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中國2013年07月08日訊】自上週以來，美國國安局前僱員、美國「棱鏡門」事件泄密者愛德華·斯諾登再次成為全球輿論關注的焦點。
香港《亞洲週刊》近日爆料：斯諾登的前直接僱主——Booz Allen Hamilton Holding（中譯「博思艾倫」），其背後資本是著名的凱雷投資集團。經《亞洲週刊》調查發現博思艾倫的母公司是著名的凱雷投資（Carlyle Group）。凱雷在中國經營業務多年，與中國高官及國資企業間關係密切。《亞洲週刊》調查還發現：凱雷投資幕後的投資者中，竟包括了現任中共中央政治局現任常委劉雲山的兒子劉樂飛，以及前中共總書記江澤民的孫子江志成。
如果上述報導屬實，那麼不難猜測，斯諾登6月在香港將美國國家安全局關於PRISM監聽項目對外公之於眾的泄密事件，可能直接與中共現任常委劉雲山，以及前中共總書記江澤民有關。
另據報導，從6月9日斯諾登「泄密」事件開始，到出逃至俄羅斯並滯留在莫斯科機場長達2週，直至7月1日向俄羅斯等19個國家尋求庇護的這段期間內，中國大陸的經濟也幾乎同時出現了前所未有的「跌宕起伏」：先是6月7日開始大銀行發生「錢荒」告急，銀行間拆借利率急速攀升；隨後大陸央行破天荒的先對各銀行「見死不救」；再到6月21日央行又突然緊急救市，並宣布市場誤讀了央行信息；但隨後在6月22日至25日，習近平立即召開中共中央政治局專門會議併發表重要講話，按照《新華社》6月25日的報導，習近平在講話中反覆強調一點，即「政治局委員要維護中央的權威」，外界普遍認為這次會議是習近平上任以來首次進行的「黨內整風」運動。
有分析人士認為，「泄密」和「錢荒」事件，在6月一前一後同時發生、同時起伏，看似巧合，而《亞洲週刊》的報導不僅合理解釋了斯諾登為何突然放棄穩定的工作及舒適的生活、選擇逃亡海外「泄密」的動機，也使「錢荒」事件的起因，以及而後又突然對銀行「緊急救援」、再到習近平6月底的「黨內整風」事件的內幕，有了一個更合乎邏輯的說法，從而使整個斯諾登泄密事件變得更加撲朔迷離。
泄密事件回放 至今疑團重重
2013年6月9日，美國中情局前技術助理、美國國安局前僱員斯諾登在香港向媒體宣布：美國國家安全局和聯邦調查局於2007年啟動了一個代號為「棱鏡」的秘密監控項目，直接進入美國網際網路公司的中心伺服器裡挖掘數據、收集情報，以及監控網際網路活動、秘密收集電話記錄。這項代號為「棱鏡」(PR ISM )的高度機密行動此前從未對外公開。而美國的9家科技公司微軟、雅虎、谷歌、Facebook、PalTalk、美國在線、Skype、YouTube、蘋果也參與其中，為美國情報機構提供信息，該新聞立即在美國和許多其他國家引發軒然大波。
然而外界最為關注的，仍是斯諾登泄密事件背後未解的謎團：
1）斯諾登為何放棄優越生活而突然選擇逃亡泄密？
2）斯諾登為何將泄密地點選擇在香港？
3）斯諾登選擇泄密的時間為何恰恰是奧習會談結束的當晚（即香港時間6月9日上午）？
對於上述問題，儘管斯諾登在《衛報》採訪的視頻中表示，選擇香港，是因為「香港承諾保障言論自由及政治異見人士」，以及「香港政府在與很多其他主要西方國家政府的關係上實際上是獨立的」。然而這個說法顯然不被香港人自己所認同。據《法廣中文網》報導，在剛剛結束的7月1日香港大遊行中，有43萬香港人冒雨參加了大遊行，要求「實現普選」和「特首梁振英下臺」，多於去年7月1日的40萬遊行人數；此外，香港大學民意研究計畫6月20至25日的調查也顯示，2013年香港市民國民身份自豪感已降至1998年以來的最低點，而且年齡越小，對國民身份自豪感則越低。香港分析人士認為，該民調所反映的現實與北京中央政府近年來加大對香港事務干預有直接關係。
因此，斯諾登對泄密地點和動機的解釋明顯和事實相左，那他泄密的真正動機又是什麼呢？
「泄密」與「錢荒」或存關聯
《亞洲週刊》的爆料，似乎為這個問題帶來了真正的答案。
就在斯諾登在香港時間6月9日上午發布記者會進行「泄密」的前兩天，也就是6月6日，國內有媒體公開傳出中國光大銀行無法支付興業銀行一筆到期的60億元人民幣貸款，從而引發了大陸銀行間的隔夜拆借利率的飆升，由此拉開了「六月錢荒」的序幕；而隨後近一週的時間裏，也就是在斯諾登6月9日泄密之後，大陸央行破天荒的首次宣布拒絕救援，一度吸引全球媒體的目光。《路透社》6月26日專門發表報導稱，央行不再為政府銀行的壞賬買單，表明「中國新一屆領導人願意忍住經濟改革的陣痛，追求更長遠的利益」；「北京決定冒著打擊經濟增速的風險，容忍貨幣市場停止運轉，絕對是一件里程碑式的事件。」
然而隨後僅過了2週，央行的「鐵腕」政策又迅速發生了轉化。6月21日，央行向金融系統緊急注入了500億元資金，使得原本不斷上漲的回購利率1天之內驟降380個基點，創2007年最大跌幅，由此拉開救市的序幕；新華網在6月23日發表文章，將「6月錢荒」的責任歸咎為「那些不受政府監控的影子銀行」；央行行長周小川在7月1日也公開接受《第一財經日報》的專訪，專門解讀了六月錢荒以及央行的政策，並表示目前「市場基本正確理解了央行，銀行需對資產業務作出調整」。
在央行轉向救市期間，中國工商銀行在6月21日至23日曾一度爆發突然出現系統故障，工行用戶在POS機、ATM機甚至櫃臺交易都無法進行，一度造成「工行錢荒取不出錢」的市場恐慌，工行在24日作出了緊急說明，否認「系統癱瘓與錢荒有關，而是系統升級所致，但為何選擇「錢荒」這個特殊時期升級系統，工行卻沒有給予更多說明。
也就是說，關於六月錢荒的發生，以及央行為何處理的如此反常，儘管北京政府事後做出了諸多經濟政策方面的解釋，但仍未消除外界的疑慮。
《亞洲週刊》爆料後，外界立即開始關注以下幾個問題：為何此次錢荒和斯諾登泄密幾乎同時發生？為何斯諾登泄密後，央行拒絕施救各大銀行？為何香港政府不顧美國政府一再阻止，最終允許斯諾登逃離香港前往俄羅斯申請避難？為何斯諾登離開香港後，央行又突然同意救市？央行的決策和斯諾登泄密事件，到底有沒有聯繫？這些問題，央行行長周小川的回覆中都無法找到答案。
高層內鬥無底線 或將引發金融危機
有分析人士認為，《亞洲週刊》爆料如果屬實，說明此次錢荒背後真正暴露的原因，北京政府高層內鬥所致；而斯諾登泄密事件只是原江澤民派系人馬劉雲山，攻擊習李新政府的一個棋子。習近平在6月初訪美意義重大，習近平在會談中反覆強調，希望和美國建立「新型大國關係」，即「不衝突、不對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贏」，而歐巴馬則也表示「新型大國關係」 源自美中之間所需的良性競爭，而非「如物理定式一般必須出現直接衝突。」就在習奧兩人對未來的國際關係近乎達成共識的當天，發生了斯諾登泄密事件，讓習近平處於極其尷尬的境地。
因此，《亞洲週刊》的爆料給一切事情有了一個合理的猜測。那就是，斯諾登背叛美國是有人給他了承諾，所以斯諾登直奔香港。斯諾登在習近平與歐巴馬會談的時候爆料就是為了讓習近平難堪。習近平回國之後應該十分震怒，香港不敢收留斯諾登。斯諾登被迫飛往俄羅斯。
《亞洲週刊》報導還稱，斯諾登的直接僱主「博思艾倫」（Booz Allen Hamilton Holding），其背後的投資人包括劉雲山的兒子劉樂飛和江澤民的孫子江志成，他們成立的金融公司實際上控制著財政部和社保基金的資金，說白了就是用大陸民眾存放在財政部和社保基金的錢，拿到金融系統中進行槓桿操作（如影子銀行等），然後套取高額的借貸利息自己獲利。
因此，斯諾登事件發生後，習李政府曾公開表示拒絕救助銀行壞賬，這樣一來，那些利用國庫的資金進行貸款交易以套取高額利息、且不受央行監管的的影子銀行或投資公司，將發生失血（即流動資金枯竭），而劉樂飛和江志成控制財政部和社保基金，正處在這條交易鏈資金的上游，一旦央行停止輸血，劉樂飛和江志成控制的投資公司和影子銀行會因資金鏈斷裂而破產，這也就是習李政府對江派製造出的斯諾登事件進行的直接回應。
然而江派隨後立刻利用股市、基金暴跌和銀行擠兌來逼宮李克強，例如央行拒絕施救後大陸股市持續大跌；工行系統也在6月21日前後突然出現癱瘓（後稱是「系統升級」），導致用戶無法取現，就是最明顯的例證。李克強迫不得已只能讓央行繼續放水救市。隨後習近平接著6月22日至25日緊急召開政治局會議，表示政治局有人不聽指揮，準備「黨內整風」重樹權威。也有媒體猜測，香港《亞洲週刊》一直是官方支持的媒體，此次突然對外界爆料斯諾登事件的起因及內幕，並將矛頭直指劉雲山和江澤民，很可能是習近平「黨內整風」的前奏。
如果上述分析屬實，那麼引發大陸的經濟危機的原因，除了地方政府的外債和影子銀行等諸多經濟層面的原因外，北京政府內部愈演愈烈的高層內鬥或將成為引發經濟危機的更主要的根源。簡而言之，對大陸百姓來說，銀行的存款或理財產品，或將成為中共高層內鬥犧牲品而最終無法兌現。
看完那這篇文章覺得
排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