趙宋天水一朝是中國帝王文明最偉大的成就期，超出漢唐，元明不及，其產生原因為士大夫成為帝王文明演教中最強大廣泛的主體，自帝王與士大夫於承平之際將三代之學竭力發揮、自由心證，此種氣魄雖隋唐無有，因而大成，此時是士大夫在中國帝王文明歷史上最足以讓人神往的時代，把三教在確立道統體系的要求下推動到極高的臻於圓滿成熟的狀態，也是中國最自由的一個時代，最尚賢的時代，最平等〔宇宙自然性平等〕的時代，士大夫雖為道德境界的代表與天子共治天下，而其來源幾乎無歧視性的差別，凡農、工、賈之族都可應選入試成為士大夫中的一份子，此時之帝王不過也是一士大夫，他與臣子彼此雖名有君臣之分而卻交往如友朋，因而也是士大夫最精忠報國報其君的時代，譬如陸秀夫之輩。
中國之學問宗教性極強，宗教性不是現代人以為的這個宗教的概念，而是有一尊宿自創其說、說教於人的意思，所以宋理學的興起並不是理學的興起而是儒學借禪宗的手段而興起，宋天臺宗的興起不是天臺宗的興起而是佛教借道教的影響而興起。
宋儒立道統發明太極、性、命、理、氣諸說，其實是發現與發明兼而有之，這個目地光大其學問氣象，要在壓抑人心惡的一面，以此正名，儒學最嚴厲的批判就是「亂倫易位」，這是儒家絕對反對的大逆之惡。
後人說弱宋，不對，宋是內外主動追求和平的，主政的理學的本性如此，元兵奉承天運天下無敵，蹂躪歐亞，但始終把宋當正統，取夏、金之後沒有正統感覺，取宋之後就有這個感覺了，其官方文件重在渲染這一意識，這就是傳統中的「中國意識」、「正統意識」，以此讓天下服從，認可他的正統性。
二程中的大程對諸葛孔明的評論在今天看來很奇怪，變來變去的，其實這只是他在道學的先後認識，今人評論中國帝王文明所以論述與其說是什麼國學不如說是我舊文明的歐化、美化，因為它們的主要研究方法、論理都不是我舊文明中應有的東西，自「五四」以來如此，現在更如此，此所以舊文明之成住壞滅，推其更早是滿洲的所謂考據治學，都是造成中國帝王文明異化的原因之一，想來不勝其悲。
現代人在嘲笑儒生的一種說法「為天地立心」，這個話怎麼解釋呢？也越來越不可理解了，這是宋儒張載的話，這個話的理解要站在宋儒道學的本位才能認識，其實他解釋了宋儒創他們道統的原動力，其主流大勢就是順宇宙、合宇宙。
以現代觀點看宋諸學士的學術內諍很容易的流入現代人鬥爭意識權爭意識去看待它，那只是它道統體系自我完善的修補運動，說是為權爭真是褻瀆，趙宋一朝的士大夫譬如司馬光赴皇帝召其先條件是皇帝願不願行其道，絕不為爵祿而往，皇帝也很接受這個姿態，這是中國帝王文明內極理想的君臣狀態，後世不能理解，所以為什麼王安石能於「變法」與神宗之間的關係在後人即不可理喻的原因；宋之黨爭黨禁的內義與唐與明之黨爭有很大意義上的區別，幾乎就是純道學理念之爭，如宋理學之攻擊佛教一樣，不是韓愈的那種極端作為「人其人、火其書、廬其居」。
現代人研究舊學術總以現代的方法，譬如宋儒的內諍分為a、b、c說，比較其異同，這是一種割裂，因此忽略其中國帝王文明的崇聖性統一性圓滿性，因其本來如太極之生剋，在此太極理中，在此太極意中，在此太極境中，在此太極化中，所以現代人越不理解古人，現代中國人也越否定原舊文明，更易接受中共的邪教學說，根本感覺不到已經自身已徹底魔變的變異。
宋諸士大夫的作用本願在不是人所想像的開疆立土征服列國而是希望自天子以下合宇宙的「建中立極」，確立「乾道首出庶物而萬匯亨，君道尊臨天位而四海從。王者體天之道，萬國咸寧」的成化之治，確定的說他們達到了，而我們今天對他們的認識仍停在中共餓鬼道的灰色陰冷的意想中。
從「五四」之後，近現代評論中國原學術的文論很少的「通」過，胡適的文集重點在唐禪宗與理學上，馮友蘭偏在新理學已經有這樣的一個狀態就是看似通了還是未通，牟宗三的《十講》等都是如此，因為中國原文明的特殊之處在於必須以他證他，而不是以它證他，加入歐美科學主義來研究中國原文明方法不對，什麼是野狐禪？這就是啊，他們可以用科學主義把中國原文明在論述中按科學主義說得很清楚，感覺也清晰，而最後卻是南轅北轍，反而離真相遠了，而且他們的論述越完備這個勢力就越大，養虎為患，形成反動，海寧陳氏也辭其咎，宋眾學士做學問是通靈感聖的一個境界，這樣境界是快樂的、無垢的、玄妙的，而不是近代學者妄執以為的痛苦的狀態，這簡直是反其道的，所以我現在寧讀原版的宋書而不太讀近現代學者的論集，我不想去體會他們莫名無用的痛苦，在此意義上陳吳二學術尊宿比不上錢鐘書，也太沒有得到學問的真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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