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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右派反革命」與「貧下中農」一波三折的結合

毛暴政下,中國農村貧窮到骨的寫照。

 2017-02-26 08:40 桌面版 简体 打賞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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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中國2017年2月26日訊】反右運動中,我因向報社投寄一篇為詩人流沙河鳴不平的文章而被打成「右派」。接著,又因收聽「敵臺」被打成「反革命」,判刑15年,投進監獄「勞改」。1972年8月9日,我終於把這個15年的「牢底」坐穿了;當時正在文革中。監獄勞改幹部朱貽蛟把我叫了去對我說:「你明天就滿刑了,你有什麼想法、打算?」我幾乎不假思索地答道:「那就請政府依法釋放我回家去。」誰知「朱管教」一聽冷笑道:「你想擺脫無產階級專政是吧?告訴你,趁早別做這個夢。第一,你雖然滿刑了,但仍戴有反革命帽子;第二,根據你的犯罪和改造期中的表現,你還不適合於回到人民群眾中去,人民群眾也是肯定不歡迎你的。因此,經研究決定,對你進行強迫留隊繼續改造思想。哪一天思想改造好了,哪一天才可以回到人民行列中去。」

那位「朱管教」見我呆若木雞地站在那裡,便又繼續對我進行「教育」道:「思想不要牴觸,牴觸也沒有用。當然,政府對你們也是實行革命人道主義,並給出路的嘛!從下月起,一般就業員月工資是十八元五角,鑒於你有一點醫療技術,按技術工種對待,每月工資二十九元。政府還是照顧你吧,你應該很好地領會黨的寬大政策,加強思想改造才是唯一出路,牴觸、抗拒只有死路一條……」就這樣,我從二十歲起,勞改十五年後,又開始步入「強迫留隊改造」的「就業員」生活。

如果說就業員和勞改犯人有什麼區別的話:第一,每月有點工資——實事求是地說,當時我29元的工資,讓當地許多農民都感到「羨慕」,因為他們當時干一天農活最多兩、三角錢,有的還不到一角錢;第二,可以不再穿囚服(但有的就業員由於既缺錢又缺布票,還是把那勞改服穿在身上);第三,星期天經過批準可以出去在附近趕集買點當時極其匱乏的日用品;第四,也許是最大的差別,即從「理論上」講,就業員可以找對象結婚——但實際「操作上」比登天還難。

當時監獄所在地附近農村缺醫少藥又無錢,而監獄醫院不僅靠勞改犯人創造的「剩餘價值」資金充足,設備齊全,還關押和使用著多名「資產階級反動醫學權威」級的中、西醫師。當時地方許多基層醫院經過文革七斗八鬥,多搞成了半癱瘓狀態,所以當地的縣長、書記都爭著來我們這裡住院。當地農民看病則必須持大隊證明其成分是「貧下中農」、非「地富反壞」,否則免談。當時我在醫院門診上班,因此認識了許多貧下中農、「革命」群眾。於是,經一位友人李希才君的介紹,我才在36歲那年與-位年方二十、姓張的農村姑娘談上了戀愛。

作為男友,我第一次去到未婚妻家,頓時被農村嚇人的貧困狀況所震驚。她一家五六口人擠在三間茅草房中,土牆上的裂縫,手都可伸得進去,從茅屋頂和牆上的破洞可以看到外面的樹木與天空。「綠樹偏宜屋角遮,青山正補牆頭缺,更那堪竹籬茅舍」,這是「元曲」中的名句,但這裡卻絕非「名利竭,是非絕」的世外桃源,而是在毛暴政下,中國農村貧窮到骨的寫照。

未婚妻的家中,就只有幾條木板凳,一張破桌子,真是「家徒四壁」;更要命的是床上鋪的就是稻草、爛布、破被,大洞小眼。當時農村蚊子又多,挂了多年的蚊帳,上面一個個破洞拳頭都伸得進去。這就是毛澤東「社會主義」農村「翻身解放」了的農民過的生活。這是我從學校到勞改隊、從書本到報紙上都不可能知道的真正知識。

我雖然也窮得夠嗆,但也得幫幫他們。我回來後,便打起了「挖社會主義牆腳」的「歪主意」。當時我們醫院有不少醫用紗布、治療巾之類的,僅用過一兩次,但還像新的,四處亂丟無人管,我便毫不客氣地將其收撿起來,化整為零悄悄地帶到她家裡去,用以補被單、蚊帳、衣褲等。在那既無錢又無布票的時候,這比當今送名牌提包更「實用」。那時,農民既無肉票也無油票,糧食少,餵不肥豬,幾個月吃不上肉是常事;沒有油,菜只有用清水煮。我每月供給的幾兩油和肉全都給了她。就在這樣的貧困中,我們互相同情瞭解,終於到了談婚論嫁的階段。

然而監獄當局竟然不予批准我們結婚。當時監管「就業員」的「中隊長」叫武佔槐,是個一字不識的文盲痞子,他振振有詞地說:「你們就業員結婚,回你老家去找,在我們監獄周圍農村找貧下中農,政治影響壞!」什麼「政治影響」,怎麼「壞」?誰知道?無理可講!

我不甘心,反覆申請了很長一段時間。當時監獄幹部中也有個別較有知識、比較通情達理的人,他們見我還年輕,就在領導面前給我說了些好話。領導終於鬆口,但卻提出個「要求」,叫我去把我女友及她的父母找來,他們要親自問我女友是否瞭解我、是否真正願意嫁給我。我只能照辦。事後,我女友告訴我,所謂「詢問」就是恐嚇加威脅,要她不要與我結婚。那位所謂的「管教科長」對她說:「你們知不知道此人是反革命,現在還戴有帽子,也就是四類分子、管制分子?」我女友說「知道」。「知道還和他來往,還打算和他結婚?」我女友說:「過去犯了錯誤,政府教育,改了就好。」那位科長說:「你農村人沒文化,糊塗!這哪是錯誤?是反革命,階級敵人。你要是和他結婚,你家裡人今後想要參軍都不得行,你們一輩子都伸不到皮(方言:受歧視之意)。」但不管這位科長如何說,我女友對我已有一定瞭解,還是堅持要和我結婚。人家是貧下中農,理論上叫「國家的主人」,科長沒權去管人家,沒辦法,只好算了。此時我才明白,人家就是要想盡一切辦法不讓你這些「階級敵人」有家庭、婚姻。那位科長的這些話讓今天文明人聽起來,真無異於天方夜譚上的故事。

我終於被「批准」結婚了。我們去到公社領個證,就算完事。沒有儀式,更沒有婚紗、宴席,在就業員的集體宿舍中,劃出-間小屋,裡面有張1公尺寬的床,一張小桌,幾個木凳,這就是我今生新婚之夜的「洞房花燭」。領導臨時准我與妻住3天。

好在還有幾個平日相處較好的難友,幫我買來了點花生、劣質香菸,大家聚在一起,以茶代酒,算是我們的「婚宴」。其時正值中秋後,一場雨過,皓月當空。我自我安慰,雖清貧如洗,也總算是花好月圓了。待妻睡後,倚枕吟哦,遂成俚詞一首,調寄《滿江紅》:

「驟雨初停,碧空淨,晚風漸歇。浮雲散,天際星淡,臨空皓魄。丹桂月前紅欲染,青枝雨後翠若滴。最可憐花影上瑤階,天籟寂。

追往事,情激越;閑愁恨,何時絕?三十年一夢,輕拋歲月。壯志凋殘如水逝,韶華消磨似煙滅。喜素娥與我結同心,盟頭白。」

三天後,我上班,妻回娘家。

妻子娘家離監獄約有七八里之遙。那時沒有「雙休日」,就只有星期六晚才能回家與妻團聚。所以每週從星期一起,便搬著指頭算,還有多久才是週末「勝利逃亡」的時刻,去完成一週一次的「鵲橋會」。

然而週末回家去也有不少令我尷尬的事。一是那時農村幾乎家家養狗,那狗也「怪」,看見農民不大去咬,一見我,好像也懷有「階級仇恨」、知道我是「反革命」似的,便群起向我扑來,不僅狂吠,硬是要咬我。最怕的是多條狗從四面來襲,真難以應付,有次褲子都被狗撕爛了。以後每次回家,我只好手拿一根棍子以痛打惡狗。鄰居見狀不解,便問我妻:「你愛人怎麼年紀輕輕就拄枴杖了?」妻聽了哭笑不得。更令人煩惱的是怕下雨,特別是連日陰雨後,農村田埂路泥濘難行。我這個從小在大城市長大的人對此極不適應,不知摔了多少回跤,有一次還跌下田去全身弄濕。那時買衣必須用布票,又缺錢,所以少衣缺褲,真弄得「捉襟見肘」。到了夏天,由於農村衛生差,屋前後都有糞坑,外加雜草叢生,導致蚊蠅滋生,一到傍晚,屋內外群蚊亂舞。記得我女兒一歲時被咬得直哭,那時連蛟香也沒有,更沒有電扇,我只有揮舞篾笆扇以驅蚊護女兒。夜間睡在床上,雖然補好了蚊帳,帳外的蚊子轟鳴如雷,像要把蚊帳掀翻了似的。不過雖有這麼多煩心事,但小夫妻一週一聚,至今思之仍覺甜在心間。

監獄每半月便要在週末放露天電影,讓農民也來看。那真似節日般的「文化盛宴」,周圍十多里的人都要前來「躬逢其盛」。其實電影都是些老掉了牙的如「樣板戲」、《地道戰》、《地雷戰》以及當時的新聞簡報(越南打仗、老毛接見外賓之類),偶爾放映個朝鮮或阿爾巴尼亞的影片,那比我們今天看好萊塢大片還珍貴。可惜當時的中國人對國外(尤其是歐洲電影)的一些藝術表現手法已看不懂了,於是便有順口溜云:「中國的新聞簡報,越南的飛機大炮,朝鮮的又哭又笑,阿爾巴尼亞的莫名其妙」,叫人聽了覺得又好氣又好笑。但不管什麼影片,我妻子、岳父母一家必來,我則忙於接待找椅子板凳。電影一完,我們一起回農村:岳父高擎火把走在前面,姨妹、舅子、親戚斷後,妻子叫我走在中間,絕對安全,再加人多勢眾,犬只敢在遠處狂吠,偶有敢靠近的惡狗,都被我的妻舅、親戚順手撿起地上的石塊打得慘叫而逃。「百無一用是書生」的我,見此情景,真從心裏佩服他們的好手段!

往事如塵,一晃四十多年過去,我的兒女也有了孩子,岳父、岳母都已作古。只有這往日的情景,不管是苦、是樂、是喜、是悲都變成了無盡的懷念……

(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立場和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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