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飢荒都江堰慘狀：溝死溝埋，路死插牌

核心提示：由於口糧嚴重缺乏，營養不良，致使許多農民以糠麩和野菜度日，甚至還有吃樹皮草根和「觀音土」充飢。在農村，「三病」（水腫病、閉經病、子宮脫垂病）普遍流行，到處出現餓死人現象，全縣人口大幅度下降。1959年全縣總人口394265人，到1962年非正常死亡和遷移、外岀等減少到317656人，減少了76609人。特別是一些偏僻地區，如當時的泰安、兩河等鄉（現在的青城山鎮和大觀鎮），非正常死亡人數更為突出，泰安鄉1958年總人口4435人，到1962年僅有2198人，減少一半以上；一些農戶全家死絕，有一生產隊社員基本死完，其餘少數社員被迫流離逃荒，客死他鄉，該生產隊消失至今；當時還有死亡在家中數月無人知曉的，「溝死溝埋，路死插牌」，種種慘狀，駭人聽聞！

口述王寶玉、徐振漢、肖燮章

整理蒐集楊慕文

1958年，開始了「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運動，緊接著，「三年自然災害」隨之而來，造成了數以千萬計的群眾餓死的歷史悲劇。四川是這場悲劇中的「高潮」，非正常死亡人數高達1250萬人，毫無懸念地成為「三年自然災害時期」全國人口減少最多的省榜首。然而，政治形勢如此嚴峻，糧食如此緊張的情況下，灌縣縣委、縣政府減少上交糧食數量，開倉向老百姓賑糧，灌縣因此而少餓死了數萬人……

國之厄運降臨

1958年，黨的八大二次會議通過了社會主義建設總路線。

總路線的基本出發點，反映了人民群眾要求提高我國經濟和文化水平的普遍願望。但由於對社會主義建設經驗不足，忽視了客觀的經濟規律，急於求成，誇大主觀意志和主觀努力的作用，沒有認真的調查研究和試點，就輕率地發動了「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運動。

然而衝動是要付出代價的。當時中國出現了一系列的重大的政策性失誤，其影響最大的為大躍進時的「浮誇風」和「大煉鋼鐵」。這些做法導致國家大部分的生產資料遭受毀滅性的破壞，樹木砍伐，農田荒蕪。其時農村地區因缺少糧食導致飢餓出現全國性的生育率急劇下降。全國推崇以生產隊為單位的人民公社大食堂導致「放開肚皮吃飽飯」，實行不計報酬的勞動導致勞動效率急劇低下。

緊接著，三年「大飢荒」隨之而來。1959年7月，華東地區長江發洪水。據災害中心數據,因為淹水和接下來歉收所帶來的飢荒，直接導致的死亡人數估計達兩百萬，而且別的地區也受到影響。這場災害被列為20世紀死亡人數最多的災害的第7名。在1960年，55％的耕地或多或少遭受到乾旱或者其它惡劣天氣，影響其中60%的耕地根本就沒有降雨。

所有這些因素導致1959年中國糧食產量較1958年下降15%，而1960年糧食產量又在此基礎上再下降15%，中國大陸地區的糧食、棉花產量跌落到相應1951年的水平。直到大躍進結束之後的1962年，糧食產量才開始回升。

然而在「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運動的錯誤政策指引和全國範圍出現嚴重的飢荒的情況下，1958至1959年，中國政府仍然持續著往年的大量向蘇聯和東歐等社會主義國家出口糧食以快速發展軍事工業政策。全年出口糧食數量達到歷史上的最高，為415.75萬噸。

厄運就此降臨，很多中國人在這三年裡忍飢挨餓，直至活活餓死。據黨史專著《曲折發展的歲月》載：「1959年至1961年的非正常死亡和減少出生人口數，在4000萬人左右」。

灌縣的慘狀

這其間，灌縣（今都江堰市）和全國各地一樣，「三高」（高指標、高估產、高徵購）、「五風」（共產風、浮誇風、命令風、瞎指揮風、幹部特殊化風）為主要標誌的左傾錯誤現像在廣大農村大肆氾濫，給人民群眾帶來了嚴重惡果。

「大躍進」期間，農村成立人民公社，在經濟上實行以公社為基本核算單位，原有農業社的土地、勞力、林木、耕地和主要生產資料全歸公社所有，社員自留地收歸集體經營，私養牲畜全部折價集中飼養，大辦「公共食堂」、托兒所、幼兒園，社員吃飯不要錢，月月發工資；大肆砍伐樹木、「大辦鋼鐵」和搞「大兵團作戰」，煉鋼鐵，深耕薰土；農田上搞不切合實際的「萬斤畝」運動，在耕作形式上進行瞎指揮，勞民傷財。

人民公社違背客觀經濟規律，「大鍋飯」和「三高、五風」等使農業生產遭到破壞，糧食產量連年下降。1959年和1960年全縣糧食總產量,分別比1958年減少4774萬斤和9242萬斤,但糧食徵購任務卻又增加了,分別佔到當年產量的44.24%和49.86%,當時提岀了「交夠國家的,留足集體的,剩下才是社員的」口號,完成國家的徵購任務後,造成了農民口糧嚴重短缺,一些生產隊公共食堂岀現了斷炊,城鎮人口月供應也降低到19市斤。再加上1959年「反右傾」提出「大干社會主義、大批資本主義」的極左政策，社員財物被「一平二調」，農村耕牛、毛豬大量死亡，農村土特產品和蔬菜生產大大下降，市場上各種副食品基本斷絕，城內和鄉場上商鋪基本關閉，農民一個個黃皮寡瘦，愁眉苦臉。由於口糧嚴重缺乏，營養不良，致使許多農民以糠麩和野菜度日，甚至還有吃樹皮草根和「觀音土」充飢。在農村，「三病」（水腫病、閉經病、子宮脫垂病）普遍流行，到處出現餓死人現象，全縣人口大幅度下降。1959年全縣總人口394265人，到1962年非正常死亡和遷移、外岀等減少到317656人，減少了76609人。特別是一些偏僻地區，如當時的泰安、兩河等鄉（現在的青城山鎮和大觀鎮），非正常死亡人數更為突出，泰安鄉1958年總人口4435人，到1962年僅有2198人，減少一半以上；一些農戶全家死絕，有一生產隊社員基本死完，其餘少數社員被迫流離逃荒，客死他鄉，該生產隊消失至今；當時還有死亡在家中數月無人知曉的，「溝死溝埋，路死插牌」，種種慘狀，駭人聽聞！

「麻起膽子」開倉賑災

1959、1960、1961這三年糧食大飢荒，當時灌縣縣委書記陳彬、縣長王寶玉等領導看在眼裡，痛在心裏。全縣人口非正常死亡數字逐年上升的原因是口糧嚴重不足。民以食為天，吃飯第一，要解決人民的飯飽問題，縣委、縣府領導和基層幹部萬分焦急,費盡心思，一籌莫展。
「大躍進」運動開始，國家大搞「三線」建設項目，當時魚嘴電站、汶川的映秀和耿達等電站上馬，調來大批工人，後勤工作即大批的糧、油、肉、副食等，指定由灌縣負責保障供應。再加上城內其他一些工礦業大量上人，那時城鎮供應人口就有數萬人，最多時高達12萬人以上。

1960年至1962年期間，魚嘴、紫坪鋪等工地開始下馬，人員幾乎每季度都有減縮，時多時少，難以計算。那時糧食的年度供應計畫,是按照上年年末人數編製,縣委核定後,由糧食局負責供應,這就在糧食供應計畫編製上有了「作假」的機會。當時王寶玉縣長向縣委書記陳彬建議，何不把這減縮人員結餘下的城鎮供應糧用於農村解決飢荒？陳彬也認為是好主意，馬上召開縣委常委會討論決定，並向時任溫江地委書記的宋文彬匯報灌縣非正常死亡的情況，要求增加農村供應標準，把城鎮減縮的人口供應結餘糧食用來安排農村生活，宋書記當即點頭同意，還說城鄉糧食供應指標可以統一包干使用。回縣後，研究決定，指名由時任縣委財貿部長的徐振漢負責操作，和糧食局一起具體安排落實，並要求嚴格保密。徐振漢部長和糧食局肖燮章局長深感責任重大，決心不負重托。

這樣，在1960年到1962年期間，採取「弄虛作假」，將減縮城鎮人口結餘下的糧食儲備在倉庫裡（當時俗稱「打埋伏」），加上地區安排的指標，每年春荒、夏荒和春節前，開倉安排群眾的生活。1961年的臘月二十八、九，王寶玉縣長還和糧食部門及公社的幹部在幾個山區等公社研究增撥口糧指標，趕填糧食供應本，及時發給農村的口糧就有360多萬斤。要求年前必須髮到社員手裡。

在這三年糧食飢荒時期，冒險用這減縮城鎮人口結餘下的糧食和城市副食品供應壓縮等方面的糧食共有1656萬斤，開倉賑荒，用到農村，安排社員生活，緩解了全縣農民缺糧的燃眉之急；縣、社、糧食部門還利用糠麩造「糠麩丸」、「茶糖醋合劑」、「豆面糖合劑」等，賑救浮腫病人。以上舉措，不知救活了多少飢餓、病危的父老鄉親！

「東窗事發」

1964年，被全縣人民稱頌的縣委冒險「開倉賑災」的善舉，暴露了。7月中旬，由中共中央西南局派出工作組，到灌縣進行「五反」（反對貪污盜竊、投機倒把、鋪張浪費、分散主義和官僚主義)的複查，認為灌縣「五反」運動走了過場，王寶玉「與工作組不合作，唱對臺戲」；同年10月，在「小四清」運動中，由工作組主持的縣委擴大幹部會議上，宣稱「灌縣縣委是不可信賴的」。縣委書記陳彬、縣長王寶玉受到了大會批判並宣布停職，徐振漢和肖燮章等也不同程度的受到「深刻檢查」的處理。次年5月5日，中共溫江地委組織部通知：報經省委批准，免去陳彬縣委書記、王寶玉縣委副書記兼縣長的職務。縣委常委7個成員只留下一人，其他全部靠邊站，由工作組代替縣委，並建立了新的縣委班子。

後據陳彬書記講，在當時「運動」開始後，迫於壓力，地委領導不敢承認表態同意過，只有縣委、縣府承擔責任。當時，承辦這項工作，因要保密，只有陳彬、王寶玉、徐振漢、肖燮章等少數領導和糧食局內的兩個具體工作的幹部知道，沒有專門帳本，減縮人員口糧數，後未用完數就充入庫存了。

事件至今已過去近50年了，筆者採訪王寶玉、徐振漢和肖燮章三位老領導時，他們都還記憶猶新，都胸懷坦蕩地說：儘管當時動用國家糧食不合法，但在那個特殊年代，為了賑救飢餓的農村父老鄉親，盡量少餓死人，我們覺得是合情合理的，我們坦誠地向全縣人民說，當時縣委、縣府領導包括糧食局參加這項工作的人員，敢保證沒有誰在這糧食「結餘數」中，為個人謀私利而亂動用過，雖然當時縣委兩位領導因此而罷了官，我們也因此而受批判檢查，但是為全縣老百姓做了件好事，代民受過，還是值得的，我們都無怨無悔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