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中國2013年08月14日訊】說實話,比之海南萬寧、安徽潛山、廣東雷州等地校園性侵案的受害者,江西瑞昌那六名性侵受害小學生還算「幸運」--分管教育的女副市長已經「承諾」:由市政府給每一名受害家庭撥出三萬元撫慰金。
且不說瑞昌是不是貧困落後地區,也不說三萬元該算少還該算多,遭遇性侵後能得到政府撫慰金,怎麼說,都算得上「不幸後的小幸」。至少,對性侵受害者一毛不拔的還是大有地方在。無疑,瑞昌的「愛民」形象出來了。在這裡,我們祈願瑞昌市政府能夠盡快兌現承諾,不讓不幸後的小幸變成不幸家庭只是望得見卻摸不到的流星,不使仁愛二字只停留在政府的舌尖,不教發生性侵案的地市相互揶揄,最後落個五十步笑百步的罵名。
言歸正傳,正是這位承諾撫慰金的女副市長,在面對受害孩子的家屬時,竟然大言不慚地說,若是她的孩子遭遇這種傷害,她會靜悄悄帶上孩子去一個陌生的地方治療,絕不向政府要一分錢。而正是這句衝著維穩去的勸說話,不重也不輕的,擊中了民眾那顆原本就很脆弱的法治心。
於是,鄙夷、鄙視,旋即而起。我也篤信,更多的鄙夷是不失理性的,而更多的鄙視是不露聲色的。
要說人性冷血,女副市長絕對沒有一毛不拔的那些地方的官員夠冰,她「至少」已經答應給每戶三萬撫慰金。要說案件善後,女副市長也不怠慢,性侵的老師抓了,校長也停職了,刑事與行政的「規定動作」已然無可指責。可為什麼就那麼一句話就攤上了體制鄙視與全民鄙夷。
那句在女副市長的認知裡是非常至理、到位的勸說,為什麼非但不能讓家屬們安靜下來,反而惹來一身無法浣淨的官僚餿?
如果穿越回到六七十年代,那句勸說若從像女副市長這麼高級別的領導嘴裡出來,那就是一瞄一個准,扣機準是乖乖一批。那個年代裡,女副市長勸說裡的「自吃倒霉,不吃政府」的精神是軍民與政府都趨之若鶩的一種高尚。若攤上性侵,能有個副市長的蒞臨寒舍慰問就已經很滿足了,為此而感恩戴德不已的更有其人。這是那個時代的轍,是政府的轍,也是個人與全民族的轍。
倉稟實而知禮節,倉稟虛而禮節失。一個民族的道德規範是這麼走過來的,一個國家的法律規範也是這麼走過來的。當年國家一窮二白,長年戰爭元氣大傷後的窮囧把法律賴以為基的禮節都餓得不成形了,法律自然也一窮二白,人人事事都無可適從。實在沒轍了,沒轍的轍就出來了——「蜀中無大將,廖化作先鋒」——從政府到個人,因為沒有法律可供遵循、使喚,高風亮節就成了管理社會和治理國家唯一可使喚的先鋒。
但現在,國家倉稟實了,法律也在回歸,公民權益意識日益在增長、增強,時位深刻移人,也深刻移了政府。政府與國民不再僅靠個人的高尚、靠民族的風格、靠「沒轍的轍」就可以維持、穩固。
在「依法治國」已被國家確定為管理、發展國家的科學手段並被寫入政府工作報告的今日,用好法與權是當代政府的天職,而守法從權則是當代國民的天職。攤上「該吃政府」的法律事兒,政府與國民只當「各司其職」,而不當齊揚高尚、共舉風格。像女副市長那樣,愣是要求百姓自覺高尚,不「吃」政府,那就有逼民棄權索賠的嫌疑。最低最低,唆使民眾放棄索賠合法權益也該夠得上官員失職。
即便從動機上一分為二去看女副市長的勸說,她也難辭其咎,難卻鄙夷。
如果她當時確實是在試圖以身作則去遊說家屬忍抑不幸,那她就是於法無知,於時代無察,於副市長職位根本不勝任。若是在四五十年前的時代,她或會是個稱職的、難得的「好市長」;但現在,她就是嚴重不懂法,嚴重無知,且過度天真,難勝其職。
可視其情,女副市長又不像是真天真、真高尚。如果她自己是明知不可為而為,或是受他人意而為,哪怕勸說純屬為了維穩(只能因為草木皆兵),那她也是偽高尚,真矇騙,是欲將民眾當法盲,當傻子,企圖通過連哄帶騙,讓政府逃脫監管學校不力和學校監管師生嚴重失職的連帶責任。
若不幸是後一種情形,那麼,要坑騙家屬的就不僅僅是女副市長一人,而是她身後的、比她位高權重的某個高官,甚至是她所代表的當地政府抱團欺詐民眾的權力集團;而權力集團所要坑騙的,也不再僅僅是那六個不幸被性侵的瑞昌家庭,而是人人皆樂於置身法律之下的每一個中國公民。
人在法律下是一種美麗的幸福。政府亦然。
(原題:女副市長「天真高尚」,為何慘遭體制鄙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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