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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知遠:法拉盛的烏坎人(圖)

 2014-04-26 06:18 桌面版 简体 打賞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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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拉盛的烏坎人:莊烈宏,他是烏坎事件中最早的反抗者之一,也是《烏坎之歌》的演唱者與製作者。(網路圖片/看中國配圖)

【看中國2014年04月26日訊】一

「我只擔心銳潮」,他干下一杯啤酒,哀嘆起來。在烏坎時,我和很多青年人喝過酒,在短暫的時間裏,這個村莊像是一個主題公園,一個抗爭與民主的實驗地。第一個與我喝酒的青年就是他擔心的洪銳潮,高大、英俊、熱忱,面貌與昔日的農民革命者彭湃頗有幾分相似。

但我從沒有和他認真交談過。他叫莊烈宏,是烏坎事件中最早的反抗者之一,那首《烏坎之歌》就是他演唱與製作的。這首歌改編自Michael Jackson的原作,傳達出善良農民被貪官欺凌的悲憤情緒,幾乎即刻征服了村民的心。他也是四個被逮捕的青年之一,成為短暫的英雄人物,在隨後的選舉中,他當選新的村委委員。

在烏坎事件的主要抗爭者中,我和他最陌生。他對你滿是笑容,卻似乎總有一種隱隱的焦慮與迴避,他不像其他人一樣對外來者輕易敞開心扉。

童話注定容易破碎,烏坎的故事也逐漸變形。在錯綜複雜的利益網路裡,土地追討困難重重,被熱烈讚揚的民主實驗似乎也運轉不佳,被寄託了無限希望的新村委會開始失去村民的信任,內部也出現分裂。莊烈宏成了第一個辭職的村委委員,他開起了茶葉鋪。

對於這個村莊的內部紛爭,我們這些外來者似乎永遠也搞不清。曾併肩戰鬥的戰友緣何開始相互指責,備受尊敬的領導人如何被視作新的獨裁者,高漲的群眾熱情又為何變得如此冷漠?烏坎上演了一場迷你的革命劇,這些「後革命症狀」不難理解,它們在不同地域、時代,以不同規模上演著,但具體細節卻似乎很難說清。更重要的是,當初的歡呼者們似乎忘記了一個根本事實——在一個龐大的集權體制下,怎麼可能實現局部的民主?

去年9月初,我前往烏坎。這個兩年前還被視作中國民主希望的村莊,陷入了普遍的幻滅。在夜晚的大排檔,洪銳潮用《水滸傳》裡的故事來自比——好漢們要不被招安,要不陷入孤立。莊烈宏似乎更為神色不安,連習慣的熱情也消失了。

誰也未想到,我們會在法拉盛相逢。他已在美國滯留了兩個月,正在尋求政治庇護,他為烏坎村原本就戲劇性的命運增添了新維度。這個村莊的新一屆選舉剛剛結束,早已表示心灰意冷的林祖鑾再度當選村委會主任,洪銳潮則以「貪污罪」被警方拘押。

法拉盛的夜晚,像極了一個中國縣城。人群擁擠、霓虹閃爍、火鍋店與卡拉OK相鄰,滿耳的中文……

裹挾在這人潮中,你不禁感嘆,既然仍是過這縣城生活,何必來此?

十年來,皇后區的法拉盛取代了曼哈頓的中國城,成了新的紐約華人中心。如果說舊日的唐人街是廣東與福建勞工生活的延伸,紐約的法拉盛與洛杉磯的羅蘭崗就是新移民的產物——它豐裕,卻雜亂、粗鄙、瀰漫著高度的物質性,它再沒有堂口、會所竭力想維持的某種中國傳統。當然,不管新舊唐人街,它們仍包容反叛者。我在一家美容院旁看到中國民主黨的招牌,聲稱自己是北京政權的最大的反對黨,它的領導人滿臉嚴肅地把法拉盛稱作「中國海外民主之都」。

莊烈宏也成了新的反叛者。他接受自由亞洲電臺的採訪,公開尋求政治庇護。林祖鑾公開稱他是「烏坎敗類」。

「如果我不走,肯定也被抓了,」他說,深深後悔「沒把銳潮也拉上」。

我們坐在緬街上的一家東北餐廳裡,比起從前,他的神情明顯放鬆了,更有一種漫溢的熱情與興奮。兩個多月來,我是第一個和他見面的故人,在這等待階段,他似乎也終有機會暢談自己,甚至承認那個神秘一時的「愛國者一號」就是他自己——正是「愛國者一號」發出了村中抗議的第一張傳單。

「秋後算帳一定會來的」,他回憶起逃離的決定。他覺得自己瞭解政府,政府的暫時讓步僅僅是因為村民的團結與外界壓力。倘若村委會內部分裂,他們的噩運必會到來。在他的眼中,村委會逐漸屈服於政府壓力,忘記了最初的目標,曾備受尊敬的林祖鑾成了某種獨斷者,他與銳潮的想法相近,卻越來越孤立。這也是他辭職的主要原因。而當去年四月他帶頭再次封路以後,他覺得自己的危險性陡然增加了。

這是個籌劃已久的出逃計畫,開茶葉店、買船出海打魚,都是掩護——他要安心過日子,不問村中事。

他清楚危險的臨界點,他必須在新選舉前離開——政府會考慮公共輿論,不會在此前清算他。他研究季風與洋流,從烏坎開船到關島,需要十天,最好在四月進行,此刻太平洋風平浪靜。他一直勸說銳潮隨他離開,但後者尚沒有這種危險意識。

他比自己想像的幸運。他嘗試著申請護照,攜妻子隨團赴美旅行,沒有受到阻攔。當他們在洛杉磯脫團時,除去一位曾去過烏坎採訪的美國記者,他在美國舉目無親,幾乎不懂一句英語。

他原想保持沉默,但銳潮被捕的消息讓他難安。他說,為了銳潮,他什麼都願意去做,到紐約的中國領事館舉牌抗議,在聯合國總部前召開記者會。他只是擔心,這是否會讓銳潮的狀況更為窘迫。

但這些真的有用嗎?在最初的新聞興奮之後,誰又會再在意烏坎人的命運?法拉盛也生活著民主牆與天安門事件中的英雄,他們曾吸引了全世界的關注,但如今誰又真的在乎他們?

兩個月來,他無時不在想念烏坎,思考哪些步驟錯了。他相信,新村委會設定了太多的目標,原本的訴求反而模糊了。對於外界的民主期盼,他更是覺得毫不重要——只有土地是真實的,只有土地能凝聚村民,也是他們奮起抗爭的原因。

我不知該怎樣評估他的分析。距離讓他的思路更清晰了,還是讓他更陷入了一廂情願的理解?

他有一種本能的現實意識,知道如何判斷周圍環境,保護自我、學習新技能。烏坎那一套令人訝異的抗爭語言都與他有關。

他期待能回到烏坎,重新建設這個村莊,我記得他當年那些雄心勃勃的設想。但他也知道,在相當長的時間裏,他是回不去了,「或許要十年了」。

他必須要創造新身份。我們見面時,他已經對法拉盛的一切相當熟悉,知道這家東北菜是在香港超市的對面,這條緬街正是Main Street的中譯。比起法拉盛,他更想去洛杉磯生活,那邊華人多,更重要的是靠海,氣候也與烏坎更像,如果能做個洗船工,泡在海邊,就更好了。

夜深了,我們在街頭分手。看著他離去的背影,我對他的未來充滿期待,他有能力主宰自己的命運。

(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立場和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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