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毛澤東一個人辦的電視臺(圖)

為毛澤東提供電視節目，劇目遭到各種要求，圖片為為符合要求所做的《扯蘿蔔菜》劇照（網路圖片/看中國配圖）

1974年，我當時在中央電視臺（當時稱北京電視臺）文藝部工作。10月下旬的一天，部領導通知我到臺裡開會。我發現到會的基本上都是中年以上的「老電視」，都是業務骨幹和技術尖子，像我這樣年輕資淺的則寥寥無幾。我預感到可能會有一項重要任務。果然，根據中央的指示，臺裡決定由我們臨時組成一個攝製組，必須在幾天之內做好一切準備，連同一整套設備，月底趕赴長沙「執行任務」。領隊是當時的中央電視臺副臺長、國家廣電部副部長王楓。10月29日我們抵達長沙。路上，我才知道我們此行的任務是為毛澤東提供電視節目。毛澤東當時正在長沙。

開始一段時間，工作不怎麼緊張，節目大部分是湘劇、花鼓戲移植的「革命樣板戲」，如《沙家浜》、《紅燈記》、《智取威虎山》、《杜鵑山》之類。當時節目的傳送方式是通過湖南電視臺發射，毛澤東在電視中收看。因為節目內容都很「革命」，所以一般觀眾很難察覺出什麼異常。不過也有例外，有一天，剛剛播完一個節目，老人家打電話要求馬上重播一遍。同一個頻道，同一個節目，連續播出兩次，恐怕是「史無前例」的。節目還沒播完，電視臺就接了好幾個觀眾電話：「你們怎麼搞的，沒有節目播了嗎？」但當時怎麼解釋得清呢？只能推說「安排失誤，接受批評」云云。

1974年底的一天，我們接到電話指示：準備上傳統劇目。這一變動給我們帶來了一系列問題。首先，劇團已有十來年沒上演過傳統戲了，演員要有一個恢復、熟悉的過程，服裝道具也要製作、準備，工作量相當大。再說，怎樣把節目發送出去呢？當然絕不能用原有的頻道，否則觀眾都會看到傳統戲，在那種年代，電視臺公開播出舊戲如何得了？最後決定：開闢第五頻道。於是，中央電視臺派出專家，與湖南電視臺一起晝夜加班，改裝好發射機。其實，這樣做有很大僥倖心理，萬一觀眾偶然收看到了第五頻道又怎麼辦呢？事實上也正是如此。

1975年元旦這一天，我們調試的第五頻道首次播出了《打漁殺家》、《野豬林》、《借東風》等幾出傳統戲，質量很好，接收效果也不錯。汪東興打來電話轉達了毛澤東的意思：第一，對節目表示滿意；第二，對全體工作人員表示感謝和問候。於是群情振奮，不必細說。

誰知這一天的播出又引起了麻煩：湖南電視臺接到幾個電話，觀眾質問為什麼播舊戲？電視臺推說可能是收到了香港臺的信號。觀眾說，絕對不可能，我們明明聽到的是湖南電視臺播音員張林芝的聲音……為此，我們再也不能裝糊塗了，看來必須另尋途徑，不能搞發射，只能搞有線電視。

1月2日，我們攝製組連同劇團演員全部進駐湖南省委接待處。這裡與湖南第九招待所只一牆之隔，離毛澤東下榻的六號樓只有幾十米，架設電纜線很方便。我們在牆外大會議室裡攝製節目，同時毛澤東在牆裡面通過一臺26英吋監視器收看。這樣，再也不會驚動觀眾，只不過又有不少人知道毛澤東的確切住所，況且在僅有一牆之隔的地方開展拍攝工作，會不會對牆內產生干擾甚至在安全上構成威脅？我想上面肯定也考慮過這些問題，只是不得已才這樣做，要不然為什麼不早些採取這種形式呢？

1975年初，毛澤東的精力還是比較充沛的，幾乎每天晚上看節目，而且都要看到深夜，中間從不休息，有的戲要連續看四遍。記得有一天已是深夜一兩點鐘了，大家都已經進入了夢鄉，突然一陣哨音把我們驚醒，接待處打來電話要求馬上送節目。我們像部隊搞緊急集合一樣，大家邊穿衣邊拿劇本邊揉眼睛，跑步來到會議室，只幾分鐘，一切準備就緒，演出就開始了。

2月下旬的一天，我們接到通知：毛澤東已經離開了長沙。警衛處於處長向我們介紹情況時說，由於我們大家的齊心協力，努力工作，毛澤東此次在長沙停留期間，精神很愉快，幾個月內體重還增加了6斤。

回到北京以後，稍事休整，我們馬上又投入了第二階段的工作。這一階段工作任務主要是錄製一批各種藝術形式的短篇精品節目，例如侯寶林的相聲、閔惠芬的二胡、劉德海的琵琶、蔡瑤銑等人的南昆、北昆。

1976年初，我們奉命第二次南下長沙：這一次任務仍然是為毛澤東錄製家鄉戲。所不同的是，1974年他是在長沙看，1976年是在北京看。我們每天錄製的節目，都是由第二天的專機送往北京。

這次我們以錄製傳統的湘劇、花鼓戲為主，當然也有一些京劇。劇團翻箱倒櫃，把幾十年的老底都悉數搬出，演員陣容也空前強大，有些已經離退休甚至於已經改行多年的著名老藝人也紛紛被請回來，披掛上陣，重返舞臺，一展當年風姿。其中花鼓戲老演員肖重硅就是因為毛澤東當時點名要看她主演的《劉海砍樵》而臨時從某工廠把她請回來的。

開始一個階段，我們以錄製完整的全本大戲為主，如湘劇《生死牌》、《百花記》，京劇《玉堂春》、《紅鬃烈馬》等等。記得大約從5月份開始，北京方面對劇目提出了新的要求，不要大戲，只錄小戲，不要悲劇，只錄喜劇。根據這一情況，我們預感或猜測到，可能毛澤東的健康狀況不容樂觀，他已經沒有足夠的精力看大作品，也經不住悲劇氛圍的藝術感染，只能用輕鬆活潑、帶有喜劇色彩的小戲來調劑精神，緩解病情。這一階段我們錄製的節目以短小的花鼓戲為主，如《討學錢》、《醜人計》、《扯蘿蔔菜》之類。

1976年7月16日，我們結束了近兩年的特殊使命，奉命返回北京。我們回到北京只一個多月時間，就傳來了毛澤東逝世的消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