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製造與德國製造的天壤之別(圖)

目前美歐債務危機愈演愈烈，經濟前景令人堪憂，唯有兩個國家依然是全球經濟的亮點，一個是中國，另一個是德國，它們被看作是世界經濟的救世主，因為只有它們口袋裡還有錢，而中國和德國之所以能挺過債務危機，原因在於它們的製造業，顯然製造業是國家競爭力的重要體現，製造業是一個國家製造財富的能力，沒有了這種能力，一個國家自然會衰退和變得貧困。

一個國家的財富取決於兩大因素，一是自然資源，這是上帝的施與，二是製造業，即一個國家製造財富的能力，它是後天勤奮努力的結果，而且在一國財富比例中佔據越來越重要的地位，製造業可以推動就業，拉動出口，累積財富。美國和歐洲主要債務國目前深陷危機根本原因就在於其製造業的轉移和流失，由此導致失業率高居不下，貿易逆差和財政赤字不斷攀升，最後陷入經濟的失落和衰退。與此相比，中國和德國之所以能夠挺過債務危機，根本原因在於其在世界產業分工體系中的製造業地位，當然德國和中國的製造業有著天壤之別。德國是擁有自主核心技術的傳統高端製造業的代表，世界第四大經濟體，歐洲頭號經濟體，其工業製造業佔GDP的29%，成為其經濟的「脊樑」，帶動了相關產業和服務業的發展。德國的精密機械、製藥、工程機械、汽車製造、環保產業聞名於世，德國的產品以質量可靠著稱。正是由於製造業的發達，自2003年開始成為世界頭號出口大國，一直到2009年才被新崛起的「世界工廠」中國推到世界第二的位子。

與德國相比，中國目前號稱世界工廠，但是中國製造是經濟全球化時代產業分工的結果，在經濟全球化時代，各國貨幣工資收入上的差異已成為重要的比較優勢，哪裡單位勞動力成本低，企業家就會到哪裡投資，現代大規模生產過程能夠以相等的效率在世界各地實現，那麼資本投資將永遠尋求勞動力成本最低的國家，因為那樣才能增加利潤，所以在經濟全球化時代，跨國公司作為全球經濟活動的主體，它們超越國界，對全球資源加以整合配置以求資源的最有效利用和利潤的最大化，中國製造業的發展主要得益於全球產業的這一重新分配。首先，1978年以來中國已獲得了5000億美元的外來投資，成為僅次於美國的第二大世界投資中心。其次，大量外資的湧入使中國自1978年改革開放以來，經濟平均增長率達到9.5%以上，是美國經濟增長率的3倍。其三，資本和技術的引入，使中國成為全球製造業大國和全球最大的貿易出口國。其四，作為最大出口國，中國又成為全球最大的外匯儲備國，外匯儲備目前已達到3萬億美元。其五，作為世界工廠，中國自然又成為全球第一大能源消費國，中國近10年能源消耗增幅年平均8.9%。其六，大量跨國公司的遷入，中國政府財稅收入達到世界第二。目前，中國已超越日本，成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並且根據預測中國GDP總額將於2019年超越美國。

但正因為中國製造業形成和發展的背景原因，所以與德國製造業相比，中國製造沒有自己的核心技術，沒有自己的全球銷售網路和市場，在全球產業分工體系中屬於廉價的代工和加工生產基地。首先，中國製造是建立在廉價勞動力的汗水基礎上的，這是為什麼中國已是世界第二，但是中國人均GDP只有4000多美元，居世界100位以後，相對於日本的十分之一，美國的十二分之一，大約還有1.5億的貧困人口，因為在中國經濟發展中獲益最多的是歐美跨國公司。其次，作為世界工廠，中國製造業處於低端加工生產，離開了美國科技，中國製造無從談起，具有競爭力的產業都由跨國公司主導或有外資背景，在中國已開放的產業中，每個產業排名前5位的企業幾乎都有外資控制，在28個主要產業中，外資在21個產業中擁有多數資產控制權。其三，儘管中國出口總量很大，但60%為跨國公司主導，目前中國商品貿易一半以上，高科技產品出口85%由外資完成，跨國公司只是把中國作為廉價的生產基地，絕大部分產品最終市場是在歐美發達國家.而中國製造的目的只是代為加工，然後出口。其四，中國製造導致能源巨大消耗和環境污染，因為跨國公司把那些不能在本國生產的產品，拿到中國來生產，然後再銷往本土和世界其它國家。總的來講，中國製造受制於全球分工體系，沒有自己的獨立性，製造基本上基於外需而不是內需，中國製造實際是為美國和西方跨國公司打工，其狀況是，一是勞動力被剝削；二是能源遭到空前透支消耗；三是環境被極大的污染。西方跨國公司是經濟全球化的主導者，因此也是最大的贏家。

目前世界正處於一個十字路口，全球化主導了冷戰後全球經濟結構的變化，全球化並未導致全球經濟一體化，而是導致了全球經濟兩極化的產生，美國和西方國家由於產業轉移和外包，它們越來越趨於純粹消費型大國，只創造，不製造；只消費，不生產；只進口，不出口。與此相反，中國和新興經濟體國家在全球產業分工體系中越來越趨於純粹生產型國家，為美國和西方國家的消費打工，它們只生產，不消費；只出口，不進口。由此導致國際貿易和全球經濟發展的失衡，導致美國和西方發達國家的衰退和中國以及新興經濟體國家的崛起。目前雙方關係變化已經到了一個轉折點，美國和西方國家由於債務危機已經無法繼續購買和進口中國和新興經濟體國家生產的商品，除非中國和其它國家繼續借錢給美國和西方國家，與此同時，沒有美國和西方國家的消費，中國和新興經濟體國家的製造和生產將面臨困境，出口拉動型經濟增長模式將難以為繼，由此全球化時代經濟增長模式陷入困境。

那麼如何擺脫這一增長極限和困境呢？面對全球經濟增長的極限，中國如何確保經濟的可持續發展呢？無疑，中國製造將依然是中國崛起的基礎，沒有中國製造，中國崛起就將面臨衰退，但是中國製造將面臨兩大轉型，一是如何從中國製造向中國創造轉型，以此提升中國製造從中低端走向高端，二是如何從持續近30年的以出口為導向的中國製造模式轉向以內需為導向的中國製造模式，形成中國自身的國民經濟體系，這將是中國經濟增長的新的動力，並由此動力決定中國經濟增長模式的轉型。德國經濟學家弗裡德裡希•李斯特曾經講到，生產財富的能力比財富本身更為重要，它不僅確保擁有財富，使財富增值，而且還能彌補那些失去了的財富的損失，否則失去生產財富的能力和機會，一個國家就會走向衰退和貧困。所以一個政治家要懂得而且必須懂得怎樣才能喚醒整個國家的生產能力，並使其獲得增強的同時得到保護，還要懂得生產能力在怎樣的情況下會遭到破壞，懂得如何通過這些生產能力的手段，使國家資源得到最明智和最有效的利用，從而實現國家的生存，獨立，繁榮，壯大，文明和具有遠大的光明前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