茅於軾：我在六十年代挨餓的經歷
所有的人都有肚子餓的經驗，但是這完全不同於長時間的飢餓，那是一種極端痛苦的經驗。現在的人不大可能再經受這種痛苦了。
「三年自然災害」的第二年--1960年，我因為是「右派」而被下放到山東籐縣。當然那時候下放的不光是「右派」，也有一般同志。不過對「右派」管得特別嚴，受的罪也最多。我們鐵道研究院一起下放的大約有六七十人。我被放到了莊裡東村，住在該村黨支部書記李某的家裡。他家有他的愛人和兩個孩子，大的有三四歲，小的剛週歲。「三年自然災害」時候只有幹部家裡有新生的小孩，一般人根本沒有生育能力。我自己在農村待了整整10個月，根本沒有任何性慾。我們剛到的時候，就知道隔壁的一家四口人中已經餓死了兩個，留下一個戶主和他的大女兒，他的愛人和小女兒都在上一年（1959年）死了。媽媽活著時能夠保護孩子，媽媽一死，孩子就難逃一死了。當地最慘的是一家12口人，只剩一個人。當時他十幾歲冬天凍得沒衣服穿，他看上了我一條要淘汰的衛生褲，屁股上已經磨出了洞。我臨走的時候把褲子給了他，他感激不盡。後來知道，看上我這條褲子的人很多。有人埋怨我，說不該把這條褲子給他，因為還有人比他更需要。
我們剛剛到籐縣時，縣裡的領導設宴招待我們。從北京來的人還沒有挨過餓，而當地百姓已經餓了一整年。我們和當地幹部沒有共同語言，當地的幹部們口口聲聲說百姓有的吃，糧食不是問題。我們聽不懂是什麼意思。那天的宴會說不上有什麼好菜，但是糧食是敞開吃的。我們並不感覺敞開吃有什麼奇怪。到了後來，挨了餓才知道敞開吃有多難得。那時候最難看到的是一個人嘴巴在動，這意味著他在吃東西，這怎麼可能呢。我們盼望的就是能夠到縣裡去開會，有一頓飽飯吃。這種機會很少，只記得開過兩次，每次差不多一個星期。在這一個星期中我每天早中晚三頓飯每頓都吃一斤饅頭（五個）。一個禮拜吃下來，並沒有解餓。解餓要有油吃。沒有油，光吃糧食，肚皮照樣餓。
人人都有自己的理想，有自己的人生追求，但是又都有一個臭皮囊。在正常情況下，人的理想和人生追求在起作用。人是受意識支配的，但是到了挨餓的時候臭皮囊起了決定性作用。人的意識完全讓位於臭皮囊，人失掉了任何理想，只有一個願望，就是「吃」。這是一段極特殊的人生經歷，一個沒有意識的經歷，人退到了野獸的狀態。
我在籐縣餓得沒辦法，全身浮腫，連鞋都穿不上，彎腰都困難。肚子餓了就靠喝水填充飢餓感。因此小便特別多，一個晚上要起來七八次。我之所以挺過來有一個原因，就是夏天和秋天時吃了許多螞蚱。在田野裡有許多螞蚱，抓住一個就放入一個信封口袋裡。等有了七八個，就把信封放到火裡燒。信封燒掉了，螞蚱也燒熟了，放進嘴裡嚼嚼嚥下肚去。螞蚱的消化系統裡有一股綠色的水，是它吃草後消化過程中的產物，非常苦，很難嚥。但是餓使人不顧一切。
人都說災年撐死的比餓死的多，這是有道理的。人餓急了，會不顧一切地進食，就有可能撐死。有一位華僑青年，肚子餓得不行。他媽媽從香港寄來一大包食物，他不顧一切地吃，最後活活地撐死了，情況慘不忍睹。他媽媽來領屍時痛不欲生。我從籐縣回北京，當天晚上我太太給我開了一個豬肉罐頭，我還算有節制地吃了一大碗帶豬油的大米飯，到了晚上全吐了。我一生有幾次面臨死亡，一次是進入深水游泳，那時我11歲，不懂會有淹死的可能。一次是在齊齊哈爾當副司機，冬天，我拎著一桶油追趕前進中的火車頭，差一點被車頭撞死。再就是在籐縣挨餓。如果再在那兒留兩個月，我必死無疑。再有一次是「文化大革命」時被紅衛兵用皮帶抽，幸虧當時是早上七八點鐘，馬路上的人不多，沒有圍觀的人，否則幾個紅衛兵湊起來打人要不了多久就會被打死。
由於有了挨餓的慘痛經歷，後來我每次吃宴席，剩下許多菜時，都有一種沈重感。我吃東西從來不挑食，不管是什麼，都是好吃的，因為有挨餓的經驗。挨餓真正是「切膚之痛」，而且一直痛到內心的深處，痛到永久。
沒有挨過餓的人無法理解挨餓時的心理。「三年自然災害」時最高興的是能夠吃一頓不要糧票的飯。有沒有這種機會？倒是有的。比如出差坐火車，按規定在吃飯的時候可以供應4兩糧食的食品。一般是兩個火燒或麵包。再有就是有特權的人，參加人民代表大會，有機會吃不要糧票的飯。那時候到朋友家做客，都要自帶糧票，或者自帶乾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