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慶商人李俊。（網路圖片/看中國配圖）
求職
這是一個和中國接壤的小國越南，它與世界上所有的地方一樣，只要有中國人，就有華人餐館，李俊在商業街，看到了中英文對照的招牌和紅色的幌子，他忍不住飢腸轆轆，大步走了進去，昨天至今只吃了一頓飯，有點步履沈重，他想買點吃的，但囊中實在羞澀，想討要又張不開嘴，他拿起菜單又放下，臉上的表情顯示出尷尬無奈和悲涼，餐廳的小姐跑過來講的是英語，他又聽不懂，好在不遠處有一個中年人，微笑著迎上前來，說，先生，你想點菜嗎？你需要幫助嗎？
他把一隻手伸進褲兜，還有三十五元錢，但他還欠著房租，沒辦法都取出來，他的嘴唇動了動，想說點菜，但話語變了：這裡需要打工的嗎？幹什麼都行！那人和小女孩都吃了一驚：我們是小生意啊，暫時不需要更多的人。李俊的心涼了，他跑了幾家類似的餐館，都是這麼碰壁的，他說，這樣吧，我干一天活，你們給我一頓飯，幹什麼都行啊……中年人搖了搖頭，李俊把頭上的棒球帽摘下了來，拿在手裡，那帽子是花10元錢買的。他大口地喘著粗氣，想往回走，正好一個六十多歲的老年人，從餐廳的邊門走出，看到了一切，又問了原由，他覺得李俊雖然衣帽簡陋，但眉眼間露出一股英俊富貴之氣，兩隻眼睛目光如炬，心中似有所悟，就說，你先吃飽飯再說吧，這頓飯我請了。
就這樣，李俊和老伯認識了，他才是餐廳的真正的老闆，中年人是他的兒子，小姐是服務員，老闆是一個多年飄泊在外的老華僑，開辦這家餐館歷時已經二十多年，第一次碰上一個落魄的中年男人，心中實在不忍，不僅送他一頓飽飯吃，而且，還收下他當了幫廚，一個月給他1500美金，李俊放心了，以前，租用的小房間有了固定的經濟來源，剩下的錢正好可以裹腹，他安安穩穩地可以呆下去了，他想，人應當是誠實的，老伯給了飯和工作，應當把自己的身世和故事告訴他，但他不敢，他必須隱瞞一切：16個月之前，他還是中國重慶的一個身價45個億的富豪，如今，他成了通緝犯，也是一個小小的幫廚。
他每天站在雜亂忙碌的餐館廚房裡，不停地奔波，一會摘菜，一會洗碗，一會砍肉，一會擦地，動輒滿頭大汗，氣喘吁吁，他身著白色的服裝，體形肥胖，肩寬背厚，倒像一個廚師，但他不是，他是這裡最不起眼的幫廚，他一邊默默地幹活，一邊胡思亂想：一個人的命運咋的變化如此之快呢？一年多以前，他還領導著一家1500人的民企，在重慶是前幾位的，不論是財富，還是地位，名聲，都是顯赫的，他看到了開鍋時的水蒸氣：蒸好的白面饅頭出鍋了，如煙的往事像氣體在眼前纏繞，這絕對是人生的一場噩夢。
噩夢
中國民眾的噩夢，自古都是來自官員的亂法，專制政權的特點在於，權力過去集中，如果有一個相對較好的官員掌權，就惠及子民；如果相反，就生靈塗炭。悲劇和鬧劇是從2007年底開始的，汪洋離開了重慶，薄熙來走馬上任，他從北京商務部長的高位下派重慶，還帶了一個了不起的頭銜：中央政治局委員，他覺得自己歷時二十多年，從金縣基層幹起一直上升為封疆大吏，晚了一點，應當讓他和自己的父親一樣，當國務院的副總理，至少應做廣東省委書記，但恰恰相反，他困於西南一隅，很不開心，就和老婆谷開來等人商量，想在3200萬人口的重慶幹點大事，唱紅打黑，絕地反擊，爭取重回中南海。
然而，這一背景，李俊卻沒有查覺，他是一個典型的悶聲發大財的老闆，他想，只要有了不斷積累的越來越多的財富，就有物質生活的一切，至於誰來山城任職當官，都無所謂，因為他繳足了上億元的稅款，又養了1500名職工，從來也不做違法亂紀的事，沒有必要和官員走得太近，所以，儘管是區政協委員，還是全市房地產50強的民企，但他與新來的薄書記及其追隨者保持著不遠不近的距離。當其它一些老闆去拜訪和討好薄熙來時，他所有的精力和時間都投在了工作上：2008年，他花了3.24億元，從成都軍區物資採購站手裡買了一塊黃金地角，共443623平方米，準備建高檔公寓對外出售，由於次年地皮升值，他策劃的兩個房地產項目也火爆起來，喜滋滋地給它起了名字：「龍鳳雲洲」和「香格里拉」。
無疑地，這是兩個吉利的稱謂，它似乎象徵著大幅增長的財富，但命運忽然到了拐點，正如薄熙來的仕途峰迴路轉一樣，成都軍區是在房地產市場不景氣之時賣出地皮的，當時還很高興，但轉過年經濟形勢好轉，地皮立即身價百倍，再加上李俊搞了「七通一平」，新規劃的地鐵站又正巧有站點與公寓為鄰，故它的項目令人垂涎三尺，不僅軍方有些反悔，而且，沙坪壩區委書記李劍銘也忌恨萬分。成都軍區政委張海洋想讓李俊，把其中的一塊地皮，低價轉給自己遠在廣州的小侄女做生意，被其婉拒；沙坪壩區委書記李劍銘想讓他把地皮交出來，建一個面積較大的市政公園，也被李俊拒絕；而且，他的兄長想染指房地產項目「香格里拉」的約5000萬元的強電工程，也被李俊擋了回去，這一系列舉動都給他孕育著災難。
勾結
凡事都有巧合，如果薄熙來不是薄一波的兒子，如果張海洋不是張震的後代，如果他們都沒有雄心大志，一切都會平淡無奇，像汪洋任職時那樣，但偏偏相反，他們勾結起來想幹一點大事，2008年的「唱紅」就是一種演習，薄熙來搞了「將軍後人合唱團」，張海洋積極協助，把重慶人民都唱「傻」了，把全國人民都看「彪」了。那時，薄熙來要求全市上下一起「唱紅」，李俊覺得很好玩，也組織自己企業的員工參加，但他根據過去的經歷，有點心裏苦澀。「唱紅」勾起了記憶，他禁不住回到了過去的年代，他想起了父親，1966年，一場政治風暴吹來，他父親是地主出身，為躲避紅衛兵的批鬥而跑回了原籍湖北省石首市，整整隱姓埋名了10多年啊……他1966年出生，10多年後才見到父親，但他為自己的懷舊而慚愧：現在，連《憲法》都寫進了保護私有財產的條款，我有了十幾家下屬企業，總資產多達數十億，中國能走回文革年代嗎？所以，李俊聽到「紅歌」笑了，認為這不過是唱唱舊歌玩罷了。
但薄熙來可不是唱著玩的，他在原商務部政研室主任徐鳴等人的策劃下，準備了一個新的「梁效」班子：有蘇偉和李希光等人，輿論先行，寫了一本書，不僅把薄熙來捧成了「薄澤東」，而且，把虛構的烏托邦式的「重慶模式」推崇為「中國模式」，而要爭取上位必須財政有錢，但錢從哪裡來呢？抓生產，搞貿易很慢，抓稅收也得列支，唯有搶錢最快，但必得有理由，薄熙來決定打黑，即，把那些有錢的民企和孤立單純的刑事案件連在一起，把富豪和社會上的「小混混」綁在一塊，把他們包裝成為十惡不赦的「黑社會」，這樣一抓一打，老百姓仇富高興，政府易於沒收財產，等有了錢，再邀請海內外媒體吹捧重慶，這樣轉敗為勝，當政治局常委就水到渠成了。於是，東北的「打黑英雄」王立軍被薄熙來調到重慶來了。
這一切悄然起於青萍之末，李俊一點兒也沒有感覺，他照樣是這樣一天作息的：下午，他接過秘書的審批報告，簽了字下發，去參加各種會議，約見自己公司的高管，並和他們討論工作到晚上六七點鐘，接下去，和來訪的客人飽餐一頓，再去金龍玉鳳大酒店看歌舞表演，他請了一個香港人，養了一個文藝隊，吹拉彈唱，什麼人才都有，還邀請過香港的名演員呢，他常在那裡休閑和款待客人，不是為了賺錢，就是心理放鬆一下和應酬罷了，然後，他帶上一兩個助手去看江船燈火，一邊觀賞夜景，一邊指點江山，一邊開著玩笑，一邊交待工作，接著，再去建築工地巡察，他指導工程技術人員幹活，也親自解決一些問題，他有一個龐大的秘書班子，每個下屬企業都聘請專業團隊管理，他只看財務報表和審請報告，但工地上的情況不能有半點疏忽，必得一天親眼看一次，下邊的僱員也得不斷督促，然後，他終於放心了，時間到了凌晨四五點鐘，他才回家吃飯，由太太親手烹製，吃完飯後睡覺，一直睡到次日中午十二點。
他每天週而復始，做著同樣題材的美夢：45億的「大蛋糕」再繼續增加，連自己都不知道多少錢才是終點，他羨慕李嘉誠，相信自己的精明和才智，也想向他看齊，但夢境被一下子打破了。原來，薄熙來接到張海洋的電話，表示對李俊及其企業不滿，他忘了2008年是經濟危機，卻說，憑什麼這麼好的地皮廉價賣給民企？他深知李老闆與成都軍區一些官員來往密切，如果抓捕他，既可以收回土地，挽回經濟損失，又可以暗鬥政敵，深挖司令員王建民等部下的經濟問題，這正中薄熙來和王立軍的下懷，他要找一批最肥的「豬」殺了吃肉，而李俊光賬面上的現金就有兩個億啊！此「肥肉」豈能放過？
於是，2009年8月22日，王立軍奉薄熙來之命，兩次親自批示給刑偵總隊長陳光明，指示她對李俊進行調查，緊接著部隊和當地公安局組成了聯合調查組，在2009年12月4日將其拘捕，先是關押在重慶第一看守所，然後，實在找不到證據，就指使一個叫戴小華的人寫了誣告信，他是李俊下屬企業一個建築項目承包商的馬仔，他指控李俊「涉黑」，「涉槍」，「涉毒」，公安局才有了把柄，但也沒有查證屬實，根據案情的變化，在12月30日，把李俊轉到部隊的一處秘密地點繼續關押。從此，他的無休止地發家致富的美夢破碎了，碎在中國官員的一個念頭和奇想之間。
敲詐
軍地兩方組成的專案組，為了達到敲詐勒索錢財和指控政敵的目的，他們對李俊實行了刑訊逼供，誘供和騙供，把他連續幾天幾夜鎖在老虎凳上，用電擊和物品毆打，還用強光照射他，使他多次虛脫而大小便失禁，而倒在自己的排泄物上……由於實在忍受不了肉體和精神折磨，他不得不答應他們的條件，在2010年2月22日，親自打電話給外面的家人，支付了4004，34萬元所謂的違約金給成都軍區，並簽訂了《關於追究俊峰置業有限公司違約責任的協議》。
「其實，我根本就沒有違約，因為部隊賣給我的地皮有明確的合同，地面上的一些臨時性的建築物和配氣站，應當由部隊自行搬遷，他們沒有履約，我還為20多戶軍人解決了住房困難，一點都不欠他們的」，李俊說，所以，一部分土地出讓金才延遲未付，現在，給了他們還不算，還被逼迫答應給他們專案組每人一筆巨款，這才在2010年3月5日被釋放。
此前，李俊還看到了一張有20多個軍官名字的清單，這些人大都認識，有一般性的應酬往來，李俊卻未對其行賄，但張海洋為了整肅這些王建民的部下，讓他承認曾賄賂了他們，特別是其中的兩人還先期被「雙規」，只等對上李俊的供詞，就上交軍事法庭判刑，但李俊退讓是有自己的底線的，他不敢誣陷他人，所以，始終未與其配合，因此，那兩個軍官被撤職轉業，不了了之。
這樣以來，連專案組的人，包括成都軍區的許多官員都佩服他的為人氣節，故此，他有機會和辦案人員合影，並得到一組後來成為證據，震驚天下的照片，專案組長是公安局政治部主任周京平，主要成員有成都軍區保衛部刑偵處長梅浩，這些人都清晰地出現在照片中，所以，專案組在放行他時，還出具了一批法律文書，在我撰寫的《李俊驚曝薄熙來打黑內幕》一文中都有發表。但李俊自此失去了對政府的信任，開始籌劃移民，並沒有兌現給他們私人承諾的款項。
於是，2010年的10月12日，薄熙來和王立軍又再一次下令抓捕他，這種出爾反爾隨意抓人的劣行，並不在意已有的司法文書和《公約卡》，奉上級之命的沙坪壩區公安分局人員，用放大鏡照耀李俊下屬的幾家企業，盯住了金龍玉鳳大酒店，其處不僅有餐飲洗浴中心，還有歌舞表演，每天晚上人滿為患，但他的營業收入才是俊峰企業集團總收入的百分之二，由香港人陳偉雄帶領專業團隊打理，但這並不影響警方加罪於他，沙坪壩區公安局的警員採取「釣魚執法」的辦法，先裝扮成顧客，再找女服務員有償陪侍，給了小費之後，反過身來指控企業涉黑涉黃，抓捕了35人，後沒查到證據而釋放，但自此就停業整頓了。
出逃
俗話講，人算不如天算，薄熙來為了取悅於張海洋，令王立軍再抓李俊，就等於撕毀了過去出具的帶公章的法律文書，說李俊有罪無罪，全看官員的心情，他們認為，這回李俊非成為瓮中之鱉不可，但2010年10月22日，他和太太在成都參加一個會議，忽然接到一個未具名的朋友的電話，告訴他王立軍的命令，要他逃往湖北省山區，即，當年其父隱姓埋名，打魚求生的地方，他知道事過境遷，電話可以衛星定位，薄熙來把財政的錢，都花在監控民眾的事上，所以，在哪裡都不安全，23日，他決定帶著太太羅淙逃亡香港，但過關時不料發現，育有兩個小孩的愛妻，港澳通行證過期了一天，扼腕嘆息之餘，只好丟下親人，自奔而去。
同一天，不僅他的太太被以窩藏罪拘捕，而且，31個在俊峰集團任職的親友全部被抓，他們被官方打成了「黑社會」，李俊沒抓到，他腳底抹油跑了，就把他的哥哥李修武打成了「黑老大」，接下來的侄子等多人，都依次成了涉黑涉黃集團成員，官方無視俊峰集團領導班子的文字證據和金龍玉鳳國際俱樂部內部員工的合同條款，上面清晰地寫明「員工不得設黃涉賭」，這些職工按照地位和部門，都承擔了刑事責任，由薄熙來操控的沙坪壩區法院，以組織領導或參加黑社會等多項罪名，在去年12月9日，把李修武，臺士華等人都判了刑，重則18年，輕則一年兩個月，願意與警方合作做偽證的，監視居住或取保候審了事。
就這樣，當李俊心急如焚地「跑路」之時，警方扣押了他45億的「大蛋糕」，沒收了現金3億多元，車輛十幾臺，還安排與沙坪壩區公安局關係密切的邁瑞公司準備接管俊峰集團，薄熙來以合理平分蛋糕的理由，殺富濟「私」，而不是濟貧。官方的指控罪名很多，唯獨沒有偷漏稅罪，足以說明在李俊繳稅上億元之後，政府沒有理由給他強加罪名，再搶奪他的「大蛋糕」。不過，薄熙來和王立軍是吃生米的陰謀家，他們不理睬法律條文，也不在意公檢法司的設置，他們用「文強案」嚇「傻」了貪腐成風的國家機器，為了免予坐牢，所有的政府官員都不得不順從薄熙來，連王立軍也有了危機感。
所以，李俊儘管身上沒有錢，一句英語也不會，也必須亡命天涯，他在香港短暫逗留之後，逃進了一個小國，本想利用前妻所生大女兒留學美國的條件，以探親為由前往華盛頓卻被使館移民官拒發簽證，無奈只好隱藏和繼續逃亡。他從報紙上看到了「亮點茶樓」老闆在海外被重慶警方引渡抓回的消息，感到恐懼。他知道，薄熙來和王立軍會不惜血本，在世界各地追捕他，特別是讓常亮在飛機場舉牌自首，就是為了震懾3，6萬個打黑涉案的逃難者，他更知道回去就會被戴上「黑帽子」，難免死刑。薄熙來利用酷吏王立軍，就是為了讓重慶人匍匐在他的腳下，喊他萬歲。
但作為一個男子漢，李俊不想屈服，他說，自己1984年入伍當兵，後來一直與成都軍區做生意，先是承包加油站，後是搞房地產開發，從來都是遵紀守法，誠實守信的，從沒有受過刑事處分，沒有傷害過任何人，官方指控的事，除了下屬企業的小的治安糾紛，就是民事案件，既使有錯，也全部已經解決，有的還有文書留證，他絕對不是「黑老大」，以前和現在，他都不反自己的國家，愛自己的家人，也對汪洋治渝表示讚賞，他認為，重慶之所以到了如此風聲鶴唳，人人自危的地步，就是薄熙來和王立軍徇私枉法造成的。他必須等到中央對重慶打黑「黑打」糾偏，平反，才有機會返回家鄉。
反思
望著裊裊上升的水氣，李俊看到了白嫩的大饅頭，真想吃上一個，不知道為什麼，他總是感到飢餓，但現在是上班時間，他必須忍耐，隨著水氣飄散，他隱隱約約地看到了以往生活的畫面，過去多麼奢華而安逸的生活啊，他有十幾個秘書，有二十多個法律顧問，有無數個酒肉朋友，有幾棟高檔公寓，但如今沒幾個人能幫他，那麼多飽讀文書的律師，特別是中國「刑法泰斗」趙長青擔任了哥哥的辯護律師，但也救不了俊峰集團，這究竟是為什麼？
過去他從不碰錢，也很少用銀行卡，一切都是秘書們代理，彷彿走到那裡都是笑臉相迎，應有盡有的，但如今一夜間，什麼都沒了，名聲叫重慶媒體妖魔化了，錢財叫公安操控了，家人叫法院判刑了，流亡以來，棲身之處得仔細尋找，不僅求安全，也得廉價，每天自己去買菜，做飯，為了省事，一頓飯吃兩天，還得精打細算，李俊想，是什麼東西如此不可抗拒，使他由億萬富翁變成餐館幫廚？是薄熙來手中的權力嗎？是缺乏監督的社會制度嗎？他苦苦思索了很久。
以前，他對文人敬而遠之，有報社記者來訪，從來不見，只交給辦公室應付，他一個記者朋友也沒有，但現在對媒體有了新的認識，必須找到海外的媒體，能把自己的遭遇和證據告訴世人，但他連打字上網都不會，咋辦，學！他想，既然已經一貧如洗，就應當從零做起，以前，錢太多，什麼事都有人代勞，結果成了傻子，現在，必須首先上網看新聞，他知道了一些揭批薄熙來的文人的名字，他偶然遇到一個願意幫助他尋找我的人，很快我收到了他的電郵，第一次與我通話時，他的聲音是顫抖的：你真的是姜維平嗎？彷彿我是本拉登，也是大救星。看來，薄熙來在2000年12月4日拘捕我，在2009年12月4日又抓了他，是同一天，又都秘密關押在部隊，而九年後讓我們空中相會，是上帝的安排，李俊哭起來，一邊哭，一邊講述自己的遭遇……隨後，我收到了一批證據材料，大膽地公開發表了。
從此，李俊出了名，也承受了更大的壓力，薄熙來王立軍不但沒有收斂黑打惡行，反倒多次威脅剛出獄的羅淙，對其他親友也嚴厲施壓，還誘騙正在「跑路」的李俊司機張子漢等多人投案自首，甚至通過關係對李俊前妻所生的在美國留學的女兒進行誘騙和恐嚇，並利用電子郵件設置圈套，尋找李俊的蹤跡，企圖逼迫他就範。每當想到兩代人受到的冤屈和逃難經歷，想到未成年的兩個小女孩和八十九歲的老母，他就哭喊著質問蒼天：為什麼「二次文革」又回來了啊？！1966年，他剛下生時，父親就「跑路」了，一跑十多年啊，1979年，12歲時才看到爸爸，這回，他留下小女一個八歲，一個十四歲，他想，這回一家人重逢也得十多年嗎？
但是，薄熙來王立軍兩人狼狽為奸，一朝反目，卻為李俊的生存提供了新的空間，也帶來了希望，自去年七月本人發表的有關李俊的文章以來，關注他的人越來越多了，尤其是王立軍叛逃事件發生之後，激起了人們對重慶打黑內幕的興趣，和中國全面倒退的擔憂，3月5日，美國《華盛頓郵報》和英國《金融時報》都刊發長篇文章報導了他的遭遇，一時間熱評如潮，他成為了2008年重慶打黑之後，引發的移民潮裡的佼佼者，稱其為「跑路冠軍」毫不為過，但是，在這個小小的生意慘淡的中餐館裡，誰也不知道他的真實身份，只知道他是一個餐館幫廚，他已經破產了，不是因為經營不善，而是因為官員內鬥，他看了民主制度的那個國家的電視新聞，一個燒菜的大廚說，還是人家文明啊，誰想當官就公開地在電視上鬥，老百姓用選票決定自己的命運。
他恍然大悟：金錢不是萬能的，在中國，光有錢不行，還得建立一個民主的制度，保證每一個人的利益。他想，如果我再有了錢，過去幸福的日子重新回來，一切就得改變，我不需要秘書，也不需要律師，不需要別墅公寓，更不需要奔馳轎車和江詩丹頓名表，我想辦一份雜誌，為中國受凌辱而失語的人們吶喊……但還沒喊出聲呢，就聽嗓音低沉的大廚說，幫廚啊，你愣啥神啊，快剁餃子餡吧！他自我解嘲地搖了搖頭，高高地舉起了菜刀，覺得肉餡就是薄熙來和王立軍，他狠狠地剁下去，砰的一聲，他的淚水流了下來！
2012年2月6日於多倫多大學梅西學院。
看完那這篇文章覺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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