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建民、資中筠——究竟誰是真正的大師？(圖)
編者註：此文在國內網路中已被刪
因車禍意外身亡的前中共外交官吳建民（網路圖片）
【看中國2016年07月06日訊】前幾天，悼念前大使吳建民先生的文章和帖子遍佈網路。不少人盛讚他是「理性、務實的外交家」、「儒雅、魅力外交家」……而吳昔日外交戰線的戰友龍永圖的讚譽最隆重：「大師」——「一位向國人解讀中國外交戰略和向世界講述中國故事的大師！」。稱「某某家」也好，叫「大師」也罷，都沒意見——悼念逝去者之時，說些好聽的話，多一些溢美之詞，也情有可原。不過，聽龍永圖說「大師難得，中國現在需要這樣的大師」，便想與之認真理論一番了。
下來要探討兩個問題：
（1）吳建民先生究竟是什麼樣的「大師」？
（2）當今中國，又究竟需要什麼樣的「大師」？
首先談第一個問題：吳建民究竟是什麼樣的「大師」？
大師有兩種：一種是具有不惟書、不惟上、不惟勢，只惟理、只惟實精神；高瞻遠矚、視野寬闊，有強烈憂患意識和歷史責任感，敢於講真話、心裏話的人。
依我看來，這些年每撰文、發言皆切中時弊，直擊要害的資中筠先生便是這樣的大師。她關於「我希望中國在外交上能夠恢復到理性，讓職業外交官有發言權。現在的職業外交官沒有發言權，什麼話也不敢講，看上層的臉色行事，連匯報真實情況都不敢」、「軍人對外交發言權太大，這是非常危險的事情」、「中國動不動就煽起整個民族的情緒，把武力解決看得很輕易」、「中國的邊界領土爭端也是很複雜的事，民眾受媒體煽動，並不知道全部實情。有人說MZ東在的話不會讓人欺負我們。但其實，MZ東送掉了很多領土他們不知道！」等言論，皆言人之所不敢言，振聾發聵。
另一種呢？就是只惟書、只惟上、只惟勢，對國際國內風雲變幻雖洞若觀火，卻揣著明白裝糊塗主動充當權力吹鼓手角色，直到黃土俺頸仍不敢講真話的投機取巧之輩。
那麼，吳建民先生屬哪一種「大師」呢？因他老人家近年屢屢與羅少將、胡總編等人激辯，尤其是被一些誓言「寧願大陸不長草，也要收復釣魚島」的愛國者們痛罵為「軟骨頭」「西奴」、「漢奸」，太多人便紛紛將他與羅少將、胡總編看作是對立的「兩個陣營」的人。一些熱衷於「走邪路」者，甚至像不少人把寫了幾篇如實地講了美帝之所以強大之原因的劉亞洲上將認作是「革命同志」一樣，把吳前大使也認作「自己人」了……唉，這些跟幼兒園小朋友一般天真浪漫的「同志們」，叫人拿什麼拯救你呢？——黨精心教育培養出來的「外交戰士」，怎會與羅少將、胡總編成兩個陣營的人？又怎會成為「自己人」呢？不信且看吳先生逝世前發表的《如何當好大國，如何當好大國國民》一文中的一番話：
「淡定是自信的表現。我們的事業是正義的，中國共產黨領導中國人民取得了獨立和解放。今天我們在D的領導下，以經濟建設為中心，正在富起來。我們的方針是正確的，一定能夠實現兩個百年目標，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對於各種責難、攻擊和誹謗，我們要沉得住氣，不要一碰就急，就跳，就大發雷霆，那是無濟於事的。有些人骨子裡是不喜歡中國的，仇恨共產黨，仇恨我們的社會制度，對中國的崛起感到反感。我們沉得住氣，因為我們知道這樣的人是極少數的。他們種種敵視中國的表現正是因為我們取得了成功。」
事先如果不告訴這是誰的文章，相信不少人會以為這是哪位「書記同志」在作國際形勢報告吧？
看到「有些人骨子裡是不喜歡中國的，仇恨共產黨，仇恨我們的社會制度，對中國的崛起感到反感」一語，讀過周小平「同志」大作的人，或者會以為這是小周主席某篇雄文中的選段呢！——因為小周主席也是最喜歡這樣說的。
看到「仇恨共產黨，仇恨我們的社會制度」、「種種敵視中國的表現正是因為我們取得了成功」一類糊話，有人便覺得奇怪：「理性、務實外交家」吳建民先生是1959年正兒八經上的大學，不是文革「交白卷」時代貧下中農推薦上大學的初中畢業生，說話怎也「鞋子合不合腳，自己穿了才知道」、「那些吃飽了撐著沒事幹的外國人……」的口吻？怎也喜歡像魔術師變戲法一樣，將三個不同的球——「中國」、「黨」、「制度」混在一起在觀眾眼前拋來拋去，讓人以為這是同一樣東西？
這，就是吳「大師」的高明之處：他深知，在走「邪路」的國家中，將「國家」和「黨」、「制度」混在一起說事會被罵得狗血噴頭，然而在「黨國不分」的特色國度中，這一招卻像「毛太陽同志」抓階級鬥爭一樣「一抓就靈」，極是管用。
透過吳大師前面一番話不難發現：他與羅少將、胡總編是政治上高度一致的同一條戰壕戰友，只是在對敵鬥爭的手段上有分歧而已——吳大師主張發揚老祖宗的「三十六計」和「以柔克剛」那一套；羅少將、胡總編則認為要發揚「敢於鬥爭，敢於勝利」的優良傳統，「該出手時就出手！」
再看看吳前大使究竟是什麼樣的「大師」：
1950年-1978年的「前三十年」期間，在舉國百姓皆清一色的「徹底的無產階級」的情況下，「偉大領袖」兼「全世界革命人民心中的紅太陽」卻大力發揚「國際共產主義精神」，每年花費巨額金錢、物資支援「世界革命人民的正義鬥爭」，大搞「只談友誼，不談利益回報」的「大國援助外交」。「無私援助」遍及110多個國家和地區。僅幾個朝夕圍著中國錢袋子轉的「同志加兄弟」——朝鮮、越南、阿尼巴爾亞，從中國拿走錢糧物資究竟是多少，恐怕連主管外交的「同志」自己也弄不太清吧？——二十多年間，僅白送給越南的援助物資折合美元就200多億（當時的折算，相當於現在的幾萬億人民幣吧？）。
那個時代有句名言叫「我們的朋友遍天下！」其實，那時中國先是「打倒美帝國主義和世界上一切反動派」，後來「反修」——跟「蘇聯老大哥」為首的十幾個社會主義國家也鬧翻了。圍在中國身邊轉的「朋友」，無一不是張開錢袋討銀子、討物資糧食的窮國、小國。
「毛太陽同志」和「人民的好總理」去世後，包括李先念、耿飈在內的許多當年在經濟、外交「戰線」工作的高官、專家、學者，每談起那段讓知情者心頭滴血的歷史時，無不痛心疾首……然而21世紀的今天，吳前大使談到那段歷史時，卻讚口不絕。例如，2011年上半年，中國贈送23輛豪華校車給馬其頓共和國的消息傳開後，瞬間在網上引發一片罵聲。為何一片罵聲？皆因當今中國太多數中小學生還沒見過豪華校車長啥樣，西部省份不少學校的學生每天要徒步幾十里路去學校上學，而身為歐洲國家的馬其頓共和國國民生活水平比中國要高得多……
看到網民開罵，吳大師一邊批評這些同胞「視野不開闊」，是「弱國心態」作怪，一邊對人們開展「革命傳統教育」道：
「過去在中國還相當困難的時候，我們還幫助坦尚尼亞和讚比亞修了一條鐵路。花了多少錢？花了1.5億英鎊！我跟你講一個道理，1.5億英鎊相當於中國當時外匯儲備的三分之一。我們援助的結果是什麼？是跟西方對非洲的政策形成鮮明的對照。鐵路建成之後，（坦尚尼亞）尼雷爾總統說，過去外國在非洲建過鐵路建過公路，那是為了掠奪。中國幫我們修鐵路是為了非洲的發展，了不起啊。中國人是在真誠地援助非洲。」
吳大師盛讚的、自認為最能體現中國「大國心態」的「坦讚鐵路」援助項目，是1970年10月動工興建，1976年7月全線通車的。當時的中國，剛經歷了三年多嚴重的全國性「武鬥」，國民經濟處於癱瘓狀態，太多城市沒通鐵路，大多數鄉鎮沒通公路，舉國老百姓溫飽尚未解決，億萬家庭仍是家徒四壁、一貧如洗的「徹底無產階級」，然而，為向全世界人民展示「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偉大成果」，竟拿出國庫外匯儲備三分之一的錢去修筑一條橫亙非洲大陸的大鐵路，如此「大國心態」，說「與西方對非洲的政策形成鮮明的對照」太輕描淡寫了，應當是天壤之別，或者是水火兩重天了。
看到吳大師為尼雷尼誇讚中國的話「了不起啊。中國人是在真誠地援助非洲」引以自豪，不禁倒吸口涼氣——一個外交官「理性、務實」到如此，夫復何言！
吳大師雖經常「向國人解讀中國外交戰略和向世界講述中國故事」，然而，從他諸多講話和幾本著作中可看出，他暢談過去六十多年中國外交戰略和外交史時，歷來只講「重大成就」，閉口不談重大的決策失誤。尤其是從不提及意識形態、政治制度對本國外交帶來的根本性麻煩和障礙。縱然是談蘇聯解體教訓的文章中，也不敢觸及核心問題——制度因素。其外交思維像李前外長、王外長一樣，認定「有些人骨子裡是不喜歡中國的，仇恨共產黨，仇恨我們的社會制度」、「他們種種敵視中國的表現正是因為我們取得了成功」。他或許意識不到，或許不願知道：所謂「仇恨」和「敵視」，其實是害怕、憂慮、警惕——二戰前的德國、日本和前蘇聯的歷史告訴世界：一個強大的，但權力不受制約的國家越強大，給周邊和世界和平的威脅就越大，原因是：一個非民主的國家，長期的、強壓之下的國內政治矛盾必將轉化為巨大的社會危機。危機一旦到了臨界點，統治者必將靠製造國際爭端，或挑起戰爭轉移國內政治矛盾、化解執政危機。
所以，想起吳建民「大師」，「傷心總是難免」的：吳大師雖曾在聯合國、法蘭西等國任駐外使節，曾榮任外交學院院長，卻與晚清太多朝廷高官一樣「不識國民之原理，不通世界之大勢，不知政治之本原」。其政治視野和思想境界，與早在洋務運動開始前三十年前便極為敏銳地覺察到西方列強的強大並不是因為船堅炮利，而是賴先進位度，所以不斷上書盛讚「上有議會，下有自治」的西洋制度；出任大清國首任駐英公使後，屢與叫喊「絕不搞西夷那一套」的頑固派論戰，痛批洋務運動派的「中體西用」是「治末而忘其本，窮委而昧其源也」的近代外交家郭嵩燾相比，何止差了十萬八千里！
想起放言「中國的人權比美國好五倍」的李前外長，想起上月在白求恩的故鄉訓斥女記者的當今王外長，想起資中筠先生關於「現在的職業外交官沒有發言權，什麼話也不敢講，看上層的臉色行事，連匯報真實情況都不敢」的感嘆，「傷心總是難免」的：六十多年間，只有意識形態和紅色江山穩固高於一切的「外交戰線」，沒有國家利益至上、一切從國家利益出發的正常國家外交；只有「以服從為天職」的「外交戰士」，不存在具備起碼職業素養、受制於體制化民意的外交官、外交家。
最後談另一問題：當今中國需要什麼樣的大師？這個問題要搞清楚。
外交是政治的延續（外延）。國家利益高於一切，一切從國家利益出發，是國家外交的最高原則。在世界日益成為地球村，全球經濟一體化使得國際競爭日益激烈的歷史條件下，一個國家如果繼續高唱「絕不」主旋律，必將越來越孤立於世界主流政治文明之外。長此以往，既將給本國政治、經濟、外交帶來種種區大的不利因素，也必將最終葬送前程。這個時候，急需一群高瞻遠矚、目光深邃、具有強烈憂患意識和歷史責任感，敢於講真話、心裏話，並有廣泛社會影響力的大師級學者向國人，尤其是向當政者解讀國際政治大環境、大趨勢和未來走向，以促使國家早日融入世界主流政治文明之中。而這些年每講話必講真話、實話的資中筠先生便是這樣的大師。
可惜，這樣的大師太少了。
(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立場和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