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怪現象：從非正常死亡到非正常活著(圖)
二胡獨奏演奏家美旋女士與丈夫江峰。（圖片來源：新紀元週刊）
大約1997年，我寫了一篇短文，曰《「養活」的定義是什麼》。當時中國官方檔常這樣說：「中國政府用佔世界7％的土地養活了21％的人口。」我這篇短文反問道：「1959年，全國數百萬人餓死，河南一地就有30多萬餓殍」，背著這樣記錄的政府如果也可以誇口「養活」人民，那麼請問你們的「養活」的定義是什麼？是不是把全中國人餓死光以前你們都可以誇口「養活」了他們？再者，即便談「養活」，也只有人民養活政府，斷非政府「養活」人民。
現在看來，「1959年，全國數百萬人餓死，河南一地就有30多萬餓殍」這句話裡的信息全是錯的。首先，那次餓死人不只是1959年，而一直持續三四年；其次，那次全國餓死的人不是數百萬，而是數千萬；再次，那次河南的餓殍也不是1959年30多萬，而是三年內餓死好幾百萬。
我將此文投寄上海《文匯報》著名副刊欄目「筆會」。該版資深編輯朱大路先生是一位非常嚴謹的編輯人，他覺得這些資料很陌生或很恐怖，不敢徑用此稿，便詢問（來信還是來電話，忘記了）問這些資料出處何在，是否準確。我回答他：「出處說不清，準確與否也說不清，不過我可以去查查。」
我寫此稿時34歲，在學校接受過22年全日制教育，所拿的本科、碩士和博士學位全是人文社科類（中國語言文學和新聞學）的。此時的朱大路編輯約五十歲出頭，且是全中國名列前茅的老資格雜文編輯。可就是這麼一對「有文化」、「老資格」的作者和編輯，竟對那場政治因素導致的民族巨災的瞭解如此不確和陌生，足見當時國人被資訊遮蔽的程度之嚴重。
北京圖書館（現名國家圖書館）目錄櫃裡的《中國現代史》和《中國當代史》有十多種，我共借出八種，其中有五種涉及到這段歷史（其他三種提都沒提）。不查倒還罷，這一查又查出一個比「養活」更令人憤慨的話題。
宋仲福、徐世華主編的《中國現代史》是這樣寫的：「由於農村糧食減產和高徵購，許多地區出現饑荒，不少人浮腫。全國出生率下降，死亡率顯著提高，1960年全國總人口比上年減少了1000萬。」
王松林、郭大鈞主編的《中國現代史》寫道：「1958年和1959年人口死亡率，由1957年的10.8％上升到11.98％和14.59％，而1960年的死亡率陡然升到25.43％，大大超過尚處於戰爭年代的1949年的死亡率（20％），全國人口淨減1000萬。特別是農村，1960年人口非正常死亡更為嚴重，這一年農村人口減少1702萬。」與上書相比，1960年的死亡人數多出700萬。
張揚主編的《中國現代史》寫道：「農村由於糧食減產和高徵購，許多地區出現饑荒，人民有的浮腫，出現非正常死亡現象，牲畜大量死亡。」此書提及非正常死亡，但未提具體數字。
柏福臨的《中國當代史》是這樣寫的：「1957年到1960年，糧食產量由3901億斤降到2870億斤，低於1951年的水準。部分農村發生饑荒，人畜出現非正常死亡。」也未提具體數字。
上海大學、中山大學、安徽大學、蘇州大學、武漢大學、復旦大學、廈門大學、華東師範大學八家大學編著的《中國當代史》是這樣寫的：「1957年到1960年棉花產量由3280萬擔下降到2126萬擔，下降35.2％，油料作物由7542萬擔下降為3405萬擔，下降54.8％，豬的存欄數也由1.4億萬頭降到8227萬頭，下降43.6％。」此書給出豬存欄的下降數字，人非正常死亡和人「存欄」下降數壓根兒沒提。
泡了一天圖書館，「餓死人」三字一次也沒碰見，更不用說餓死人的準確數字了，倒是「非正常死亡」這個詞出現頻率挺高。這是我第一次見有人在此處用此詞。
「非正常死亡」，顧名思義，凡不正常的死亡，諸如車撞死，雷劈死，天塌砸死，地陷悶死，吃飽了撐死，貪杯了醉死，獵豔者花下死，越貨者刀下死，都屬於非正常死亡之列。可是似乎那幾年中國既沒有那麼多的車，也沒有打太多的雷，天兼複，地周載，既未塌，亦沒陷，前面已經交代，糧食減產厲害，故也不可能是撐死，既無足夠多的糧食，吃且不夠，遑論拿來造太多的酒，故這麼多人亦不可能是醉死，而據一些人說，五六十年代社會弊絕風清，風氣令人神往，故亦不可能發生這麼大數目的花下死或者刀下亡。
那麼此外「非正常死亡」還有哪些品種呢？我找來手頭的工具書查，《現代漢語詞典》裡沒有這個詞條，《牛津法律大辭典》裡也沒有。書中沒有，問人。問誰呢？既然是「非正常死亡」，不是法律問題，便是醫學問題。先按醫學問題處理，我便打電話給協和醫院一位博士後朋友。不巧，人不在。我又給中國人民大學一位法學博士（我們同屆）通話，他說：「法律上，正常死亡叫自然死亡，與自然死亡相對應的，不叫非自然死亡，也不叫非正常死亡，而叫法定死亡，比如洪水衝跑了，戰場上失蹤了，活不見人，死不見屍，也不見於俘虜名單，都屬於法定死亡。」
問了一圈，等於還是沒有得到什麼是「非正常死亡」的答案，我有些失望。過一會，法學博士說：「對，文革時很常用這個詞，『五類分子』比如老舍跳湖，張志新割喉，在統計上都歸為『非正常死亡』一類。」
原來如此！
可轉念一想，老舍、張志新們的「非正常死亡」，早就弄清了究竟是怎麼個非正常法兒，而且該平反昭雪的平反昭雪，該補發工資的補發工資（只是可憐一死萬事休，這些對於死者都毫無意義了），何以上述現當代正史裡至今還在幾千萬農民的死因上玩曲筆的鬼把戲呢？我們能對日本有人將「入侵」寫成「進入」義憤填膺，卻對將同胞「餓死」曲筆為「非正常死亡」孰視無睹；國際社會至今還在為慰安婦和二戰期間被害的猶太人尋公平，而我們居然不能在死因上給幾千萬餓死的鄉親一個直面的說法；作為錯誤政治犧牲品的幹部和知識份子，有人為他們呼籲恢復名譽，而被錯誤政治和政策餓死的農民卻徹底被忽略、被遺忘——這不公平。
於是我又「憤筆」寫了《什麼是「非正常死亡」》一文。此文與「養活」一文先後發表於《文匯報》的筆會副刊。這是大陸大眾媒體（不是專業書或其他小眾媒體）第一次向普通公眾（不是專家）揭開「非正常死亡」這道傷疤和提出這個話語。至2007年，此文被大陸最大雜文刊物《雜文選刊》的讀者評為十年來的雜文名篇之一。
如今中國人的非正常死亡已是華人世界常識性的話題，可是另一個更觸目驚心的普遍現象——中國人的「非正常活著」，卻直到最近才浮出水面。人看蘋果落地，看萬物落地，看了幾萬幾十萬年幾百萬年，可只有牛頓由此提出萬有定律。中國人的非正常活著，中國人看了、活了幾十年，可能幾百年、幾千年，則直到齊家貞才把它提煉出來（我是在香港57出版社出版的萬耀球的《滾爬血腥路》一書的武宜三序言中第一次看到這個詞的）。當年梁啟超提「新民說」，辦《新民叢報》，魯迅接著梁任公挖了一輩子國民劣根性，本質上都是在探討中國人非正常活著的問題，只是他們都沒有這麼直截了當地概括這個現象。余華的《活著》實際上是寫非正常活著，可惜沒有概念化為一個詞。
任何社會問題，只有大家先來關注它，才可望解決它。如何解決中國人非正常活著的問題，中國人怎樣才可能過上正常的生活，這是一個系統工程。對於這項系統工程，我這裡先提幾個偏於理性思考的問題，以作引玉之磚：
1、中國人非正常活著的類型或表現有哪些？
2、誰或哪些因素讓或使中國人非正常活著？
3、使中國人非正常活著的手段有哪些？
4、對於這個非正常活著的社會，你我個人應負哪些責任？或者，我們是如何讓別人（包括自己的兒女）非正常活著的？或者，非正常活著的他人條件或社會土壤是怎樣的？
5、中國人如何才能活得正常？
6、如何讓更多中國人像關注非正常死亡一樣關注非正常活著的現象？
最後，怎樣才算是正常活著？
針對上述問題，我這裡提供幾件現象幫大家參悟。一件現象是，幾天前看陽光衛視介紹台灣老兵回大陸尋親的節目，其中說：1949年國民黨軍政人員及其家眷150萬人遷台，這個遷移規模是人類歷史上沒有的；直到半個世紀之後，這些人才可以回故鄉見親人或見親鬼，如此長時間的間隔也是人類歷史沒有過的。對此，我聯想到的是：這也是一個非正常活著的中國人群體。為什麼只有中國人才有這麼大規模的政治因素導致的遷移，為什麼只有中國人才遭受如此長久、如此大面積的骨肉分離？
再一件現象是關於高智晟的。把老高抓起來，不讓他「亂」講話，「可以理解」，關鍵是不告訴他妻子兒女老高的下落，叫他一家老小成年大哭小叫非正常地活著，這又是何必？一個政府，為什麼一定要讓它的國民非正常活著的人越多越好越快樂越盡興呢？這不是心理有問題嗎？這不是當今中國的政治文化是劣種政治文化的明證嗎？請記住：一個政府，讓非正常活著的人民越少越好！
再一件現象是關於上面提到的萬耀球先生的。萬先生告訴我，他的三個兒子在生活上都對乃父很慷慨，可就是在父親過去的不公正待遇上不能與父「同心」，甚至與父親關係緊張（老二尤甚）。為什麼會這樣？萬先生現在覺得自己是「自食其果」。當初因擔心「影響」孩子前途，從不向孩子講述自己的不幸遭遇，也從不講一句共產黨的「不是」，連孩子們上大學的專業都一律避開政治，全學理工，不許學文科（老大老二一個北大畢業，一個清華畢業）。實際上這等於萬先生一手為自己的孩子創造了一個非真實的成長環境，等於把自己孩子的大腦讓給別人作了夜壺。那麼如此說來，如今萬氏父子之間的非正常活著就不能全賴共產黨的宣傳了。
再一件現象是關於二胡獨奏演奏家美旋女士的。網上說，美旋與丈夫結婚十餘年，只在一起生活幾個月，夫妻至今已十年沒見面。這十年中國無戰爭，不是季羨林先生因第二次世界大戰在德國呆十年的時代；這十年中國的飛機火車天天在提速，每小時能飛跑幾百到上千公里，不是秦朝孟姜女尋夫的時代，美旋女士夫婦怎麼可能暌違十年不見面呢？這就屬於人作孽，不可活了。有些執掌權柄的人，心理嚴重變態，以製造盡可能多非正常活著的中國人為樂，就他自己抱著女人睡，把天下其他夫妻都弄得跟太陽月亮似的一輩子撈不著見面親嘴過正常夫妻生活才稱心。讓別人非正常活著的人，自己必須先活得不正常。一條捆人的鎖鏈，解放他人也是解放自己，不解放他人也無法解放自己，只有解放他人才能解放自己。
最後，關於怎樣才算是活得正常這個問題，以我目前的眼光看：也只有普世價值，才能讓中國人活得正常。在這個意義上講，福山的歷史終結論並不過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