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8年1月1日解嚴，雲林「農權會」於同年五月二十日發起「五二○」農民街頭抗議活動，農民爭取農民福利，保障權益抗議遊行。(資料圖片/看中國配圖)
1987年七月解除戒嚴令，臺灣跨過開放政治的門檻。時光流逝，人們似乎淡忘，解嚴前幾年，這島嶼仍威權籠罩，是民間力量撥開烏雲，撐持美麗島事件受挫的民主運動，終而推倒專政的牆圍。1980年代「自力救濟抗爭」逐日升高，挑戰日益老邁的「國王」和他統轄下鬆脫敗壞的黨國機器，「警總」等軍情系統失去控制。幾年間一系列案件（林宅血案、陳文成陳屍台大、王迎先墜河死亡、江南被暗殺於洛杉磯）提醒人們，這還是一個讓人寒顫的國家。
解嚴前政治氛圍是「危險勿近」。政治高壓使人避談政治，但遠離政治的出租車司機王迎先卻死於警察刑求逼供之後「跳河自殺」。白色恐怖底下，政治與非政治的區分是無意義的。白色恐怖在民間產生一種處事文化。陳映真的小說〈夜行貨車〉和〈山路〉，精確描寫這種文化：因國民黨移入臺灣而受害的一代，滿腹怨怒，但無法公開表露，只能苟且委屈求生存。熱情化為「冷藏的火把」。他們將希望寄託在下一代，但這種寄託，並非鼓舞他們改革社會，而是一種結合哀怨、虛與委蛇、與認真上進的「生存之道」。
1980年代，自力救濟運動中受委屈與受侮辱的人們被迫走上街頭。之後，才有街頭政治抗爭、民進黨與解嚴。恐懼擺脫了，這個年代成長的「野百合世代」，是被寄託希望的「下一代」。1990年三月，當萬年國代要挾總統選舉，學生們群聚中正紀念堂，野百合運動的意義是新的青年文化，突破了威權安定心態。
野百合受自力救濟啟蒙。他們唱國際歌、Blowing in the Wind、亞細亞的孤兒，也唱一隻鳥仔吼啾啾。他們讀馬克思、列寧、韋伯、歐威爾，也讀楊逵、七等生、矢內原忠雄、史明。他們在影盧、太陽系看教父、感官世界、自行車失竊記、革命前夕。他們拒審稿、發行地下刊物、搞校園串聯、下鄉支援社區運動。有人被民進黨吸引，有人參加統左讀書會，有人摸黑到彭孟緝住宅圍牆上噴漆。那個年代，每天都是美好的當下。唯一的遺憾是，他們沒有創作出引領時代前進的思想，也沒有走出自己的政治道路。
二十五年後的「野草莓世代」呢？野草莓誕生於中國使者訪臺引發的抗爭。1980年代，傳統型公共知識份子展露身手，野百合繼承了這個傳統。如今，公共領域已經部分轉化為分散、去中心的雲端溝通模式。野百合成長於威權末期，對專制統治如何箝制社會與個體，記憶清晰。而野草莓成長於族群政治遺緒、金權弊案猖獗的氛圍，如何形塑他們的身份認同？如何獲得他們的「政治教育」？
最近和一位編輯通信，她說：陳映真筆下的「生存之道」影響真的很深，至少1980年代出生的人，家庭教育中還是有蠻大一部分「別碰政治」的概念。但原因並不是像更早之前長輩曾經說的那樣，「因為政治很危險」。我們這個年代的人逃避政治，因為它很骯髒。更晚一點， 到了也許2000年左右，我們說「關心政治的人都很狂熱、很偏激」。帶著這份對政治的冷感和嫌惡，我們慢慢變成「大人」。
兩個世代同樣與政治疏離，但野百合穿透了「政治危險」，野草莓則感覺「政治骯髒」。儘管對政治冷感，野草莓成長於安適的自由空氣中。世代對照，尋覓每個人的啟蒙原點，戒嚴時期曾提筆悼念陳文成與王迎先的商禽寫下：
「在地上/找不到頭/我們用腳思想/垃圾/是紛亂的命題/陷阱/是默認的結論」
「左腳/右腳/右手/左手/在茫茫的空中茫然的探索」
在禁錮的王國，頭腳顛倒，是非曖昧，而陷阱竟是默認的結論，只能左右尋索，這是那個年代領悟政治教育的起點。有人說，臺灣民主化後陷入鎖國，何等謬論。他們老是遺忘鎖國原始。一九八七渺遠了，但它的時代意義剛才浮現。
（作者為臺灣中央研究院社會學所副研究員，原標題為：1987解嚴恍如昨）
看完那這篇文章覺得
排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