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鐵流
鐵流囚禁一年紀念
編者按：本網站收集了上千篇《往事微痕》的文章，內容都是當事人在反右、文革等歷次運動中親歷、親見的事件。現將《往事微痕》文章整理後陸續發表；應讀者要求部分文章會重新刊出，以饗讀者。
一個新創刋不足一年半的市級機關報，竟抓了12名右派，佔全報社50名採編人員百分之二十以上。說話是右派，不說話也是右派；擁護運動是右派，不擁護運動也是右派，反正你就是右派。在那個瘋狂的年代，要想不當右派閉嘴也不行，只能去當咬人的狗。
一、在劫難逃
1957年6月9日，省委宣傳部組織省市報刋一批年輕的編輯、記者去參覌四川大學學生在鳴放中貼出的大字報和生物系女生馮元春的鳴放大會。
馮元春時年24歲，四川青神縣人。她鳴放的題目是「毛澤東是偽……共產黨是最殘酷的剝削集團。」她說：「所謂無產階級專政，就是用暴力奪取政權後的革命階層，也就是既得利益的特權階層組成政府，借用軍隊、警察、監獄去專老百姓的政，專全中國人民的政！這個特權階層從不給人民任何的民主的權利，也不遵循法律去依法辦事，想怎麼幹就怎麼幹，想打倒誰就打倒誰，想關押誰就關押誰，這決不是馬列主義者。再有現在工人、農民比解放前還苦，工廠的利潤共產黨全搜刮去，地裡產的糧食農民不能自由支配……」她的發言引起一片嘩然，既有贊成的掌聲，也有反對的怒吼，會場亂成一團。我有點接受不了，認為太反動，向身旁的吳若萍說：「這不是明目張膽的反革命言論嗎？我看公安局肯定會抓她。」吳若萍是南下服務團的大學生，見的世面比我多，又在省人民出版社當編輯，信息渠道也比我廣闊，他想了想說：「鳴放是毛提出來的，他老人家說過，縱然說過了頭也不關事。‘知無不言，言無不盡，言者無罪，聞者足戒’。我看抓倒不會抓，批判鬥爭是逃不過的。」
馮元春繼續往下說，她提出幾個不可辯駁的事實，使全場聽眾安靜了下來。第一個是「高饒事件」她說：「根據已發表的材料觀察，高饒的罪名是反對黨中央、反對毛。我們請問，黨中央和毛有缺點難道就不能反對嗎？這不是出於個人崇拜是什麼？高饒沒有反人民，他也沒有和暴力集團聯繫，而毛卻以暴力逮捕他，這是違反憲法的。報上公布高饒另一罪名是生活腐化、侮辱婦女，但為什麼被侮辱的婦女卻沒有提出控訴呢？因此，毛是犯了錯誤，是斯大林思想在作祟。」
對於胡風事件，她認為，毛提出逮捕胡風的根據是：1、反黨，2、上書三十萬言，3、組織反革命集團。他說：「毛經常說：‘言者無罪，聞者足戒’。為什麼胡風先生公開向共產黨中央上書三十萬言就成了罪人了呢？這不是毛自己打自己的嘴巴嗎？」
我聽得提心吊膽，心裏為馮元春捏了一把汗，又暗自佩服她的勇敢，擔心會場上會突然跳出個公安把她抓走。據我知，自1955年毛澤東把胡風等人定成「反革命」後，廣大知識份子心中是不服氣的，但卻沒有人敢於公開提出來，只是背後私下嘀咕暗潮洶湧而已。而她卻敢挺身而出，面對數千聽眾講出自已觀點，不能不使人讚嘆！
她繼續說：「毛澤東的特權思想，和歷史上一切統治者的特權一模一樣。毛澤東是中國再次出現的劉邦。因此共產黨這個剝削集團是巧妙的，殘酷是空前的。它豢養了一大批不務正業，專門監視別人思想言論行動的政治工作人員，美其名曰改造別人思想，實際上是狗屁不通，只會扣帽子，或是說我是一個黨員，是馬列主義武裝起來的。他們就這樣靠吸取別人腦汁而生活，他們對待老教授是那樣橫蠻、無理，是最卑鄙的一種人。」
會場有贊成的鼓掌，有反對的吼叫，但掌聲很快席捲整個會場，掩去了那些反對的吼叫。顯然馮元春的鳴放征服了大多數人。在掌聲平靜後，她接著說：我們學校湯教授，為人忠誠，是個忠於客觀事實的自然科學家，就因為他愛提意見，在肅反中就認為是反革命分子，在大會上進行鬥爭，說他是美國派來的間諜。湯教授確是一個忠於事實的人，他曾經對我說，美國工人生活水平相當於我國的大學教授，一個月二、三百美元，每三個美國人就有一輛汽車，這些足以說明美國生產力高。而共產黨的宣傳機器卻歪曲事實，卻說美國有多少工人失業，經濟危機又多麼嚴重。而湯教授忠於事實，卻受到迫害。我們黨和毛沒有一點民族氣節，卻瞎說蘇聯如何如何好，其實只希望從那裡多拿到幾個盧布而已。」此時，有人跳上臺搶走了她手中的麥克風，使馮元春再難以講下去。後來，聽說反右結束前，馮元春以現行反革命罪被逮捕，判處有期徒刑20年。1972年被殺於四川南充監獄。其言行精神與林昭相似，是最早反對毛澤東惡政的女英雄。
二、序幕是這樣拉開的
1957年6月8日《人民日報》發表《這是為什麼》的社論，反右派鬥爭正式在全國登場。報社漸漸開始緊張起來。突破口是文教組的記者梁正興。他是四川日報社調來的，他的女朋友工作在雅安地委宣傳部，兩地相思，書信頻頻。他不同意中央把章伯鈞、章乃器、羅隆基、儲安平、丁玲、馮雪峰等人劃為右派，認為這是以言治罪，是專制獨裁行為。他的女朋友從「革命大局」出發，把這些信件寄給了報社黨組織，這樣他就成了右派。另一件事更使我震驚，成都建國中學黨總支書記兼校長潘清雍，土改時我們在一個工作組，被該校右派體育教師×××行凶砍傷，不久這個教師即以現行反革命罪被槍斃掉。我聽到這消息後打電話去慰問潘清雍，但電話裡傳來老朋友的聲音不太友善，他這樣提醒我：「小黃，要認請形勢，主動向組織交待自己的問題。」聽後，我有點莫名奇妙：「我有什麼問題？」23年後我「改正」歸來去看望他，才告訴我：「市委宣傳部在我去電話前的三天，就己經找他瞭解我的言行。」他只說我「驕傲狂妄，目中無人」，未想到會把我打成「大右派份子」，因為他畢竟瞭解我：「一個學徒娃娃反什麼黨呵？」
1957年7月6日，中共成都市委派出以副秘書長張靜山為首的反右工作組，帶領五個幹員進駐報社。我竟是他手下第一個獵物。很快報社走道、窗口、樓梯，架起了擴音器，成天不停地叫喊：「揪出大右派黃澤榮（曉楓）！」，「剝下他工人偽裝的畫皮！」，「黃澤榮（曉楓）向黨和社會主義射出了三支毒箭！」（指我所寫的三篇小說《給團省委的一封信》、《向黨反映》、《上北京》）。
在一次報社召開全體編採人員的定性大會上，積極份子們大聲叫我站出來，交待檢查反黨、反人民、反社會主義的罪行。我質問那些積極份子：「我反了什麼黨？你們這些地主、資本家出身的少爺、小姐，才是真正反黨的右派份子！」氣得這些人拍桌子大喊大叫大罵，會場一片混亂。在這個時候編委王畋（1938年參加革命的老知識份子，從四川日報調來的老報人），突然把桌一拍，挺身而立道：「吵什麼？你們說小黃是右派，我是五人領導小組的，還沒舉手同意。」會議嘎然而止。
想不到兩個小時後，鋪天蓋地的大字報貼出來：「王畋老右派！」，「決不准許王畋包庇右派份子黃澤榮（曉楓）！」，「……」此後，他被開除黨籍，撤銷一切職務，從行政十五級降為十九級。最後，送到草堂寺去終身相伴「老杜」，一生未娶，直到壽終正寢。
三、千人鬥爭大會
1957年7月19日早晨，黨辦主任閻凱即將我叫到辦公室，他開門見山說：「小黃，今天市上要開你的批鬥會，有不少領導在場，你可要冷靜啊！一定要好好接受大家批判。我希望你要向黨低頭認罪，千萬不要耍牛脾氣，切不可衝動。只要你能好好承認錯誤，今後仍是好同志。」我無表情地點頭，跟著全報社人排隊集合，向總府街省府禮堂走去。
我一走進省府招待所大門，會場上大壩子和兩面牆壁上，全是揭露醜化我的大字報和漫畫，臺前面上首，懸著巨幅紅底白字橫額：「揭發批判右派份子黃澤榮（曉楓）鬥爭大會」。台上坐著不少省市領導，有中共四川省委宣傳部副部長李亞群、省文聯創作輔導部部長李累、中共市委書記郭實夫、副秘書長張靜山等。揭發批判大會由我們報社總編張烈夫主持，當他宣布揭發批判會正式開始時，會場上響起了怒吼的狂濤：「右派份子黃澤榮（曉楓）站起來！」我佯裝未聽見，直直地坐著不動。人們再次狂叫，我仍然不動。於是有幾個外單位的極積分子上前來拉我，我仍拒不站起來。在爭執中，我一件新光牌日本府綢襯衫被撕裂條大口，會場秩序開始有點亂。主持會議的張烈夫，知道我是個吃軟不吃硬的漢子，便轉個圈子說：「同志們，右派份子黃澤榮（曉楓）不站起來，說明他堅持反動立場，我們現在就開始揭發他，看他低頭不低頭。」
我一生寫過不少打油詩，其中有首《無題》，非常適用於此種場合。詩云：「白銀耀眼金髮光，珍饈美味最安腸。高官誘惑真君子，一點賞賜奴才忙。牆倒眾推不費力，長聽鸚鵡罵梅香。安全莫過獵死虎，殺了肥豬好分贓。」那些揭發批判我的人，有的是當年土改團的戰友，有的是經我培養入黨而當上鄉長的農民。一個個銳不可當，說假話面不改色，放狗屁仍像人樣。「階級鬥爭」學說，把人變成了瘋子和魔鬼，什麼胡活、屁話，都能登上大雅之堂。
兩個小時後會場又捲起一陣狂濤：「叫右派份子黃澤榮（曉楓）站起來接受批判！」我仍然不站，於是有幾個像公安局的彪形大漢，上前來拉我。我腦袋嗡嗡地發熱，竟和出手的人推拉起來，眼看就要發生想不到的意外事情。黨辦主任閻凱急忙上前，架開拉扯我的人，然後低聲向我說：「小黃，聽我話站起一下。」我順從地站了一分鈡，然後又坐下去。
揭發批判鬥爭會開了整整一天，到散會前夕，張烈夫叫我上臺表態。我走上臺，面對麥克風說了三句話。我說：「我對共產黨既無殺父之仇，更無倒楣之怨；我熱愛共產黨，熱愛毛，熱愛社會主義；我不是右派，歷史會給我作出公正結論。」參會的人不依不饒，此時我已經飄然走下臺，在一片聲嘶力竭的叫喊聲中我坐在原位上巍然不動。
第二天（1957年7月20日），省市各報刊均以顯著位置，刋登了批判鬥爭我的消息。我在組詩《風波萬里》中曾寫道：「百家爭鳴不是鳴，黨同伐異才是真。琳琅滿目大字報，舉國上下同一文。我輩吃苦緣篤信，上當被騙在於誠。鬥爭會上敢較勁，蜀中右派我有名。
四、覆巢之下無完卵
不久報社編輯、記者中的精英們，一個個紛紛中箭落馬。先揪出的是楊蓓和邱乾坤，因兩人在一個半月前奉命去採訪老作家李劼人（《死水微爛》作者），寫了篇通訊《棱窩訪劼老》，文中有「流沙河、邱原、曉楓，是省內有才華、有希望、有發展前途的青年作者，雖有錯誤，黨要愛護他們、關懷他們……」成了為右派壯膽打氣的反黨文章。開初，楊蓓置之一哂，沒有怎樣去理睬，來去上班依然裝束清麗，談吐自如，沒當成一回事。小組幾次開她批判鬥爭會，會場冷冷落落開不起來。一則她人緣好，二則大家找不出批她的材料。市委張靜山副秘書長，不愧是抗日時期老幹部，拿出了當年「皇軍」「挖地三尺」的硬功，指示說：「她是華西大學校花，校花有什麼好東西？從她人品上去找！」，經過幾天外調，美術組一位畫師立即炮製出一幅別開生面的漫畫大字報：畫面上楊蓓，濃裝艷抹，坦胸露懷，修長大腿赤裸到臀部，站在一部吉普車上兜風，兩個大鼻子老美緊緊地摟著她。畫上一行大字：「校花楊蓓醜態」！其實完全是捏造，「捕風捉影」也還得有點風聲或影子，而這些「反右積極份子」什麼事實根據也沒有，便可憑空捏造，誣人清白。
當楊蓓一看到這幅漫畫時，微笑消失了，清麗不見了，勾著臉再抬不起頭。沒過多久時間，她十三中教書的老公，向她提出離婚，她沒說一句話，含淚在離婚書上簽了字，自此終生未嫁直到老死。政治運動就可以這樣以「革命」的名義，干殺人不見血的勾當。從不必擔心會招來什麼「名譽官司」之類的後果。
邱乾坤新從成都市話劇團調來，連報社「地皮子都還沒有踩熱和」，即成為右派，你說冤不冤？他剛新婚，窗戶上喜花仍在，老婆即與他離婚，後開除公職，送回農村監督勞動，餓死於三年「自然災害」。
號稱「多寶道人」的陳澤昆，儘管他深悉世態，知進知退，在各種「鳴放」會，連屁也沒有放一個，因他是解放前《工商導報》的總編輯，當然也被定為右派。接著，組長肖青的老公蘇定生先生（南下服務團學生、從四川日報社調來報社，出任政法組長），因主張「報紙要關心人民群眾生活，向不良行為作鬥爭」，也淪為右派。當我看到他是右派的大字報後，暗自說：「肖大姐，你反去反來反到你老公頭上了，還積極不？」我觀察幾天，並未影響她的極積性，對我還是那樣厲害。一天我百無聊賴，信筆在紙上寫下「天下本無事，庸人自擾之」十個大字，被她發現，一手搶過去大叫：「快來看，右派份子曉楓又在惡毒攻擊誣蔑我們社會主義，猖狂向黨進攻！」當然引來一場新的批鬥。不過她並未和蘇定生離婚，卻用了種新的劃清界限辦法，對老公實施「家庭專政」，即家裡一切雜活諸如洗衣、做飯、清潔衛生、刷地板、倒馬桶之類，均由老公包干。這位十分有新聞才華的南下青年幹部，不足四十歲就便鬱鬱而死，可惜啊可惜！但不知我們可敬的肖大姐，在獨守空房，更闌人靜之際，是否也會感到一絲寂寞與無奈呢？
文教組的孫文元也中箭落馬，他也是《工商導報》的業務尖子，平時對人態度極好，對領導更是唯唯諾諾，就因為他是老報人，必也難逃此劫。新從市農委調到財貿組的宋德貴，聽說因工作上問題和張烈夫總編輯頂了下嘴，也被拋出打入另冊。西藏軍區轉業軍人攝影師美術組的張蜀華，在鬥爭我時他還上臺作過精彩發言，現在也成了右派。據說因他和組長王平關係不協調，王怕他太積極太超前拿走組長，不知怎麼向張秘書長一匯報，就戴上這頂揮之不去的「鐵帽」。財務組的周俊修因不是知識份子，卻逃不脫壞分子的帽子。一個不足五十名編採人員的成都日報社右派份子多過12人。1958年又補了一次課，編委段星樵、黨辦主任閻凱被「補了進去」，覆巢之下豈有完卵啊！鄰近的四川日報社戰果更為輝煌，150多人的編採隊竟然有50幾個右派；省文聯《星星》編輯部從主編白航，到編輯石天河、流沙河、白峽等四人無一倖免，全成了牛鬼蛇神。
走筆至此，不禁想起曹雪芹先生的兩句詩：「你方唱罷我登場，到頭來，都只為他人作嫁衣裳」！這個「他人」就非「毛痿人」莫屬了。
五、我要活到「共產主義」
那兩隻監視我的「蒼蠅」，每天都守在我的門前，要不要還在窗戶上幌動下腦袋。我發現他們不是防我跑，是擔心我受不住壓力自殺。我想最好的辦法就是把話挑明。三天後我笑嘻嘻地向他們說：「不好意思，你們守了我幾個晚上，真辛苦，連茶也沒有喝一杯。我知道你們怕我想不通自殺，不會的！我要活到共產主義，請你們告訴張秘書長，我問候他。」這一招還真靈，守候我的人第二天就撤走了，批判鬥爭卻升了溫，隔三差五一次大小會，逼令交待與流沙河、石天河、邱原、茜子等人的關係，說些什麼？密謀些什麼？漸次強迫我交出來往信件，我怕牽連他人，一個晚上，我將不少讀者對我小說《給團省委的一封信》讀後的稱讚書簡，一火燒掉。
報社反右鬥爭搞得轟轟烈烈，批判鬥爭火力轉向新揪出來的右派楊蓓、陳澤昆、邱乾坤、蘇定生等人身上，倒把我閑置起來。我便借這閑暇時間，大讀特讀各種名著，如《契可夫短篇小說全集》和羅曼羅蘭的長篇小說《約翰·克利斯朵夫》。書陪伴著我苦悶的日子，知識填補著我空虛的心靈，它給我啟迪，它給我力量。通過這些名著，使我更認識了眼前這是非顛倒的世界，人性的真善美醜也在這裡受到檢驗。
我獨坐椅上，抱著高爾基的《人世間》冥冥地沉思苦想：毛澤東「階級鬥爭」的學說，把人的一切最卑劣、最無恥、最邪惡、最殘忍、最下流、最暴虐、最冷酷、最醜陋的靈魂調動起來，並貫以全新的、生動的、美妙的革命詞藻，讓人可以肆無忌憚地大膽作惡。於是，賣友求榮成了「追求進步」，落井下石成了「站穩立場」，捏造陷害成了「靠攏組織」，一切被褻瀆，一切被顛倒，人世間再沒有寬容、憐恤、同情、仁慈。於是整個社會、囯家、民族全沉論墮落在你死我活的格鬥中。
一天，張烈夫總編輯將我叫到他的辦公室去，態度極好地教育我一番說：「小黃，對錯誤認識得怎樣？不要悲覌嘛，只要能下定決心改就是好同志，照樣會有前途。」
「我天天在思考，為什麼自已會成為右派？」我低低回答，望著他那張似笑非笑深不可測，刮得光光的臉。「這就對了」他拍了拍我的肩頭，突然話鋒一轉說：「你和葉石部長關係不錯，他召開的幾次鳴放座談會，你是參加者。他在會上是怎樣動員大家發言的，說了些什麼？怎麼說的？」
我驟然感到：上面要揪葉石了。葉石是是中共成都市委常委，副市長兼宣傳部部長，主管全市教育、衛生、文化藝術口，不但有文化水平，還有很強的工作能力，對人不拿架子，是我最尊敬的一個領導幹部。我不能落井下石，便支吾其詞說：「葉部長沒說什麼呀！叫大家鳴放不能遠離‘雙百’方針。」他見我口風緊，只淡淡一笑說：「也沒什麼，上面叫問一問。」
果不出所料，一週後，葉石部長在省委四級幹部會上，被省委書記李井泉親點為黨內「大右派份子」。40年後才知道有兩個原因把他打成右派。一是，他自來和省委一把手李井泉關係不好，1957年3月上北京參加全國宣傳工作會議，會後去看望中央一位老領導，出門恰遇李井泉也上門來拜望。李心虛，懷疑葉石向中央領導反映了他的問題；二是，他說李井泉未原原本本傳達毛反右鬥爭的指示，只有六條劃右派的標準，而沒有不劃右派的六條標準。提供這個材料的人是省委宣傳部常務副部長張守愚，也就是《毛澤東，鮮為人知的故亊》作者張戎的父親。當然，這些都是共產黨內部的爭鬥，但也可以說明一點，反右是在整人，整那些不聽領導話的人。
六、輕輕鬆松失去自由
1954年全國第一次人民代表大會所通過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寫道：「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在法律上一律平等。公民有言論、出版、集會、結社、遊行示威等自由」。但是，這部憲法從來沒有實行過，任何公民從來沒有受到法律的保護。縱觀歷史，橫看世界，古今中外自有文字記載以來，任何政黨都不具直接給非黨公民以處分的權力和職能。即使執政黨，也絕不例外。執政黨不等於黨執政。黨是黨，政是政，黨、政必須涇渭分明。不得黨政不分，不得黨政合一，不得以黨代政，不得一黨專政。黨的信仰、主張、綱領和方針、政策、策略，不是通過黨的直接執政，而是通過全體黨員的共同努力和辛勤工作來實施的。即使公民犯了罪錯，政黨只能建議政府職能部門依法查處，不得擅自直接給犯有罪錯的公民以處分的。再有，任何政黨直接給非黨公民以處分都是非法的。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未曾授予中國共產黨，中國也沒有哪部法律賦予中國共產黨可直接給非黨公民以處分的權力，所以中共各級黨委直接給非黨公民以戴右派帽子的處分，是無法可依、違背憲法的，是非法的。
再看中國共產黨黨章規定，黨對黨員的最高處分是開除黨籍，黨章更無書載黨具有直接給非黨公民以處分的職能，中共各級黨委直接給非黨公民以戴右派帽子的處分，不僅是非法的，而且是無章可循、違背黨章的。還有世界上任何政黨都無權直接給另一政黨成員以處分。中國共產黨和各民主黨派理論上都應該是政治上平等、組織上獨立的政黨，彼此是長期共存、互相監督，肝膽相照、榮辱與共的。中共各級黨委直接給各民主黨派成員以戴右派帽子的處分，不僅是非法的，而且是違背組織原則的，開創了國際玩笑的先河。前國務院副總理田紀雲在他《依法治國的一些思考》一文中寫道：「1957年的‘反右派鬥爭’未經任何法定程序，就憑中共中央一個通知，《人民日報》的一篇名為《這是為什麼》的社論就搞起來了，結果把大批知識份子，機關幹部和民主人士打成‘右派份子’，造成嚴重後果，使黨內‘左’傾錯誤和驕傲情緒日益發展起來」。胡平在《一九五七•苦難的祭壇》中指出：「……從現代法理上講，反右運動實際上是一次由國家實施的犯罪，由國家有組織誣陷公民、侵害公民的基本人權，直至非法拘禁，濫用刑罰等等。‘改正’反右運動，首先就必須涉及國家罪錯問題。但在中國的政治話語中，所謂國家罪錯，從來就是一個巨大的理所當然的空白，更不會有任何國家領導人對國家歷次罪錯承擔半點責任……」
不難看出毛澤東發動的這場反「反右鬥爭運動」，完全是違反「中華人民共和囯憲法」的，也是違反中國共產黨黨章的運動，可是黨內黨外各級領導幹部卻沒有一個人起來反對他，相反大唱讚歌，而這些被劃為右派的分子還相互揭發，俯首就範，竟沒一個人說「不！」。我想，如果當時右派們敢聯合起來說「不」，決不會有二十多年的悲慘命運。直到今天還有不少已耄耋之年的老右們，仍然逆來順受，不敢簽名，不敢聯合起來向中共討回公道。
我在我詩集《風波萬里》扉頁上寫道：「中國知識份子最大的悲哀，天生的軟弱；中國人民最大的不幸，迷信皇帝。」
祖國啊，親愛的祖國！你何時才真正給予你兒孫自由與民主？
有了這把「尚方寶劍」，於是在1957年「十·一」前夕，黨辦主任閻凱把我們12名「分子」召集一起宣布：「根據市委通知，從現在起，你們要集中在單位學習，統一食宿，聽候處理，想得通要執行，想不通也要執行。這是規定，這是紀律！」大家面面相覷，敢說個不字嗎？
宣布完畢，每人給半天時間回家取行李。
我回到家裡我吃罷晚飯，匆匆忙忙收拾行禮，繼母在一旁無語相伴，有種說不出的難過。我知道此時我的情感表情影響著全家，縱然未來災難巨大，作兒子、做丈夫、當爸爸的我，也不能讓她們不高興啊！我調整下情緒，強裝笑臉高高興興地說：「沒什麼，集中學習幾天，地點在報社，我三天兩頭會回來的，又不是發配到西伯利亞去充軍。」妻子笑了：「要你去西伯利亞，我和孩子來陪你。」
從住家中新街去報社布後街，步行約十分鈡，妻堅持要送我。我們兩人踏著夜色頭頂星光，她手抱孩子我肩扛行李，沿著總府街、商業場、華新街、藩署街，一步一步向集中地報社食堂走去。
我們走得很沈重，雙腳像灌了鉛鉄，每向前挪動一步都十分艱難，但又不得不往前走。在這個組織決定大於一切的社會裏，我們的命運，我們的幸福，都牢牢控制在黨的手裡。縱然叫我們去死，我們敢說不死嗎？！
到了目的地，黨辦和保衛科的人，己經在那裡清點人數。妻子住腳重重地握著我的手，又叫我親吻一下孩子，然後我便跨入那深深的青磚大門砌起的門洞，想不到此去便再未回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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