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著名藝術家艾未未的律師浦志強（圖片：Peter Parks/AFP/Getty Images）
【看中國記者林雅麗編譯】（本文節選自William J. Dobson’的著作《獨裁者的學習曲線：內部民主的全球戰役（The Dictator’s Learning Curve: Inside the Global Battle for Democracy）》,6月6日發表於www.slate.com。）
對於浦志強而言，回家是不安全的。更確切地說，他可以回家，但他一旦回家，可能就再也走不出家門。在過去48小時內，北京當局已經拘留了十多名律師和活動家，軟禁了八十多名持不同政見者。兩位律師完全失蹤。
浦志強，這位著名的自由言論律師，也就是中國所謂的「人權律師」，他們隨時都可能遭到當局的鎮壓。他不清楚，為何當局還沒有對他採取行動。但他猜：也許是因為他出差在外一週，他只是還沒有回到家中。
當我聯絡上他時，他仍在上海，並計畫在幾天內返回北京。他給了我在其公寓附近一間茶館的名字，我們可以在那兒見面。為了安全起見，他將在抵達北京首都國際機場後，就直奔那家茶館。否則，我們的會面可能會泡湯。他告訴我，「一些領導人物會告訴秘密警察：明天不許浦志強見任何人。」
自從穆巴拉克垮臺後，這已是我在中國的第10天。記者們和電視攝製組的人員仍在埃及報導這名獨裁統治的完結。這場在突尼西亞開始的革命，隨後蔓延到埃及，現在席捲中東和北非。每一天，在葉門、巴林、利比亞、約旦、伊朗和其他地方，都有出現叛亂的報導。
在中國，聽到的消息不過是「耳語」。幾天前，在社交網站上出現了一個匿名的「中國茉莉花革命」呼籲。阿拉伯世界的革命並沒有引發反對中共的遊行、集會或示威。但雖然遠離「地震震源」，仍令北京領導層緊張。在穆巴拉克被推翻後的當天，北京領導層召開特別會議，討論需要收緊對所有媒體的控制及網上對中東局勢的討論。任何提及「茉莉花」的言論均被從網站、聊天室、論壇中刪除。
當我一入住酒店的房間，我就見到了當局焦慮的證據。我打開CNN的國際新聞頻道，聽主播在採訪一名分析家評論在利比亞和其他地區爆發的叛亂。當主播問道：中國領導人會如何解讀這些事件時，電視屏幕上一片漆黑。大約一分鐘後，又回覆了正常，我見到的是這名主播在謝謝受訪的嘉賓。看來，北京政權不介意CNN播報在阿拉伯世界發生的事件，但他們不希望任何有關這些事件可能對中國產生何種影響的猜測。
很顯然，這種打壓對浦志強可能意味著什麼。被他視為同事的律師和活動人士，那些他所欽佩的人已經被當局拘留，他完全可以預料下一個可能就是自己。這種廣泛的抓捕令中國境內外人士吃驚，這顯示，當局在重新定義「紅線」。
在接下來的幾週內，政府可能會抓更多的人，包括持不同政見的著名藝術家艾未未。但是，儘管有風險，浦志強還是決定與我們見面。晚上9時許，他走進了這間在豐臺區的茶館，距離北京市中心約30分鐘車程。他大步穿過房間，給我一個堅定的握手。
他抽著一根香菸，面帶苦笑。他直接告訴我，那些秘密警察知道我們正在會面。他的電話被竊聽了，所以他們能聽到每一句話。而且，他們從來就離得不遠。在上海，尾隨他的人與他入住同一間酒店，與他同一架飛機飛回北京。因為知道他們在監聽自己的電話，浦志強說，所以他此前一天就通知了他們我們的會面。「我告訴他們，這次會面很早前就定下來的，與你們關心的茉莉花沒有任何關係」，浦志強說。「如果你們想阻止我見什麼人，這是違法的。你可以做你的工作，但你不能阻止我做我在做的事。如果你不同意，可以扣留我，把我帶走。」
我此前從未見過浦志強，當我聽到他是如此大膽地告訴那些到處尾隨他的安全官員，我很吃驚。我問他，他們怎麼說？ 他回答：「他們沒有說什麼」，「我只是告訴他們。我要見我的朋友，難道還要他們的許可嗎？胡扯。」
茶館外的停車場一片漆黑。那些安全人員是否在從外面看著我們，我們無從知道。
在中國，像浦志強這樣的律師，幫助那些社會中遭到當局壓迫而不得不自衛的老百姓打官司。
浦志強把自己的今天歸功於他的兩位父親，「一位是我的生父，一位是我的養父」。生長在河北農村的浦志強形容自己的生父誠實而頑固。「我也很固執，我有這種執著的性格……我不會改變我的態度。」他談到他是由他的叔叔養大的。他的叔叔在1949年中共建政之前，是一名商人和企業家。雖然他叔叔支持過中共的革命，但在中共上臺後，他的叔叔就遭到了共產黨人的迫害。這是一個慘痛的教訓，「他告訴我：共產黨不守承諾，他們沒有道德。」
浦志強很聰明。在高考中，他以全縣最高分、全省排名前100名的考分進入了久負盛名的南開大學學習歷史。他進入南開後，一天，一名教授走來問他，是否想加入共產黨。如果他願意，這名教授可以幫他。「我告訴他，給我一個禮拜的時間考慮。」「七天後，浦志強告訴這位教授：我永遠不會加入這個黨。」當時他19歲。
1989年，作為中國政法大學的研究生，浦志強組織了同班同學，並領導了政法大學第一批學生走向了天安門廣場。他參加了在廣場上的絕食，直到6月4日，中國的士兵向示威者開火。
在大屠殺後，浦志強拒絕與當局合作。在躲避士兵們的子彈時，「我答應過自己，如果今晚我能活著出來，每年，我會回到這裡。」他告訴我，在過去三年裡，每逢「六四」週年臨近，他都遭到警方拘留，天安門廣場處於嚴密安保之中。
他拒絕幫助這個政黨漂清它的血污。他本打算做一名教授。當他畢業時，沒有人願意聘用他，「如果你拒絕認錯，你就不能成為一名教師」，他解釋說，「這麼多年，我一直在為此付出代價。」
畢業後，浦志強一直在艱難地尋找工作。他有年邁的母親和一個年輕的家庭要照顧，他感到了壓力。但他不想為一份工作而妥協。他說，「共產黨在1989年做過什麼，我不想改變我的想法。」他此前的一名老師建議他試著做一名律師。他就在業餘時間學習法律，並於1995年通過了律師資格考試。
法律是完美的避難所。浦志強接手商業案件，幫助他養家餬口。但他看到了法律更高的目標。他相信，如果他接手人權案件，他就可能挑戰這個他所厭惡的政黨。
他最早接手的一宗言論自由案件，是為《中國改革》雜誌做辯護律師。在一篇題為「誰在瓜分乳酪」的文章中，記者劉平報導了一家中國房地產開發公司的業務往來所造成的巨額虧損，導致工人們被解雇。劉平是依據官方文件及該公司自己的文檔寫的這篇報導。如果在中國境外，這個故事平平常常。然而，該公司以誹謗罪起訴《中國改革》雜誌，要求超過70萬美元的賠償金，這個數目將令該雜誌關門。在聽了浦志強的辯護後，廣州的法院裁定，記者依據可靠消息來源報導新聞故事，對此記者不構成誹謗。
浦志強很快就接手了更多的案件。他為得罪了強大的黨老闆的報紙、雜誌和作家辯護。他開始為自己贏得聲譽。但他並不總是成功，也經常失敗。
當晚最打動我的，是他談到他如何在這部國家專制制度的夾縫中工作：當局派出秘密警察監視他的一舉一動。他的戰術，就是儘可能的，人性化地對待他們。他們可能會在中共統治是否合法這一問題的看法上與浦志強存在根本分歧，但浦志強都將他們以人對待， 「我尊重他們，我尊重他們。我不斷地告訴他們法律程序是什麼。」「如果你來到我的辦公室，要來扣留我，那麼好吧，但是你得遵循一個程序。你需要一個允許你這麼做的證書。他們拿不出來。結果是，我們在這裡一起吃晚飯、交談。我們需要面對這些秘密警察。如果有機會，為什麼不嘗試改變他們？」
他成功了嗎？這幾乎不可能知道。當他們壓迫浦志強，把他逼到一個角落，浦志強就對那些尾隨他的人說出了強有力的觀點。那些人也承認，他們多少同意浦志強所說的，但隨即又回到那個熟悉的藉口：我們別無選擇。
浦志強告訴他們，他們正在賤賣自己。「我告訴他們，‘中國正在經歷轉型’。我們年齡相彷。二十年後，你將如何告訴你的孩子，在那變革年代你在幹什麼？」
他告訴我，「我遇到的那些人，他們對自己所做的並不感到自豪。」「共產黨的思想和其合法性已經消失。現在就是赤裸裸的利益。那些口號已經不再湊效。他們需要收買人，支付金錢讓他們去做任何事情。」他們可能受到了威脅或脅迫，或被收買，但無論哪種方式，這個制度的運作成本都在上升。
在我們數小時的談話快結束時，我問他，他如何看席捲北非和中東的革命對中共領導層的影響。 他回答說：「他們現在越來越害怕，他們的選擇變得更少。他們有維持穩定的需求，這個政權比其上臺前顯得更沒有自信。」「他們非常謹慎、非常緊張。」
他在談到圍繞他的那些安全細節，「他們中的很多人陪我吃飯，就是因為這些[在中東的革命]。」 浦志強說，他會告訴他們在浪費時間。他不是抗議活動的組織者，他也不組織人走上街頭。他說，如果這個政權有敵人，那是它自己製造的。他對那些安全人員說，「你們造出這麼多敵人，又沒有膽量去面對他們」，「你應該找些辦法來證明你與卡扎菲有何不同。」我問他，他在秘密警察裡的朋友們如何回答。他說，「他們同意這個觀點。」
午夜後，我們一同走出了茶館。
（譯文有刪節，點擊看原文）
看完那這篇文章覺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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