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9年5月22日，中國南方某地學生的抗議活動。
【看中國2014年06月07日訊】（看中國記者李木子編譯報導）本文譯自《大西洋月刊》6月4日文章「六四學生領袖談天安門：‘集體回憶是會不能被扼殺’」（A Student Leader on Tiananmen: 'Collective Memories Can't Be Killed'），以下是譯文：
1989年6月4日，20歲的中國最高學府生物系學生瀋彤花了將近六個星期的時間組織了北京的抗議活動，見證了天安門大屠殺。他母親的公寓位於天安門廣場西側的幾英里的距離，當時他看到一名男子因失血過多而死在他家門口，一名站在他旁邊的年輕女子因面部中槍當場死亡，成排的坦克碾過了一群想要逃離天安門廣場的絕食者們。
血腥鎮壓之前，他曾與他的同伴們陶醉於改革可能性。在接受採訪時他說：「89年之於中國，現在回過頭去看，並不是一場悲劇，而是一場狂歡與慶祝。這是民眾第一次在廣泛抗議中非常堅定地堅守非暴力原則，是一場改革運動。」
如今，瀋彤是一名住在紐約市的商人，他一種充滿愧疚與希望的複雜心情回憶起那場抗議活動，認為中國的當代年輕人與他們那一代人有著相似性。
Lily Kuo：你是怎樣看待每年的六四的？
沉彤：通常它是一個引起媒體關注的時刻。今年的六四又多了幾分緊張，我認為這既令人鼓舞又讓人悲傷。我們還能做多少？從大屠殺開始中國已經選擇了這樣一個不幸的路徑。但是，令人鼓舞的是至少有一些西方媒體關注這件事情，並且在香港和臺灣都有人選擇不願忘記六四的真相。
瀋彤
LK ：今年的6月4日你會做什麼？
ST：在今年的週年紀念日，我會選擇一個人在大熊山上點一支蠟燭。有一種東西將與我同在，雖然不理性，但是我覺得在道義上為那些在大屠殺中受傷死去和後來承受痛苦的同胞們負責。
LK ：在這場抗議的消息如此被封鎖和鎮壓的情況下，非暴力的原則和傳統怎樣才會被記住？
ST ：現在是1989年後的第25年，對於未來很多年來說 1989年春天的意義會進一步展露的。我們距離它還是近了點，不容易感受到它持久的影響力....六四將繼續改變中國。無可否認的是六四是悲慘的經歷，歷史沒有善待中國。
LK ：你是否擔心人們會忘記？
ST ：多年來，我曾擔心這個問題，於是我花了很多時間到各地的校園演講，寫中文的英文的文章，所有這一切都是為了讓這份記憶活著，因為我很擔心這種強大的系統性謊言會把這段歷史遺產給淹沒。但五年前我開始不再擔心了。雖然我們不能討論它，每個人對於這件事情都有不同的意見，但是這些集體回憶不會被抹去。我已經一次又一次的看到，不管是國內還是國外，那是看似冷漠的普通人轉變為狂熱尋求改變的人是非常快的。
LK：為什麼天安門這段歷史遺產對於今天如此重要？
ST：1989年六四大屠殺象徵著整個現代史上的持續鬥爭，一個古老的文明、文化和政體的自我轉型能夠僅僅依靠軍事、技術和經濟發展嗎，或者是可以採取平衡發展的方式，包括公民自由、民主體制這些更加人性化的做法呢？89建立了牢固和可見的非暴力原則。這樣一個大規模的抗議不僅可以發生，而且是從內發生，不是外來的。它類似於我們之後的運動：東歐的橙色革命，中東的茉莉花等。
LK ：今天的年輕人與你們那一代相比較如何？
ST ：其實，他們是非常相似的。這五個流行的東西，託福考試、浪漫、麻將和擁有自我生活的時間、人在大學就開始做生意。政治問題在那時不普遍，並不是我這一代人頭腦中思考的問題。這是胡耀邦的去世引發了人們的緊張和悲傷。 [自由派改革者胡耀邦於4月15日去世，被認為是促使1989年學生領導的抗議活動的開始。]
今天的一代人認為我們那代人是非常不同的，我們比較傳統，比較關心國家的理想。但是我們並沒有這樣說，我們其實非常自負。人們在談論今天的年輕人的態度是如何的無所謂。從這個意義上講，20世紀80年代的年輕人們也是同樣的態度。
LK ：你覺得在你的人生中還會看到像1989年那樣的抗議運動嗎？
ST ：歷史會重演，但歷史從來不會以同樣的方式重演。當今中國社會的衝突和焦慮比20世紀80年代後期要大得多。我不關心是否會有重大的政治變革，這只是一個時間問題。我更關注的是怎樣發生和會不會以和平的方式發生。不是以「你死，我活」的方式。
LK ：你怎麼看待中國的未來？
ST ：我有點擔心中國社會的憤怒、貧富懸殊和對社會的絕望。中國有八大家庭控制著國家25%的經濟。
LK ：你談到了中共政權的「北京共識」—共產黨的政治和經濟系統被一些人視為經濟增長的另一種模式的假象。你能解釋一下嗎？
ST ：我們假設有這樣事情叫北京共識，那就是皇帝的新衣。目前中國政權對於六四事件的版本是學生觸犯了法律。另一種觀點是生命的喪失和暴力的發生是不幸的，但是如果沒有這些我們就不會有中國的經濟奇蹟。
但是當你想想中國的奇蹟，有一個是非常容易遺忘的有趣時期：1989年的夏天到1992年經濟發展停滯期。中共不僅徹底成功地使得公民自由窒息，而且使得經濟發展也停止。所以鄧小平不得不用他的個人魅力，在他南巡後不久發動民族主義，以政府為中心的愛國主義，以及宏觀經濟改革。而政府與精英人群在中國制定了這樣的條約：「我們知道我們沒有政治上的合法性，但使我們能夠實現經濟的合法性。讓我們都迅速的富裕起來吧！」
LK ：那麼你是否認為，如果沒有對六四的鎮壓和政治合法性的喪失，中國就不會一直雄心勃勃地進行經濟改革和發展？
ST ：相反地，在1989年的所有選項中，中國如果沒有選擇對六四進行鎮壓這種最差的選擇，中國本會有很多[也將擁有更多]均衡發展。公民自由與個人尊嚴之間真的沒有什麼需要折衷的。事實上，那些通常是同時進行的。是北京共識讓人覺得，公民自由與個人尊嚴之間不能兼得。
LK ：你最想念中國的什麼？
ST ：七八年前我開始不再想要回去了。中國是一個有黑名單的警察國家，而我就在那個黑名單上。我以前真的很想念北京。但現在，如果我能回中國，我可能也不想回去了。我只是不能忍受為什麼中國的歷史這樣的不幸，為什麼中國不能得到更好的，成為人類的榜樣？我最想念的是能夠有機會在中國與中國人討論這個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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