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改革為何走上歧路？

中國改革已走上了歧路。最近在香港誠品書店，來自維也納大學的教授朱嘉明講演時作出如上表示。朱嘉明是北京人，1950年出生，典型的「老三屆」，曾先後在西藏、黑龍江和山東務農做工；1978年考上中國社科院工業經濟研究所，完成碩士和博士學位。他是中國改革開放最重要的參與者之一，受到時任中共總書記趙紫陽的倚重，列名「改革四君子」，其他三人是黃江南、翁永曦，以及今天中共政治局常委王岐山。朱嘉明因八九民運流亡海外，二零一二年受邀擔任臺灣大學客座教授。

中共十八大新領導上臺，外界盛傳「習李新政」，朱嘉明不以為然。他認為，「新政」應該是新思維重新解決舊問題。在中國歷史上，「商鞅變法是新政，張居正改革勉強算新政，戊戌變法是新政，大陸改革開放初期是新政，但「胡溫新政」是不存在的。「習李新政」是否算？要看有沒有新思維、新思想、新方法、新理念和新價值觀。

為什麼說中國改革走上了歧路？朱嘉明回憶，對於八十年代的改革，人們有許多誤解，指稱摸著石頭過河，不知道彼岸在哪裡，沒有長遠的規劃和打算，朱嘉明說，這不是事實，在他參與的整個八十年代的改革中，從一九七九到一九八九，整整十年，人們對中國改革的方向是非常清楚的，都認為，不論是政治的極權制度，還是經濟上的計畫經濟和僵化的公有制都需要改革，目標其實是想把市場經濟和民主制度移植中國，結束極權制度，就是把權利交給人民，使中國進入避免西方社會缺點的現代制度，也就是民主制度。

其次，朱嘉明說，八十年代的改革是要解放工人，在打破大鍋飯、鐵飯碗的基礎上，讓每個中國老百姓都有自我選擇職業、自我發展、平等就業的機會，這點在當時是非常之清楚，對按勞分配也做了很多理解，因為社會主義的大鍋飯不是按勞分配，等於說社會應該根據大家的貢獻，收入應該是有差別的，但不等於說要變成現在全世界貧富差距最大的國家，而貧富差距是基於權利和資本，當時大家的頭腦是非常清楚，這樣的道路是不能走的，這個歧路明顯是在九十年代發生的。

朱嘉明說，目前，中國最嚴重的問題是，中國共產黨靠本身力量來完成社會公義的轉型。它應該成為社會運動，由人民參加，但在現在中國體制下，中共拒絕人民參加，拒絕所謂的反對力量，或者批評力量，或者民間力量參加，還是侷限在中國共產黨內部，透過一些新的辦法或政策，比如現在說的打蒼蠅也打老虎來解決這樣的問題，這是它最大困境。中國的問題需要全社會解決，而中共認為可以透過中國共產黨內部解決，這是很大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