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國湧：二十四年了(圖)
【看中國2013年06月10日訊】索爾仁尼琴說，一句真話比一個世界還重。今日中國，真相比GDP和所有權貴的冠冕加起來還要重。沒有真相就沒有寬恕，沒有和解，更不會有未來。
二十四年，三個抗日戰爭也打完了，持續八年的抗戰被稱為持久戰，如今距離「六四」三個八年也過去了，長街的血跡早已湮沒在盛世的鮮花和謊言中，被虐殺的不僅是活的生命，被虐殺的更是整個民族的記憶，對他們而言，什麼都沒有發生過，那殷紅的鮮血只是他們盛宴上助興的酒，強權以為不僅可以隻手遮天，而且可以遮斷歷史，遮斷未來，在時間和空間上都按他們的意志進行。
在這裡，吳思先生計算出的「平反週期律」完全失效，他以明朝為例，冤案的平均持續時間約為八年，因為歷屆皇帝的平均執政時間只有十六點二年，當然也有長達幾十年執政的皇帝，那就要拖幾十年。「隨著時間的流逝，平反的利益遞增，風險遞減，最後利大於弊，於是就平反了。」
老左作家姚雪垠大罵法西斯
二十四年來，無數善良的人們曾一天天善意的期待「平反」的來臨，期待著統治者的自我覺悟，至少是從利弊計算、長遠考慮出發，主動為「六四」平反。二十四年等來的是竹籃打水，二十四年等來的是水泥澆鑄的地面，連魯迅時代期待的石板下長出青草的可能性也幾乎被掐掉了。誠然，「六四」不是什麼「冤案」，而是慘劇，不是一般的慘劇，而是整個人類文明史上罕見的慘無人道的驚天慘劇，是中國歷史上一個深不可測的巨大傷口，動用全副武裝的野戰軍和坦克、裝甲車對付手無寸鐵的本國民眾，漫無目標的掃射、殺戮，已經遠超出了鎮壓、維護權力秩序的範圍。那些木樨地高樓上無辜的受死者就是最有力的證據。
羅孚先生的回憶錄《北京十年》中有一篇《部長樓前子彈飛》，長篇小說《李自成》作者姚雪垠以「左」著稱，他因為住在木樨地「部長樓」，在「六四」這件事上卻「左」不起來了。一九八九年六月三日晚上八點——
「天已經黑了，人聲鼎沸中開始聽到了槍聲。‘部長樓’也開始了不安，槍聲越來越密，子彈也射進‘部長樓’。??
這時姚雪垠家中保姆正走向窗前，向熱水瓶加進剛燒好的開水，忽然「哎呦」一聲，有人倒地，叫聲和倒地聲驚動了老作家，他舉目一看，倒下去的正是他家的保姆。他連忙驚動家人，把保姆向相鄰的復興醫院送。戒嚴部隊為了驅散‘暴徒’——所謂的‘反革命暴亂’之徒，舉槍時上時下，時東時西地掃射；又為了警告市民們不要伸頭張望，高樓上只要有身影在窗前出現，他們就向影子開槍。這一來，許多家的屋中人都成了他們的射擊目標——中彈的靶子。
我記不清了，也許不是姚家的保姆中彈負傷，而是鄰家的保姆流血倒地，反正都一樣，都驚動了姚雪垠，使他又氣又恨，連聲大罵‘法西斯’！一邊罵，一邊被家人拉出大門，走進電梯，躲避子彈，因為屋子裡不時有子彈飛進來，而電梯卻沒有成為靶子，門也較窗玻璃厚些，可以抵擋一下飛來的子彈。
這一晚以後，他還是時有罵聲：「法西斯！法西斯！太不像話了！連段祺瑞都沒有這個樣子向大學生們大舉開槍呢！」（羅孚《北京十年》，天地圖書公司二○一一年版）
木樨地二十二樓一位副檢察長的女婿在自家廚房裡被射殺。北京玻璃四廠職員、勞動模範、北京市人大代表宋寶生在木樨地家中休息，聽到槍聲起來關窗戶被射殺。住在木樨地水利科學院對門的干休所的退伍軍人馬承芬，在自家樓下的台階上和鄰居說話，軍隊突然朝胡同裡的居民掃射，她被亂槍擊中身亡。（丁子霖《尋訪六四受難者》，開放出版社二○○五年版）
這只是已知的真相一角，更多的真相還被遮蔽著。原本與臧克家在很多問題上意見相近的姚雪垠，在這件事上卻意見相左了，因為他是目擊者，他親睹了「六四」開槍殺害無辜者的真相，所以他說：「法西斯！這個樣子就是法西斯！是這個樣子的法西斯！」（羅孚《北京十年》）
傅高義：鄧從未對六四鎮壓後悔
因讚美鄧小平而受到大陸官方喜歡的哈佛大學教授傅高義在紅極一時的《鄧小平時代》一書中以四十頁的篇幅來寫激盪起伏、悲壯慘烈的一九八九，其中並不諱言：「一九八九年六月四日的殘酷鎮壓，讓我們所有關心人類福祉的人瞠目結舌。」（傅高義著、馮克利譯《鄧小平時代》，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12年版）他並且說：「沒有證據表明鄧小平在決定向天安門派出武裝部隊時有任何遲疑。六月三日凌晨兩點五十分，他命令遲浩田‘採取一切手段’恢復秩序。??據鄧小平的家人說，不管鄧小平受到多少批評，他從未懷疑自己做出的決定是正確的。很多觀察者看到五月底廣場上的人越來越少，認為不使用暴力清空廣場也是可能的。但鄧小平不僅擔心廣場上的學生，而且擔心國家權威的普遍弱化，他斷定為了恢復政府的權威，必須採取強硬行動。」（同上）
傅高義在註解中說，鄧「從未懷疑自己做出的決定是正確的」。源自他二○○七年七月對鄧女兒鄧林的採訪。（同上）其時距鄧離世已超過十年，距 「六四」慘劇已超過十八年。或許，對鄧來說，對他所棲身並早已融為一體的那個黨來說，他做出的那個決定都是正確的，但並不意味著，對於中國，對於生活於這塊土地上的十幾億人、以及未來的人們而言，他的決定同樣是正確的，他的決定給少數人帶來了機會、利益和享樂，對多數人卻是漫長的災難，對整個民族、對人類福祉都是巨大的不可測度的傷害，這種傷害遠超過殺戮了多少無辜生命本身，這個民族從那一刻起將揹負起難以承受的重擔，我們的歷史在那一刻起被凝固了。正義、公平、人道、人權、文明??這一切都被血泊淹沒，與「三一八」、「四一二」??不同，這是史無前例的一場殺戮，不只是千百個的生命被子彈擊中，猝然倒下，而是整個民族被子彈擊中了，是整個文明史被子彈擊穿了。
不能總是期盼統治者來平反
當年的學運領袖王丹在回憶錄中說，他沒有想到會殺人，認為最多用棍棒把他們揍一頓，然後一個個抬出去，就像一九七六年「四五」運動被鎮壓那樣。他說，在八十年代成長起來的一代人心目中，不要說胡耀邦、趙紫陽，「就連鄧小平本人，也被看作是開明派。」多年後，九十多歲的文壇耆老樓適夷先生拉著他的手說：「不要太自責。不要說你沒，就連我們這些經歷過一輩子戰亂和政治運動的人，那時候都不相信當局真的會開槍啊！」（《王丹回憶錄：從六四到流亡》，時報文化出版社企業股份有限公司二○一二年版）
如果不論是非，僅從短暫的數十年的成敗來說，似乎他和他的集團贏了，而中國輸了。直到今日，鄧仍以他強悍的姿態傲然屹立在中國的權力舞台上。毫無疑問，他造福於這個權力集團，造福於那些在今時代利益最大化的人，即使許多沒有受益的芸芸眾生也因為不明真相而對他繼續感恩。歷史的審判、道義的審判雖然早已臨到了他，曾經三起三落的他「死豬不怕滾水燙」，心中是個「鋼鐵公司」，他毫不在意。他相信無神論，以為一九九七年二月十九日之後發生的一切都與他無關，他不畏天，不信神，不信死後且有審判，他真正要捍衛的也不是什麼「國家權威」，而是他自己生前不可動搖的權威而已，「朕死後，哪管它洪水滔天」。
二十四年後，我們必須清醒的看見，「六四」不是什麼狹隘的政治上的成與敗，而是作為人之所以為人、基於人性、人道的是與非。「六四」問題絕也不是簡單的要不要平反或何時平反的問題，而是所有的中國人（無論有權的還是無權者）願不願直面真相，敢不敢正視淋漓的鮮血，能不能用自己的良心來安慰歷史傷口的問題。
這個古老的疊經患難和浩劫的民族再也不能期待平反。期待自上而下的恩賜、施予，不僅因為這不現實，更因為在淋漓的鮮血和一場又一場的劫難教會我們，一個民族如果總是盼望統治者來平反，仰望他們施恩，終將走不出惡性循環的圓圈，這樣的劫難就還會繼續發生。每一個血肉之軀必須站起來，拋棄任何天真的幻想，自己來做道義的評判，將自己看作恢復社會正義的起點。
二十四前沒有喋血長街的人們，我們都是倖存者，我們這一生注定了是守護真相、尋找真相並讓真相大白於天下的一生。索爾仁尼琴說，一句真話比一個世界還重。對於今日之中國來說，真相比GDP和所有權貴頂上的冠冕加起來還要重。在真相面前，「左」如姚雪垠也罵出了「法西斯」。沒有真相就沒有寬恕，沒有真相就沒有和解，沒有真相更不會有未來。更多的真相還沒有浮出，在我們腳站立的地方，全部的真相都被封殺，在這裡談論真相無疑指向未來的，我相信，未來將從真相被恢復、被公開的那一刻開始。
(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立場和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