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孩哭鬧時 只要一句「解放軍來了」

中共的殺人指標　張樸

中共軍隊開進成都時，沒有鮮花、口號、標語的夾道歡迎，春熙路上的商鋪生意興隆，茶館裡人聲鼎沸，電影院前人頭攢動。人們普遍以為，就像從滿清到民國，日子照舊過。大北茶廳的胡老闆就說：「國民黨在這兒，我喊蔣委員長萬歲；共產黨來了，我喊毛主席萬歲，有啥子害怕的嘛！」不久開始鎮反，胡老闆被拉到昭覺寺牆外的樹林裡敲了「砂罐」（槍斃）。當年的鎮反積極份子、作家鐵流目睹了胡老闆的被殺：半邊腦袋不見了，鐵絲勒過手腕的痕印深深可見。昭覺寺的老和尚告訴我，每天一批批地槍決，白花花的腦漿濺滿草地，鮮血把泥土變了顏色，難聞的血腥味直衝鼻孔，根本沒法唸經打坐。鎮反被害者幾乎都是無辜的人，胡老闆就是一個。他為了過當官的癮，花錢買了個國民黨調查員頭銜。中共號召國民黨軍警憲特人員主動自首，胡老闆第一時間跑到派出所登記。他誤以為這樣就解脫了。辛亥革命元老夏之時也是一個。夏曾任成都革命軍總指揮，蜀軍總司令，30年代退出政界，回家鄉合江，潛心研究佛學。中共殺他，為的是湊夠毛澤東下達的殺人指標。

「解放軍來了」　張樸

金堂縣一位大地主的公子，中共請他勸說金堂反共武裝放下武器。可是鎮反時，那些接受招安的反共武裝和勸降人一起統統被槍決。臨刑時，那位地主公子只說一句話：「你們共產黨不講信用。」詩人流沙河見證，四川土改時，10多個地主並排跪在少城公園的審判台上，挨個被要求交出錢財。誰斗膽回答沒有，身後的解放軍立刻對準其頭部開槍。從未見過的恐怖帶來了前所未有的恐懼，夜裡小孩哭鬧不止，父母只消說一聲「解放軍來了」，馬上收淚止聲。

北京的高幹子弟　杜晶晶

1966年7月的一天早上，幾個「紅孩子」突然雄赳赳氣昂昂地闖進學校播音室，通過廣播殺氣騰騰地向全校的狗崽子宣戰：「狗崽子們，豎起你們的狗耳朵聽著，今天，我們紅五類革命後代，不僅要專你們老子的政，現在還要專你們的政，要把你們老子和你們統統打翻在地並踏上一萬隻腳，讓你們永世不得翻身！」你很難相信那些充滿愚昧狂妄和血腥氣味的話語竟出自這些十幾歲中學生之口，而他辱罵的對象竟是昨天還在一起學習、玩耍的自己的同學！

宣戰書通過擴音器傳到每個教室，紅五類們開始左顧右盼，尋找自己的盟友和鬥爭對象；黑五類學生則人人面有懼色，惶恐不知所措。後來，教室黑板上塗滿辱罵黑五類學生的口號、漫畫，他們的課桌也被人寫上「狗崽子」並打上叉。他們必須接受紅五類同學的質問、斥責、嘲諷、謾罵，站在人前交代自己父母和家庭的「反動罪行」，甚至被剝奪了上學校的權利。有幾次，紅五類學生圍堵在我們學校門口，僅留一個小縫隙，每一個進校的學生必須報出自己的出身。如果是黑五類同學，就在一片「滾蛋」的哄罵中被轟出門外。我出身於職員家庭，雖不在黑五類之列，但我很理解那些黑五類同學們的境遇和心情。那種在眾人面前被斥罵卻不能有任何辯解的人格侮辱，必將深深烙在那些孩子幼小的心靈裡，永難磨滅。

北京一些中學生裡的高幹子弟組建了東城糾察隊、西城糾察隊等，是類似於希特勒的衝鋒隊的法西斯組織。他們在學校裡設立「勞改所」，隨意將一些黑五類學生抓到那裡關押折磨，施以慘絕人寰的酷刑，很多人死於非命。北京六中的勞改所最為可怖，糾察隊員們蘸著受害者的鮮血，在牆上寫出「紅色恐怖萬歲」的標語。每個字有拳頭大，殷紅的人血順著牆向下滴淌，讓人不寒而慄。在那裡第一個被活活打死的是曾對血統論提出異議的該校高三（2）班學生王光華。打死王光華的人，有的如今已經身居要職

魯迅在《為了忘卻的紀念》裡告誡我們：「一個忘卻自己歷史的民族是沒有希望的。」讓我們永記那段不堪回首的歷史，認真思索它為什麼會那樣發生的社會政治根源，並最終將這根源鏟掉。

瀋陽皮鞋二廠吳傑　姜萬里

瀋陽市地方國營皮鞋二廠衛生所藥劑師吳傑，原籍上海，從軍隊轉業分配而來。吳本姓瀋，因家貧從小被送給一吳姓地主收養，從此改姓。吳氏夫婦無生育能力，視之如同己出，供其讀書學醫，後參加人民解放軍，轉業後安排到該廠做藥劑師。

土改後吳家男人了，剩下吳老太孤身一人，在上海不能生存，1962年從上海來瀋陽投奔養子。老太太為人隨和，愛整潔，鄰里關係也還可以，相安無事。1966年八月末的一天，鞋廠一些人勾引來一群學生紅衛兵，吵吵嚷嚷衝進吳家，把吳老太用繩索捆上，牽到皮鞋廠一間空屋子裡，四肢反綁懸吊到房樑上，距炕面一尺來高。在捆綁和吊起的過程中，吳老太不住叫苦哀求，紅衛兵們卻不住地打她，打一下問一聲：「你剝削農民沒有？」吳老太用江浙腔調答道：「是的。」紅衛兵你一拳他一掌，不住地拷問，老太太不停地「是的」，哀嚎聲令人頭皮發麻，心裏打顫。

紅衛兵發泄夠了，打著哈哈走開，臨走時吩咐：「沒我們的命令不准放下。」吳老太一口水喝不到，一口飯沒得吃，屎尿往褲子里拉，不久連呼叫的力氣也沒有了。如此懸吊了兩天，人已經撐不住。一位姓肖的老工人實在看不過，嚷道：「你們誰是管事的？把人吊兩天也不給吃的，不是把人整死了？」這時才有紅衛兵准許家人送來一點吃的，但是仍然不給鬆綁，把吃食放在炕面上，距離嘴巴二寸遠，喝令老太太自己抻長脖頸夠著吃。老太太的養子吳傑，眼看著母親受非人折磨而不能相救，能不痛心？卻不敢吭一聲！母親被折磨至死後，吳傑承受著人性與人倫的雙重譴責，揹負著懦夫、不孝子的罵名，內心痛苦不堪，從此沉默寡言，幾年後患癌症死去。

最後一名地主　陶渭熊

去年冬天，村裡最後一名地主，79歲的曹玉林，死了。至此，我們村裡作為「分子」的地主當事人就全部死完了。曹玉林是多大一個地主？每年收租8石稻穀的地主。在我們家鄉，1石黃谷大約重330到350斤，8石谷最多也不過2800斤。曹玉林的父親在外謀生，曹玉林尚小，家裡就把8石谷的田地租給別人耕種，土改時被劃為地主，屬於「不勞而獲的寄生蟲」階級。年收入2800斤谷這樣的家庭，你可以想像他家的衣食住行、生活習慣、思想意識是怎樣的，過的是怎樣的一種生活。他能吃山珍海味，穿綾羅綢緞，飯來張口衣來伸手嗎？根本不可能。實際是，他不節衣縮食精打細算隨時就有斷炊挨餓的危險。說白了，他過的就是一個普通農民的生活。土改時曹玉林18歲，按政策剛達到劃為地主分子的年齡線。他的父親因參加土匪被鎮壓，共產黨對地主分子的一切待遇，清算、沒收、鬥爭、繩索、捆綁、棍棒、挂黑牌、遊街、訓斥、辱罵，都由這個剛剛夠格的地主來「享受」。大救星給他的就是這樣的日子，而且一過就是將近30年。8石租害他一生又禍及子孫，這究竟是地主的罪惡？還是共產黨實行的制度的罪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