臘肉節，我的父親見到了毛主席(圖)
今年1月初，河南農村巨資修建的一座毛澤東塑像曝光後被火速拆除。（網路圖片）
【看中國2016年01月29日訊】2015年秋天我父親跟團去北京旅遊，去之前，他給我打電話說：9月7日一大早出發，先到天津，然後再到北京。
我說：天津是中國最左的地方，你要小心。
他答：我不怕左，我自己就站在那邊。
父親的語速很快、語調很堅決，彷彿是脫口而出。
我又說：天津才爆炸不久，空氣裡可能有毒，有氰化鉀；電影裡國民黨的特務都是用那個自殺的，只要一點點就死了——這，你應該很清楚。
他又答：哦，這一點……也是噢……我怎麼沒有想到。嗯……下了飛機，我買個口罩戴著。
聽到父親這樣愛惜自己的生命，我很高興。
我說：對。爸，你要多活幾年，把以前對共產黨的貢獻都吃回來。你不是一直都抱怨說，自己從來就沒有佔過集體的便宜麼？
他說：話不能這樣說，但理是這個理。
在將要放下電話的一瞬，我想起了一個問題：
「你們幾號到北京？」
「9月9日。」
哦，我想起來了，9月9日是那位老人家的死期。因為今天早晨起來，看到微信朋友圈有人說：9月9日，是臘肉節。於是，我聯想起了那個至今還睡在那個巨大的廣場中央的毛姓老人家。
……
2
父親是一個「毛粉」。
據他回憶，1949年以前他是一個放牛娃。49年之後，土地分給了農民，沒有人擁有大片的土地了，於是也沒有人需要很多的牛。一家一頭牛就足夠耕地了，自己放都嫌少，更不會請人來幫著放，放牛娃的職業就因此隨著地主的被消滅而消失了。
於是，父親一直認為是毛主席改變了他放牛娃的命運。
沒有牛放，該幹些什麼呢？毛主席給他指明了一條出路：我們一定要解放全人類，而解放全人類的第一步就是：我們一定要解放臺灣。如何解放？深挖洞……自己先要躲藏好。於是父親響應號召到福建前線當兵。打坑道，防止國民黨反動派反攻大陸，將土地還給地主、將牛還給地主，使他再一次回到放牛娃的命運。
毛主席是這樣嚇唬父親的：重受二遍苦、再受二茬罪。
從毛主席的教導中，父親得知放牛娃的命運是人世間最不好的命運（用現在的話來說，就是最下賤的工作，比藍領還次，應該算是「黑領」吧！）
於是父親打坑道很積極、很賣力。他是怕國民黨打回大陸。那個年代，在福建前線當兵的人跟我父親的想法都一樣。於是，一條條坑道在福建沿海的大地下面延伸著。
那個年代，為了表現自己積極，解放軍們在打坑道時都不戴口罩。父親說：「那個時候下坑道戴口罩都會被認為不捨身、不忘我，是‘自我、小我’的一種表現。」每一個人都希望自己病了——只有病了，才能「帶病堅持勞動」；只有「帶病堅持勞動」才能讓自己感動、讓別人感動，才能讓黨組織發現自己是忠於毛主席的。
對於毛，父親有一個很簡樸的認識，他認為1949年以後，他的一切都是毛給的。有一次我跟父親辯論，根據馬克思「勞動人民創造了剩餘價值，剩餘價值養活了資本家」的觀點，應該反過來——毛的一切是父親給的才對。在打天下時共產黨告訴老百姓，是人民養活了統治者；坐了天下以後，他們又告訴人民，是統治者給了老百姓飯碗，才使得每一個人都有飯吃。父親聽後大吃了一驚，說我忘恩負義。他說，連我的生命都是毛給的。父親的邏輯是這樣——如果沒有毛趕蔣介石到臺灣，他就不會到福建去當兵；如果不去福建當兵就不會與我母親結婚；如果不與我母親結婚就沒有我。我說：沒有現在的我，也會有一個其他的我出生。
我說：我們出生的意義在毛看來，只不過是他與「美帝國主義」對抗，打人海戰爭的籌碼。「拿出3億人犧牲」，我就是其中的一個炮灰、塵埃。
3
「解放後」我父親也有成為「紅1.5代」的機會。
我大父（我父親的哥哥），在1943年被一小股路過的共產黨游擊隊捉去「參加了革命」，在一次以貧窮為依據的選拔中當上了副連長。1949年大父跟隨南下的劉鄧大軍挺進大別山。在經過安慶潛山老家時，開小差跑回了老家，主動地丟掉了這麼一顆「甜蜜」的「勝利果實」。這就是所謂的「天都亮了，還懶了泡尿在床鋪上」。
隨著當官的利益越來越大——脫離了體力勞動；穿的衣服比普通人多了兩個口袋；分東西比一般人多而且質量還好；工資比老百姓多十幾倍；有警衛員跟著自己，除了動口之外什麼都可以不用動；尤其是他們都將糟糠之妻換成了年青漂亮的女大學生——每次父親談起他哥哥當了逃兵的事，都遺憾得不行，甚至有些責怪哥哥將到手的幸福拋掉了。難道這都是命中注定？被共產黨教育成了「徹底唯物主義者」的父親，只有在這時才悄悄地「唯心」了一下。
後來看到那些開國的元老們一個一個都死得那麼悲慘，他才稍稍心安了一些。當聽說林彪也掉到了沙漠裡，他才真正地平靜下來——「爬得高、摔得慘」，還是老老實實做一個小民安全。
再到後來，每當有當官的倒下，他都要感嘆自己幸好沒有當官。我對他說：「爸，在這個國家老百姓更危險。被迫害的老百姓多得很。」父親說：「我又不是傻子。我知道，只不過是在心裏找個平衡罷了。」於是，父親安安心心地做著勞動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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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父親從福建老家來我在成都的家裡小住。一天早晨，父親對我說：你文章寫得好，幫我給軍委寫一封信吧！
我嚇了一跳：父親想幹什麼？已經認命的他還想幹些什麼？居然要給軍委寫信！
我說：爸，你什麼時候膽子變大了？給中央軍委寫信，這在古代可是告御狀啊！
父親說：我去年去醫院體檢，查出患有矽肺病，按理應該獲得傷殘軍人的賠償。可是我給福建省軍區寫了幾封信，都沒有得到答覆。我想只有給北京寫信了。
我說：爸，你不是說你的第二次生命是共產黨給的麼？如果沒有共產黨就沒有你今天，你怎麼好意思找共產黨要補償？
平時我與父親的政見完全不同，只要談到共產黨我們必定要吵架，所以這次我想調侃他幾句。果然父親生氣了：「不給我寫就算了，我自己也可以寫。」
看到父親真的生氣了，我就馬上改口說：爸，我是跟你說著玩的。幫你寫、幫你寫。我希望每個人都找出讓共產黨賠錢的理由，讓他們賠垮了，我才高興。
「我這一點錢算什麼？別說九牛一毛，九百牛一毛、九萬牛一毛、九億牛一毛都不到……」
「如果真的會讓共產黨垮了，你還會要他們賠錢麼？」
「該我的，為什麼不要？」
聽到父親這樣說，我很高興，因為這至少可以證明：在自己（個人）和集體的選擇上，父親會選擇自己（個人）。
於是，我很快就將父親給中央軍委的信寫好了，拿給他寄了出去。
5
2015年9月5日，我接到了父親的電話：兒子呀，我打算到北京去旅遊。
我說：爸，你一向很節約，這一次怎麼想通了，要去旅遊？
他說：我的傷殘軍人補助辦下來了。一次性補了8000元錢。以後每個月還有幾百元錢的補貼。
「爸。有了錢，以後就不要像以前那樣節約了。」
「是。」
就在我們父子要沒有話講時，我猛然想到父親去北京的目的，於是便問：爸，你這次去北京是不是為了去看一眼在廣場上睡著的老毛？
「是。」
「正好趕在9月9日去看他？」
「是。」
我說：爸，到天安門廣場上時你一定要小心。不要東張西望，也不要到處亂走，跟緊旅行團。手不要放在衣服口袋裡。手要一直放在顯眼的地方，不要有突然間伸到口袋或背包裡的動作。
父親像是忍了我好久，有些不高興了：你不要把共產黨說得那樣緊張。不至於。我們小老百姓有什麼可怕的。我不會像你那麼傻！我知道自己是雞蛋，就不會硬往石頭上碰。
我說：爸，我跟你說的是真的。廣場上的警察比遊人都要多，有些裝成遊人、有些扮成小販，每隔三四米就有一個。你手伸進口袋裡，便衣如果判斷你是在拿標語什麼的，一下子就會將你撲倒在地上。你這樣的年紀可經不起摔呀。
6
據我的朋友畫家老武介紹：天安門廣場上的便衣警察收入極高，但要拿到這些錢並不容易。
有一條嚴苛的扣款制度。比如說一個想要展示標語的人，如果他將手伸向自己的口袋，在離口袋還有一尺時扣多少錢、在離口袋一寸時扣多少錢；在剛伸進口袋時扣多少錢、在伸進口袋一寸時扣多少錢、兩寸時扣多少錢、伸進口袋拿到東西時扣多少錢；在東西將拿出口袋時扣多少錢、剛離開口袋時扣多少錢、離開口袋一寸時扣多少錢……將東西展開十分之一時扣多少錢、展開十分之二時扣多少錢……完全展開時扣多少錢；展開後過一秒鐘扣多少錢、兩秒鐘扣多少錢、三秒鐘扣多少錢……被別有用心的敵對勢力拍了照片，一張扣多少錢、兩張扣多少錢、三張扣多少錢……
就像是高速攝影機拍攝的慢鏡頭播放，一幀一幀——便衣警察們行動得越早扣的錢就越少，行動得越晚扣的錢就越多，直到最後丟掉這個看似閑暇體面的金飯碗，甚至以失職罪追究刑事責任。
最關鍵的是，便衣警察如果扑錯了人，不會有任何追責制度。錯了就錯了唄！毛主席就說過：「不會犯錯誤的是豬。」為了證明他們不是豬，他們就要犯錯誤。
多麼科學有效的懲罰制度！驅使著人像狼一樣凶狠無情——寧肯錯扑一百，也不放過一個。
7
9月9日，中午飯都沒有吃，父親就來到天安門廣場看毛主席的屍體。廣場上排著兩排長隊，一排寄存包裹，一排看屍體。父親先是排在看屍體的隊伍上，眼看著就要進那個裝屍體的大屋子了，卻被攔了下來：「你，站住。不能進去。」
「什麼？」
「提包不能帶進去。去，將手上的包裹寄存起來。」那人說著指了一下父親手上的包，再又指了一下另一個排得長長的隊伍。
「為什麼？」
「為了主席的安全。」
父親一下子就明白了，這是擔心包包裡藏有什麼危險品：要刺殺一個死人？怎麼可能？況且我那麼崇拜毛主席。這簡直是對一個毛粉的污辱。
「不會的、不會的……我不會那樣的。我是主席的崇拜者，愛都愛不過來。不會搞破壞的。」父親覺得懷疑他會搞破壞，這簡直就是對他的污辱。但是看到守衛那強壯的身軀、堅毅的面孔、釘子一樣的精神，他還是服從了，只有站到另外一隊，排隊寄存提包……存了提包，再又過來排隊看毛主席。
炎炎的烈日，長長的等待，一步一步齒輪一樣的挪移，對父親來說也許是一種另類的幸福。
一個下午的時間幾乎就是被排隊佔去了。
可是，等到看見了毛主席時，卻被要求不能停止腳步：「請大家不要停留，一個接著一個走。不要停留。不要停留。不要停留……」
魚貫而入、魚貫而出。如果按一秒鐘走兩步計算，還不到十秒鐘，就出了那個壓抑、墩實、低沉、能夠抗十級地震的屋子。
8
9月15日，我打電話給父親，看他旅遊後安全回家了沒有。
「爸，你什麼時間回到家的？」
「前天才到的家。」
我問父親：北京好玩麼？他回答說：不好玩。一到北京就咳嗽，不停地咳嗽，還喘。可是奇怪，回到福建就不咳了。
「那是北京的霧霾造成的。空氣裡灰塵太多了。」
「哦，我還以為是我自己身體的原因……」父親停頓了一下，聲音低了下去：「這一輩子去這一次就夠了。以後再也不會去了。」
我想，還是說一說父親感興趣的事：「爸，看到毛主席了麼？」
「看到了。像活著一樣。」
「你有沒有哭呢？或者鞠一個躬？」
「沒有。不讓停下來，哪裡有時間鞠躬？」
「如果，有人堅持要鞠躬呢？」
「我想、我想……會被安保抓起來的。」父親像是怕我不理解，補充到：「他們是怕人搞破壞。」
「這樣去悼念，就像是‘打醬油’一樣，如何能表達你們對毛主席的感情？」
「唉！能夠排那麼長、那麼久的隊去看他，就已經證明很有感情了。沒有感情，能夠排那麼長的隊麼？」
可以聽出來父親雖然不滿意那時沒有足夠的時間展示自己對毛主席的熱愛，但是他已經是盡力了。
我問：爸，你真的不會再去看毛主席？
「不會。」他停了一下，也許是覺得這樣說有些對不住自己一直以來崇拜的人，將語氣變得溫和起來：「除非、除非……除非他們能不用那種眼光（敵對）看我，讓我有是自己人的感覺，不被當作敵人一樣提防。」
我說：那是不可能的。他們事實上與毛主席一樣，一輩子都在製造敵人，一輩子都在鬥爭。與天斗、與地斗、與人鬥。沒有敵人，也要創造敵人。有了敵人，才會有「同志」。
9
敵人在外部的作用是製造分裂，在內部的作用是粘合與凝聚，就像往一個乾旱沒有生機的沙漠上澆一盆水，於是那些濕身了的沙子就凝聚到了一起。
邏輯是這樣：沒有一個外在的敵人就不能團結內部的人；團結內部的人是為了打擊人；打擊人就會製造出敵人；製造出敵人才能造成混亂；造成混亂才會需要更多的人站出來制止混亂；制止混亂就需要創建一個有打擊人的經驗的組織。這個組織就是獨裁政府。
將別人打壓下去，才能顯示出自己站得更高。
10
放下電話，我想起來一個關鍵的問題。我馬上又將電話打了回去。
我問：爸，我忘了一個事實，你的矽肺病不是毛主席造成的嗎？
父親說：如果不是毛主席，我怎麼會得到這筆錢（8000元錢補助）？沒有這筆錢我怎麼能夠有這次旅遊？還是應該感謝毛主席呀。
我沒有再說話。父親是一個只懂得單方面感恩的人。不管別人如何對他，他都一門心思地感激著那個一點也不愛人類（何況他）的冷血者，一如一場事先就知道的永遠也不會有交叉的單相思。
即使我恨毛、即使父親愛毛，這也不能阻止我愛父親與父親愛我。有一次我問父親：「如果毛主席要殺我，現場就我們三個人，你會不會出手救我？」父親肯定地回答：「會。」
於是我相信不論共產黨怎樣愚民、怎樣給老百姓洗腦，但是有最後一點他們是無法從人們思想裡洗去的，那就是每一個人血液中流動的血緣之情。隨著共產黨迫害的人越多，反對它的人也就會越多。
為了自己極少數人的利益，必定要損害大多數人的利益，也就需要迫害更多的人，結果敵人就會越來越多……這是他們給自己挖的陷阱，也是獨裁者們迴避不了的惡性循環。
（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的立場和觀點）
(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立場和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