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中國2013年09月30日訊】9月27日,國務院終於印發了中國(上海)自由貿易試驗區總體方案,並向全社會公布。此前,國內各方對總體方案多有猜測;傳聞和報導也顯示,上海自貿區的推進並非一帆風順,存在著諸多分歧與爭議。方案的公布,讓這些猜測、分歧和爭議塵埃落定。
總的來看,總體方案基本符合外界預期,其中的一些重點內容,已陸續通過各種渠道對外放了風。方案共分為五個部分,包括總體要求、主要任務和措施、營造相應的監管和稅收制度環境、紮實做好組織實施及附件。附件詳載了試驗區服務業擴大開放的具體措施,分為六個領域、18項細則。相比此前泄露的送審稿,總體方案刪除了有關文物拍賣的細則;而在此之前,計畫允許外資從事文物拍賣業務的方案,未獲全國人大常委會審議通過。
總體要求部分顯示,試驗區肩負著我國在新時期加快政府職能轉變、積極探索管理模式創新、促進貿易和投資便利化,為全面深化改革和擴大開放探索新途徑、積累新經驗的重要使命,是國家戰略需要。這一表述意味著,上海自貿區是國家自貿區,是國家級試點,料將成為未來自貿區爭取改革與創新的「尚方寶劍」。
主要任務和措施部分是總體方案的核心,包括五個方面共9條。從主要任務看,上海自貿區的試點方案將首要貫徹深化行政管理體制改革,並在投資、貿易、金融及法制保障方面取得突破。在投資領域中,如此前的傳聞,自貿區將探索建立負面清單管理模式,對清單之外的領域,按照內外資一致的原則,將外商投資項目由核准制改為備案制,由上海市負責辦理。
在轉變貿易發展方式中,將推動貿易轉型升級,以及提升國際航運服務能級。值得注意的是,自貿區將探索在區內設立國際大宗商品交易和資源配置平臺,開展能源產品、基本工業原料和大宗農產品的國際貿易;擴大完善期貨保稅交割試點,拓展倉單質押融資等功能。此前有報導稱,國內金融監管層反對允許外國商品交易所在國內設立期貨交割倉庫,觀總體方案,並未在這一方面取得突破——這意味著,港交所旗下的倫敦金屬交易所(LME)在自貿區設立交割倉庫的設想,短期內恐怕很難成行。
金融領域的改革與開放是方案中含金量最高的內容。方案明確,在風險可控前提下,可在試驗區內對人民幣資本項目可兌換、金融市場利率市場化、人民幣跨境使用等方面創造條件進行先行先試。在試驗區內實現金融機構資產方價格實行市場化定價。相比於此前「利率雙軌制」的傳聞,總體方案顯得更為保守,「資產方價格實行市場化定價」的措辭似乎暗示,上海自貿區的利率市場化並不會一步到位,而是先資產(貸款),後負債(存款),以控制自貿區內外的套利行為。事實上,今年7月,央行已經取消了對貸款利率下限的管制,國內金融機構資產方價格實現了市場化定價,上海自貿區在利率市場化方面似乎並沒有太多突破。
其他金融開放措施,如推動金融服務業對符合條件的民營資本和外資金融機構全面開放,支持在試驗區內設立外資銀行和中外合資銀行等,多在市場預期之中。傳聞顯示,匯豐、渣打及東亞銀行有望成為首批入駐上海自貿區的外資銀行。附件顯示,在完善相關管理辦法,加強有效監管的前提下,允許試驗區內符合條件的中資銀行開辦離岸業務。這表明,上海自貿區將承擔起建設離岸金融中心的任務,為上海建設國際金融中心,以及人民幣的國際化鋪路。截至目前,已有包括五大行和招商、浦發、上海銀行的上海自貿區分行正式獲批,將在離岸金融業務上發力。
自貿區的法制保障(三項法律豁免)、創新監管(一線放開,二線安全高效管住)及稅收政策在方案公布之前已多有討論,無需贅述;而在組織實施方面,與「國家戰略」相應地,上海自貿區的推進由國務院統籌領導和協調,重大問題要及時向國務院請示報告——重申了上海自貿區的高人一籌。事實上,其他地區在申報自貿區(或者表達意願)時,多刻意強調與上海的區別。從這一區域競爭的形勢裡,我們也可略窺見一斑。
令我們關注的是,這樣一份帶有謹慎與折衷色彩的自貿區方案,到底能在多大程度上引領中國在改革開放的第四個十年前行?有分析將上海自貿區比作80年代的深圳,以及21世紀初的入世,但在我們看來,在入世紅利減退時,上海自貿區是承擔不起這樣的期待的。事實上,總體方案也暗示了這一點。方案稱,試驗區要形成與上海國際經濟、金融、貿易、航運中心建設的聯動機制,要圍繞上海「四個中心」建設的戰略任務——這表明自貿區的諸多政策,今後可能會在上海「四個中心」的建設中採用。
國內一些財金高官,顯然也持有類似的看法。日前,全國人大財經委副主任吳曉靈便直言,外界不應對自貿區的金融領域寄予過多期待,也不要過多糾結於區內金融改革。她又表示,上海自貿區成立的意義,是中國尋求進一步對外開放的道路,以及尋求能夠在全國可複製、可推廣的制度性建設,而非在各地多點開花。我們在分析上海自貿區的成敗得失時,需要牢牢把握住這樣的定位。
最終分析結論(FinalAnalysisConclusion):
上海自貿區方案的正式發布,意味著上海自貿區這一國家戰略將步入正式實施階段。這次以三年為限(這也是自貿區所獲法律豁免的年限)的改革試點,比過去的特區改革有更強的謹慎嘗試的特色。尤其是對於市場寄予厚望的金融改革突破,市場應該低調預期為好,因為涉及整個中國的金融改革開放政策,不是上海自貿區這20多平方公里的土地所能撬動的。
從國家層面來講,前段時間的錢荒,凸顯了中國改革的困局,上海自由貿易區以金融改革為先導,可以釋放新的改革紅利。打造「中國經濟升級版」。當年,僅有兩平方公里的蛇口撬動了中國前三十年的改革大業,而新一屆政府,則寄希望於用二十平方公里,撬動新一輪的改革開放。
從上海未來發展角度而言,亦意義深遠。自本世紀以來,上海的增速緩慢,2008年來更是在全國墊底,作為改革開放的前沿陣地之一,為上海發展尋找新的動力,重振上海,為大勢所迫。新老大曾主政上海,亦有改革雄心,此計畫出臺,外界盛傳,上海將正式加冕中國的「四大中心」,復興「遠東中心」的盛況,超越香港指日可待。
其一,香港仍然將壓上海一頭。
滬港爭雄,由來已久。上海自由貿易區並部分人認為是再造香港。不過,兩者之間仍然存在差距。最大的差距,就是經濟的自由度與商業環境。一位上海本地官員就不無擔心,怕人民幣完全自由兌換,會衝擊中國經濟安全。由此,未來上海自由貿易區必然受到一定制約。
雖然金融業被稱為現代經濟的血液,被譽為百業之王。但是,實體經濟的興盛,產業結構的協調,方才是一個國家久遠強盛之道。當初的西班牙與英國兩大世界首富的先後衰落,即在於金融業業,奢侈品產業在本土的過於繁榮,而導致無人願意投資實業,最後,當海外殖民體系瓦解之後,本土經濟即被摧毀。而美國之所以長盛不衰,不僅在於擁有世界最發達的金融業,文化產業,高端產業,第三產業等,亦在於,美國竟然是世界第一農業大國。農業對多數國家來說都是拖累,但是美國卻有此遠見,縱使國家虧錢,也不讓農業經營者虧錢。而在很多後發國家正相反,為了暫時的趕超,拚命犧牲農業,造成了農業和農村的衰敗,尤其中國和印度更是如此。如此強盛的實體經濟,協調的產業結構,使美國擁有巨大的抗風險能力,雖多次危機而不倒。本次金融危機之後,美國迅速調整國家戰略,實現了製造業的回流,使金融產業與實體經濟相匹配,出現了經濟復甦。
當下,中國的實體經濟調撥,大批實業家轉行做地產,或索性移民,廣東、浙江等地民營企業,大批倒閉。這才是最大的經濟危機。鄂爾多斯的巨量財富,沒有流向實體經濟,而是投向了地產。很早的時候,我就有一個設想,神木,鄂爾多斯的財富,盡可去控股江浙粵閩眾多的實體產業,甚至走出國外,控股國際企業,但是,做投機上癮的資本,做權錢勾結行業成癮的資本,是看不起實業的,而實業的凋敝,正是國家產業導向政策的失敗。未來改革,重點即在於此。此外,所謂的產能過剩,亦是假象,中國尚為窮國,廣大民眾的享受和消費,不是多了,而是少了,振興中間消費,造就中間階層,縮小貧富分化,內需方可啟動,中國不能調整產業結構,則恐金融改革,成果盡歸地產,如不能啟動社會改革,則金融必為斂財利器,財富流向,貧富更為分化。由此,上海的自由貿易區,需配備中央層面的全面改革,方可奏效。
其三,上海在國內並沒有獨佔優勢
而隨著中國大陸的改革開放,香港亦迎來其二次騰飛時期,改革開放之後,香港成為中國承接全球產業轉移,融入全球經濟的前沿,由此,香港通過幫助大陸騰飛,獲得了對於自身的巨大紅利。至1997年香港回歸前夕,香港股指漲到了16000點,足足上漲了41倍。我們今天說「香港衰落」,不是香港在後退,而是我們進步太快。改革開放三十年,中國經濟逐步崛起,政治和社會領域實現了半開放,與世界的差距縮小,香港自然去了去中間人的地位。地位逐步下降成為必然。香港曾擁有約60年的無可替代的地位與作用。而很不幸,上海的自由貿易區的在國內的領先優勢將很短。最多不會超過十年。其相對優勢將很快被拉平,乃至最終泯然眾人。
中央政府特別強調上海自由貿易區是「試驗田」,要形成可複製,可推廣的經驗。言下之意,一旦證明人民幣真的安全,一旦匯率改革在國內形成聲勢,上海的自由貿易區模式將在全國推廣,此前,與上海競爭自由貿易區的有重慶,天津,舟山,深圳等城市,一旦時機成熟,不僅這些城市,國內眾多大城市都將有建立自由貿易區的訴求,上海難以獨美,中國以十年為一個政治經濟週期,上海的領先優勢,估計難超過十年。
其四,上海的本土經濟缺乏活力。
這是上海最大的內傷。2012年,上海的民營經濟佔GDP的比重為50.5%,不足全國平均水平。而在2011年之前,數十年間民營經濟佔比都不足50%。在上海佔主導地位的,是國企和外資企業。民營經濟乏善可陳,尤其是缺少本土性巨頭。
中國的城市發展是行政主導,上海市委書記按照常規是中央政治局委員,在中國政治版圖中舉足輕重。其利弊亦非常明顯。其利最主要表現在招商引資,重大項目投資,央企落戶等領域,上海等直轄市具有先天優勢。政治局委員的面子,一般部門還是要給。世博會搞完,自由貿易區也到手了,一般城市做不到。但是,同時,其弊端就是容易形成路徑依賴,深圳、寧波等計畫單列市可以誕生華為,騰訊,雅戈爾,方太等知名民營企業,甚至無錫,佛山等工業城市亦充滿活力,上海的經濟卻缺乏這種內生發展能力。
此外,上海市過高的政治地位,減緩了改革步伐。中央政治局委員,只差一步就登天。誰在這個位子上都怕出亂子,稍大膽點就進了牢房,維護穩定比銳意改革更為重要。最明顯的是,除北京是中國首都外,上海,天津,重慶的文化產業都不發達,而文化產業與當地的寬容開放程度直接相關。地位最高的城市往往不是改革的動力,反是深圳等政治地位適中的城市,往往成為改革急先鋒,未來,上海自由貿易區,將受制於本土經濟活力的萎縮,本土社會活力的缺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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