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為何逃離中國——關於文革的可怕真相(圖)

馬思聰(資料圖片/看中國配圖)

1966年馬思聰在文化大革命中受迫害。1967年1月15日與女兒馬瑞雪、夫人王慕理、兒子馬如龍乘「002」號電動拖船偷渡香港。1967年4月12日美國國務院公布，北京中央音樂學院院長馬思聰逃出中國大陸，來此避難。馬思聰同夫人及兩個孩子，一起被批准避難。此後不久，馬思聰在紐約公開露面，在寓所接待外國記者，發表了題為《我為什麼逃離中國——關於「文化大革命」的可怕真相》的講話。原文如下：

「我是音樂家。我珍惜恬靜、和平的生活，需要適宜工作的環境。況且我作為一個中國人，非常熱愛和尊敬自己的祖國和人民。當然，我個人所遭受的一切不幸和中國當前發生的悲劇比起來，全是微不足道的。‘文化大革命’在毀滅中國的知識份子。去年夏秋所發生的事件，使我完全陷入了絕望，並迫使我和我的家屬成了逃亡者，成了漂流四方的‘飢餓的幽靈’。如果說我的行為在某種意義上有什麼越軌的地方的話，那就是我從中國逃跑了……」

「文化大革命」的災難

從1966年的春天開始，中國遭受了一場史無前例的劫難，文化界、教育界的知識份子首當其衝，遭到了殘酷的迫害和打擊。5月底，被「革命口號」煽動起來的中央音樂學院的青年學生們，給他們的院長貼出了大字報。一夜之間，馬思聰成了「資產階級反動權威」、「三名三高的修正主義分子」。往日熱鬧的馬宅也冷清了下來，學生再也不上門學小提琴。「文化大革命」，這個陌生的名詞，讓他感到惶恐、不可理解。在朋友和家人的勸告下，馬思聰發表了一個聲明，表示堅決、熱情地支持「文化大革命」，願意接受廣大「革命師生」的批判。6月中旬，文化部系統的藝術院校的「黑線人物」500多人，被集中到北京郊區的社會主義學院的校園內，住進了「牛棚」。他們當中，有各院校的領導，知名的教授、畫家、音樂家、導演、名演員、作家，馬思聰也是他們中的一員。在那裡，馬思聰他們被迫每天學習有關「文化大革命」的文件，寫交待材料和揭發材料。

8月3日上午，一輛貼有「黑幫專用」標語的卡車，把馬思聰等10多位中央音樂學院的「黑幫」押回了學院，接受「紅衛兵小將」們面對面的批判。剛下卡車還沒來得及站穩腳跟，一桶漿糊就倒在馬思聰的頭上，接著，一張大字報貼在他身上，一頂寫有「牛鬼蛇神」字樣的紙糊高帽子戴在頭上，脖頸上前後掛上兩塊牌子，前面寫著「資產階級音樂權威——馬思聰」，後面寫著「吸血鬼」。一個「紅衛兵」順手將一隻破搪瓷盆和一根木棍塞在馬思聰手中，逼他一面走一面敲。

馬思聰被這情景驚呆了。他同一群「黑幫」一起被「紅衛兵」押著在學院內遊街，一群狂熱的青年高喊著口號，向他們身上唾著口水。昔日學院的一排琴房，此刻成了關押「黑幫」的「牛棚」。馬思聰每天早上6時起床，學習、勞動、寫檢查，還要被迫唱著承認自己有罪的歌曲。只要那些「小將們」一高興或一不高興，馬思聰等人就要遭殃，輕則挨罵，重則挨打。馬思聰在中央音樂學院遭受非人折磨的同時，「造反派」又把鬥爭的矛頭指向他的夫人和孩子。8月14日晚，「造反派」湧進馬思聰的家貼大字報，第二天又批鬥馬思聰的夫人。在這種情況下，馬思聰的夫人王慕理和女兒馬瑞雪在她家廚師賈俊山的幫助下，倉促離開北京南下，想暫時避一避，等運動結束再回來。她們先來到南京，投靠王慕理的妹妹，後中央音樂學院的「造反派」得到消息到南京追查，她們又被迫逃到上海、廣州，投靠親友。在廣州，一再被「紅衛兵」追查的王慕理感到十分恐怖，覺得這次的運動沒有結束的跡象，再這樣下去一家人性命難保，危急之中產生了到香港暫避的念頭，就委託她的哥哥王友剛幫她想辦法。王慕理還讓女兒馬瑞雪悄悄回北京一趟，在賈俊山的幫助下和馬思聰見了一面。與此同時，王慕理在廣州加快了出走香港的準備工作。

中央音樂學院名譽院長趙風提供的材料很說明問題：「有一天，馬思聰和我被派到學院裡拔草。一個造反派(瓦工)對馬思聰吼叫：‘你還配拔草！你是匹馬，只能吃草！’說完，真的當場強逼馬思聰吃草。還有一次，我見到一些紅衛兵拿著尖刀威脅馬思聰說：‘你要老實交代問題！要不，我就拿刀捅了你！’過後不久，大約是1966年9月份，馬思聰對我說：‘這樣下去，什麼時候是個了啊！’」馬家原來的廚師賈俊山，看到老院長被折磨得死去活來，生活又這樣困苦，常常冒著危險，送吃送用。看到老院長想不開，還百般勸慰。然而到了1966年年尾，再要馬思聰熬下去，已是相當困難了。

被迫流亡海外

1967年的1月，中國正處於一個瘋狂的時期，海外的輿論都把目光投向中國「造反派」的奪權上，連篇累牘地報導中國大陸的奪權風暴。就在這時，1月19日，香港的幾十家中英文報紙幾乎用同一標題，報導了馬思聰出逃的消息：《中國著名音樂家馬思聰逃抵香港》。4月，馬思聰出現在美國的紐約，舉行記者招待會，發表了《我為什麼離開中國———關於「文化大革命」的可怕真相》。馬思聰這一舉動，立即在全世界引起了一陣不小的轟動。

馬思聰的秘密出走，是被迫的、無奈的，是「文化大革命」對他殘酷迫害的結果。1966年11月，馬思聰的肝病復發，被「造反派」批准離開「牛棚」，回家居住。此時，馬家的四合院已搬進了四五戶人家，馬思聰只得一人住在一間潮濕的偏房裡。下旬，馬思聰的女兒馬瑞雪秘密回到北京，在廚師賈俊山和馬思聰的朋友、私人針灸醫生倪景山的資助下，馬氏父女化裝離開北京，來到廣州，住在郊區丹灶的親戚家。當時的廣州、深圳等地，暗中存在著到香港的「偷渡線」，一些「蛇頭」為謀取暴利進行「偷渡」。此時，馬思聰的「失蹤」引起了中央音樂學院「紅衛兵」的重視，向公安部門報了案，並在馬思聰的親友中查找。廣州的「文化大革命」形勢也越來越緊張，馬思聰的安全難以保證。擺在馬思聰面前的只有兩條路，一是被揪回北京繼續接受批鬥，其後果不是被打死就是像作家老舍一樣自殺；另一條路是偷渡香港，遠離內地混亂局勢，但萬一被抓住則性命難保，而偷渡成功則全家安全，馬思聰進行了激烈的思想鬥爭。為了保全性命，為了躲避「文化大革命」的災難，馬思聰被迫做出了選擇。

1967年1月15日夜，馬思聰以5萬港幣的代價，帶著其夫人、兒子、女兒，在新州登上了新州漁輪廠的電動拖船「002號」。這次偷渡的組織者為廣州一街道服務站的工人何天爵和原「002號」拖船的司機何炳權，船是他們偷出來的，乘坐者共5戶13人。

1月16日晨，拖船在香港大嶼山靠岸。到了香港上岸後，馬思聰把胸前挂的毛像章摘下來扔進黑黑的大海。馬思聰一家在一個岩洞中躲了一天，當天晚上，來到九龍的一個親友家暫住。由於香港的報紙登了丟棄在大嶼山的「002」號拖船的照片，使馬思聰感到香港也不安全，擔心被引渡回內地。

過反覆思考，馬思聰選擇了到美國去投靠他的九弟馬思宏，他要到美國定居，憑著自己的提琴來養活一家。當時中美兩國沒有外交關係，政治上處於敵對狀況，而馬思聰又沒有任何證件，只得通過一個朋友同美國駐香港領事館取得了聯繫。1月19日下午，在美國駐香港領事的陪同下，馬思聰一家四日登上了飛往華盛頓的飛機，踏上了一條漫長而艱難的流亡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