要參加高考的66屆應屆畢業生的政審檔案，證實了直到1966年「不宜錄取」仍在執行，只是因為「文革」突起導致高考中斷，才悄然止息。經查檔案，呼市高考「不宜錄取」的比例大約是7％。自1958年至1966年，8年裡全國遭「不宜錄取」的高、初中生究竟有多少?只有問老天才能知道。」

在當時的氛圍下，人們不敢詢問原因，心中的疑問只好壓在心底。改革開放後，「左」的錯誤一次次得到糾正，當年的謎團才慢慢解開。原來，我們上初中時，校方在極為保密的情況下對學生一一作了政審，除了保送生外，政審結論基本分為四類：1、可錄取高中；2、可錄取保密的中等專業學校；3、可錄取一般的中等專業學校；4、可錄取一般的技工學校；5、不宜錄取。

政治審查的依據，並非個人表現或學習成績，而是家庭出身和社會關係。出身地主富農家庭的，或者家長在1957年被劃為右派的，或有海外關係尤其是港澳臺關係的學生基本上都是不宜錄取者。當時中考招生時先看政審結論再看考試分數，我的同學中因此失學的不在少數。

「不宜錄取」的政策，明顯烙有那個年代「左」的印記，由於它摧殘人才於未成之際，受害者受的是「內傷」，具有隱蔽性，故而時至今日，「右派」公開「改正」了，國門打開了，歷史上種種冤假錯案平反了，而關於當年「不宜錄取」對一大批潛在人才的摧殘，卻塵封於歷史的死角，極少被公開提起。然而這段歷史的教訓卻是不應被忽略的。

在人類歷史上的「出身歧視」，多發生在共產極權國家，是針對對「剝削階級」及其子女的歧視。這種歧視以後發展成階級滅絕，在中國蘇聯東歐的共產主義運動中就一度消滅了地主階級、富農階級和資產階級。在中國反對「歧視」的人很多成了「反革命」、「壞分子」、「右派份子」。於是在中國專政對象就擴大成為「地、富、反、壞、右」，又叫「黑五類」。

孫中山的孫女孫穗芳在《我的祖父孫中山》的後記中記述：「1955年，我從上海第八女子高中畢業，我三年高中的總平均成績在90分以上，還被評為五好學生。在教師的指派下，我還負責幫助五位同學通過了畢業考試。雖然有這樣的成績……我不能進入任何大學讀書。我對自己的未來非常悲觀，卻連哭都不敢哭……就寫了一封信給祖母宋慶齡……祖母很快回了信，信上說：上大學不是人生唯一的道路。不過，她在信的最後一行提到：但願我明年能進入大學；次年我進入上海同濟大學。」孫穗芳的回憶表明1958年以前高考中也有類似的政審條件。只不過1958年以後政審涉及的內容更多了而已。

經濟日報出版社1998年9月出版的《荊棘路》中收錄了劇作家吳祖光的幾篇文章，他談到自己因鳴放而被打成「右派」後的悲慘遭遇：「什麼反右、批判、檢查、勞動我們都經受了；但是使我最痛苦的是我的家庭，我的母親、妻子、子女……再說我們3個孩子，都不許升學。長子吳剛去近郊農村‘鍛練’，次子吳歡初中讀完也送到北大荒，作了7年‘兵團’通訊員，每天走70華里送信的苦役。小女兒吳霜初中畢業後，竟被原來最喜歡她的女班主任老師取消了她升學的權利，只能留在家裡……」

吳老在這裡記述了初中不能升高中的小女兒。我的一位中學老師夫妻二人曾帶過一個業餘補習班，裡面全是初中不能升高中的學生，這些學生不能升學更不能進工廠。老師說他們都很刻苦，既愛學習，又喜歡勞動，良好的學風、艱苦的環境讓他們夫妻至今難忘。

集作家、畫家、藝術家於一身的馮驥才也是一位天津的「不宜錄取」者。在接受臺灣作家施叔青的採訪時，馮說：「我1961年高中畢業，考中央美術學院，我出身不好，複試完了，教師告訴我：‘你願不願意上李可染的山水畫系？’我說：‘願意。’最後我沒有被錄取，原因是我出身資本家的家庭，那時是‘千萬不要忘記階級鬥爭’的時候。美術學院進不去了，就到‘天津國畫研究會’去畫畫、仿古，沉浸在藝術裡，……」

遇羅克也有「不宜錄取」的經歷。遇羅克1942年生，北京市人，其母是解放初期北京一家有十幾個工人的小廠老闆，遇羅克因此成為資本家出身。1957年遇羅克的父母雙雙被打成「右派」。1960年他參加高考時落榜。之後，他主動報名到北京郊區人民公社當農業工人。1962年遇羅克又參加了高考，北師大準備錄取他，但他所在的大隊卻堅決不給檔案，理由仍是「家庭出身問題」。結果，他再次名落孫山。

獲得首屆徐遲報告文學獎的作品《胡楊淚》記述的主人翁錢宗仁也是一位「不宜錄取」者。錢1963年在湖南參加高考時是湖南省的前十名，清華要錄取他，因家庭出身問題，他所在的公社不給檔案。1964年他第二次參加高考，被哈爾濱工業大學錄取，3個月後，因公社書記多次到學校逼迫，迫使學校將其退學。1965年他又一次要求參加高考，公社出面不准他報考。錢宗仁被迫到新疆謀生，過著極其艱苦的生活，但是他仍然自學數學。1984年《胡楊淚》一文發表後，錢宗仁引起各方面的重視，改行到《人民日報》當記者，正當他準備大幹一場時，卻被診斷出已是肝癌晚期，於1985年10月1日凌晨去世，年僅41歲。

1998年10月31日諾貝爾物理學獎頒獎，獲獎的美籍華人崔琦1939年生於河南寶豐。因為崔琦有三個姐姐在香港的嚴重家庭問題。如果當年崔琦不去香港上中學，而是留在河南，他也很難逃脫「不宜錄取」的命運，豈能與諾獎有緣！相反，那些「不宜錄取」和「降格錄取」者之中，如果有人被命運推上崔琦式的人生軌道，獲得諾獎也不一定是痴人說夢。此類淮南為橘、淮北為枳的反差，顯然不是僅憑個人的聰明才智、技術手段等所能消除的。更需要一個崇尚文明、民主、寬鬆、和諧的教育生態環境，國家的繁榮昌盛才有保證。

1965年秋天，我們的部分同學背著行李，唱著當時的流行歌曲《到農村去，到邊疆去》，離開了父母，奔赴農村與牧區，是想在農村這個廣闊天地裡求得新生!指望靠勤勞的汗水來洗刷自己政治上先天的「階級烙印」，卻不料走上了另一條更辛酸的人生路！

摯友張作寒因此罹患疾病，他1992年死於肝癌，我敢說，他如果不是這樣年少就去牧區插隊落戶，不至於英年早逝，每想起他我就會扼腕痛惜。

後來才知道，當時「不宜錄取」的政策遍及全國。聽說在這之前的高考，中央都有針對家庭出身的歧視性規定，「出身歧視」曾經傷害過很多青、少年。直到七十年代，林彪事件後才出現「可以教育好的子女」的提法，據說是為了以便改造，減少反抗。其實「不宜錄取」最終傷害的是國家利益。

1949年之後在土改中剝奪了地主、富農的土地，出現了大量的侵犯地主、富農人身權利的現象。1957年打了55萬右派，從此之後，「黑五類」的子女就受到各種歧視。我的一個表哥出身富農，但品學兼優，1958年沒考上大學，他不服氣，一直考了8年，直到文革開始停止大學生招生才作罷。後來才知道是因為自己家庭出身不好，不被錄取，八年的光陰就這樣白白地浪費掉了。

「出身歧視」與「非黨歧視」都是侵犯人權，但是「文革」前歧視「黑五類」子女都是通過暗箱操作，即由黨務工作者對學生做政審核查，確定誰是「不宜錄取」，但不公布，很多人並不知情，包括考生本人。這些出身不好的學生在高考前，懷著美好的理想，拚力準備，其實他們的命運早已被政審人員決定；直到最後名落孫山，他們還不知道是什麼原因。有人還懷疑自己是臨場沒發揮好，很少有人想到他們考不上大學是因為他們的父輩是右派、是地主、富農。善良的人們往往不會想到當權者事先就決定了他們「不宜錄取」的命運。

人們要問：既然事先定下了考生們的命運，為什麼考前不告訴考生？不是可以省了他們備考的忙碌、等待發榜的焦慮和對未錄取原因的猜疑嗎？但是當局卻絲毫不考慮人權的侵犯和考生及家人的愁苦，當時上層公開的宣傳仍是：「家庭問題是有成份論，不唯成份論，重在政治表現」，實際在實行矇蔽的政策。當局為了保持自身的「偉大、光榮、正確」的形象，而進行暗箱操作。

數十年來，有多少優秀的青年因為人為的政治包袱，在無望的求學道路上跌跌撞撞地走到了人生的終點，本來他們也應該有輝煌的人生！

回顧過去60年的歷史，當局從五十年代「出身歧視」演化到現在公開的「非黨歧視」，都是嚴重地侵犯人權，前者是隱蔽的黑箱作業，後者卻是明目張膽、在光天化日之下公開進行。這說明當局在踐踏人權方面因為沒有遇到有力的反抗，因而更加肆無忌憚，我們對此不應該保持沉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