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尚一專欄】東方之珠的明天：論香港危局（下）
【看中國2015年03月19日訊】（接前文）
香港的城市經營基礎困境加劇。一個人的身體健康程度，往往在得病時才明顯表現出來。同樣道理，衡量一個社會的健康程度，不是繁榮時期，而是經濟崩潰。過去幾年，香港在中美經濟刺激的支持下，經濟似乎極為火熱。但是真正重要的是，香港在未來應對經濟崩潰的能力以及崩潰後的恢復能力。根據香港的基本運營模式基礎，香港應對經濟崩潰的能力極其脆弱，而且難以恢復。這也意味著，香港在經濟崩潰後，將面臨極為困難的處境，香港民眾也將經歷漫長的艱難困苦。
大致上，一個社會的基本運營模式包括自然資源稟賦、主導經濟模式、基礎設施系統、對外交往狀況以及最重要的社會（民眾）組織模式。對這些組件逐一分析，就可以看出香港面對的核心問題。
自然資源上，香港人多地狹，自然資源匱乏，缺乏縱深腹地。根據2014年中的人口統計，香港人口達到720多萬人，全世界排名100位。如此多的人口居住在陸地面積1105平方公里（世界排名183位）的範圍內，以至香港的人口密度達到世界第4。從地形上，香港絕大部分面積為丘陵，覆蓋著被永久保護的山林、灌木叢等植被。絕大多數香港人居住在面積很小的沿海平地上，人均生活空間狹小擁擠。除了漁業之外，香港無法實現生活自給，糧食、蔬菜和肉蛋奶食品以及大部分基本生活品均需要進口。香港與中國大陸相連，離其它國家和地區距離較遠。這樣的地理位置意味著，從大陸進口生鮮食品和多種生活必需品相對便宜。但這樣的問題是，一旦大陸出現崩潰，香港不僅面臨經濟崩潰，還有生活用品供應的問題。如果香港能獲得足夠的外匯，生活成本也會明顯提高；如果資金流失又得不到足夠的外匯補充，生活物資將短缺又昂貴，香港大多數民眾的生活狀況將經歷嚴峻考驗。
港口經濟屬於被動型經濟，這個經濟模式加劇香港的困境。2013年，香港的GDP超過3000億美元，位列世界第35。香港以世界第183位的土地面積，支持第100位的人口，達到GDP第35位的地位，非常了不起。能夠實現如此輝煌的業績，關鍵的基礎是香港作為港口城市的地位。尤其在大陸實施血汗工廠政策後，香港快速放棄製造業，向港口經濟集中。港口經濟的特點是自己不從事具體生產，而是集中在高收益的物資、資金和人員的中轉和分配環節。香港經濟規模巨大，主要依靠中轉和分配的高收益環節。而港口城市的關鍵問題是隨時受到外部經濟的影響。經濟景氣時，越興旺繁榮的港口城市，到經濟大蕭條時，受到的衝擊也越大越難以恢復。
2008年後，在美國和中國的共同經濟刺激下，香港作為主要中轉地，呈現出空前繁榮的表象。在這樣的經濟狀況下，絕大多數香港民眾的生活日益艱難。由於香港強化港口經濟，製造業大多數消失，失去產品的設計生產、主動開拓國際市場以及國際市場獲利的能力。由於港口經濟屬於被動型經濟，只能等待貨物運輸，從中獲取收入，而無法主動拿著產品開拓國際市場。隨著大陸崩潰，大陸生產消失，香港缺乏自身生產能力，香港的作為港口城市的作用很大程度消失。當香港失去大部分港口經濟收入，自然形成經濟崩潰的硬著陸。港口經濟發展越繁榮，經濟崩潰時，造成的打擊也越沈重。
成本極為高昂的基礎設施讓香港經濟更難恢復。根據生於0715的城市成本論，城市屬於高建設成本、高維護成本、高維修成本的三高成本經濟體。三高成本屬於固定成本，難以縮減，只能通過增加收入來保障城市運營。其中，建設成本最高，需要城市良好運營幾十年以上，才能逐步消化。所以，在大城市快速發展和繁榮的背後，普遍都有規模巨大的債務。而香港由於獨特的地形，建設成本更加高昂。
比如香港新機場建設，從兩方面集中反映香港建設成本的高昂：一是空間極為有限，只能廢棄舊機場、重建新機場。擴建成本和新建成本，不可同日而語。新建成本只能通過大規模的債務形勢，留到未來攤銷，直接增加整個社會的運營成本。二是填海建新機場，以及相應的配套附屬設施，導致建設成本過於高企。香港新機場在預算的時候，已經是令人吃驚的數字。而在建設中間，一再超支，並且追加資金，到最後實際比預算大大超支，這些成本都以消耗儲備和增加債務的形式，攤銷到每一位香港人的頭上。同理，香港的高檔摩天大樓，不是通過拆除舊建築新建，就是通過填海建設，都意味著極高的建設成本，最終也都以不同方式轉移到香港民眾的生活成本中。
更重要的是，不論新機場還是摩天大樓，都需要極高的維修和維護成本。不論使用率多低，其成本都差不多。當國際資金撤退、港口經濟崩潰後，新機場客流和物流驟減、摩天大樓空置率超高。香港本身已經負債纍纍，在經濟崩潰的情況下，無力繼續維護和維修所有的基礎設施和建築。而如果不維修和維護，必然出現大量廢棄設施和建築，不久變得破敗不堪，讓整個城市更難以恢復。
香港富人的流民心態對香港形成更嚴重的影響。在一個組織良好的社會中，政府官員和富人因為擁有社會中主要的公私資金，對社會起到關鍵作用。在社會遭遇各種打擊或者災難的時候，政府官員和富人應當承擔起責任，利用自身的能力，組織社會不同的力量，進行自救。在這樣的組織下，即使整個社會遭遇重大經濟崩潰，也能減弱經濟崩潰的影響。但是在香港，不論政府官員和富人，都基於流民心態。
首先，政府官員由大陸中央政府指派，對中央政府效忠。不論個人能力、價值導向還是具體決策，都忽略香港的民眾利益和長遠發展。1997年香港回歸後，各屆香港特首都有這樣的特點，而現任特首梁振英更是表現的格外扎眼。隨著大陸崩潰，香港政府也隨之垮臺，不僅不能有效組織社會資源，還將加劇社會混亂。
其次，香港富人將香港看作賺錢基礎，依托香港的特殊地位賺錢。這些富人擁有香港的主要資產以及相應的龐大組織。這些組織本身就是力量，能夠增強整個社會的抗風險能力。但是，絕大多數富人並不真正以香港為家，而是將大量投資分散在世界各地。一旦香港經濟危機，富人不是利用自己的財力、影響力和組織能力，帶領社會度過難關；而是隨時離開，到海外享受自己的投資收益。李嘉誠作為香港首富，看到大陸經濟的趨勢後，不僅從大陸持續撤資，而且持續拋售香港資產，並且通過資產重組的方式，減少個人在香港的權益。
當政府官員和富人都置香港利益而不顧時，直接影響大量中產階級的心理，引發越來越多的香港中產階級移民或者準備移民。由於中產階級是香港經濟的中堅，當中產階級對香港失去信心和希望，整個香港將淪為一盤散沙。
香港文化日益消極被動，更意味著未來雪上加霜。20世紀，香港在發展製造業的過程中，華人群體知識水平持續提高，融合中西方文化，形成積極學習、開拓進取、團隊協作的社會文化。因為在生產過程中，不論設計、製造和市場開拓，都需要這樣的文化做支持。香港電影作為香港社會文化的代表，也精彩紛呈。在香港製造業向大陸轉移後，這樣的社會文化快速褪色。
由於港口經濟的空間侷限性和工作固定性，人們越來越被桎梏在狹小和固定的生活軌跡與思維軌跡上。移民持續進入香港，導致生活空間日漸狹小，再加上香港房價暴漲，更讓大多數人為了買房而掙扎，卑微地生活。2003年港府開放自由行和之後的金融業繁榮後，香港人的核心生活空間更被金融精英和大陸富人佔領，進一步腐蝕香港文化。而且，隨著中央政府對香港的干涉程度日深，香港人的思想和言論空間日益被擠壓。一系列的社會環境變化，導致人們的思維在不知不覺改變，整個社會文化日益被動消極。生長在這樣環境中的年輕人，因為沒有人生經驗的對比，難以切身體會到文化的差異。不過，如果將97之前和2015年的社會文化相對比，僅僅18年的世界，就可以看出巨大的變化。
香港政府官員和富人的流民心態，與被動消極的社會文化疊加，意味著香港抗風險能力極弱。當經濟崩潰的衝擊到來，香港社會將難以有效組織，形成整體的社會崩潰，加劇危機的深度和廣度，香港的恢復也更加艱難。
簡言之，香港在過去20多年的時間中，由於深受大陸影響而變得極為脆弱。大陸經濟增長如同毒品，最初利誘香港的參與，進而讓香港依賴，已經注定香港未來的經濟崩潰。今天，全面依賴大陸經濟的香港，經濟結構極度扭曲，如同重度的吸毒者。在能吸食大陸經濟毒品時，香港主要在樓市和股市等方面受益，同時將主要害處留給大部分社會民眾；當毒品供應不上，香港由於涉毒太深，必然經歷極為痛苦的全面崩潰期。（全文完）
（中國經濟文化研究所供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