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角度分析:無信仰社會為何更加苦難?(組圖)


文革期間,佛像被毀的痛心場景……(網路圖片)

【看中國2019年4月11日訊】一

從物質意義上講,人是逐利的,這是本能。所有物種進化的動力源於生存和繁衍。人之逐利源於,為了更好的生存條件和繁衍選擇權,及由此所衍生出來的攀比之風。

物質是人的幸福感的重要組成;但人,畢竟不同於其他動物,人具有精神追求,精神享受也人之幸福感的重要組成(精神享受可以由物質享受帶來,這些可以被歸類到物質享受);

在人類對世界運行瞭解匱乏的年代,人類對未知事物的恐懼,導致了精神撫慰的需求。道教、佛教、基督教等在不同地區應運而生,皆會給人以精神撫慰(有信仰)。當然,精神享受不止包括精神撫慰,還包括個人興趣發揮、閑暇等其他非物質享受等。

在滿足程度一致的精神物質無差距曲線上,無信仰會驅動人追求更高的物質生活(有人稱之為「物質信仰」),需為此付出更為辛苦的勞作。


無信仰社會具有更高的物質追求,驅動人從事更為辛苦的工作(作者博客)

換言之,比較苦逼。

逐利,又可以分為創造財富與搶掠財富(此處泛指一切非通過創造方式參與財富分配的行為),多數情況下,這也是善惡的分界線。

人性善惡並存;人性之惡,多體現在損害他人滿足自我,是一種更低層級的「利己性」。

人性之善,則體現在通過「利他性」潤滑群體人際關係,提高群體協作性,使財富創造高效化,最終反饋為「利己性」,利他終利己,是一種更高層級的「利己性」。

人人創造財富自然會放大財富總量,利於社會步入物質文明;人人搶掠則並沒有增加財富總量,僅僅是存量轉移,是不利於財富積累的。

文明,表現為一種社會秩序,激勵個人道德完善,減少損害他人行為,維護公共利益。

文明將個人逐利行為約束在創造財富上(而非搶掠),促進群體財富增長。野蠻,則是文明的對立面,指向社會處於無序狀態,慣於搶掠。

文明必將征服野蠻?歷史來看,這個結論在歷史長河中的多數時間是錯的。

自西方歷史看,最為文明的希臘率被野蠻的羅馬征服,羅馬被更為野蠻的日耳曼蠻族征服。古希臘是西方文明的源頭,西方的哲學、藝術、文學、數學、醫學等思想的源頭,都源自古希臘。

日耳曼蠻族呢?一句話能夠描述,他們認為「能流血絕不留汗,流汗是下等人幹的事」,財富就應該是搶來的。切換到中國視角,中國歷史來看,整個中國史也是北方野蠻少數民族輪番入侵中原文明地區的歷史。

這對文明是一種莫大的諷刺。

原因呢?文明促進了社會富裕。文明創建了有序社會,使個人利益符合公共利益,從而維護了社會財富的良性增長。律法、道德、個人素質的提升驅使個人習慣於以創造獲取財富,進而改進工作效率,激發社會財富總量增長。

而野蠻則慣於搶掠,熟於戰爭,忽視創造財富,社會發展停滯。文明一方越富有,野蠻一方越貧窮。野蠻一方獲勝能獲取的利益越大,文明一方獲勝能獲取的利益越小。越會加大激發野蠻一方的獲勝慾望,卻壓制文明一方的獲勝慾望。

歷史多數時間,文明一方即算獲勝也不會對野蠻一方趕盡殺絕,因為這是一項投入大於產出的投資。

在歷史上的面對面戰爭年代,野蠻一方熟於戰爭,更高的獲勝慾望激發的戰鬥欲常常是戰役勝負的關鍵,從而表現為文明不斷被野蠻入侵,且屢屢入侵成功。但入侵成功後,野蠻再無搶掠對象,財富只能自身創造。於是,野蠻的入侵方只能接受文明,步入文明。

中國,入侵中原成功的少數民族接受了中原文明;西方,希臘文明被羅馬接受;羅馬被滅後,文明又被日耳曼蠻族接受,逐步演化為歐美文明。

至近代,戰爭已經徹底立體化,面對面戰爭不再是決定勝負的關鍵。戰爭變成了技術與資本投入之戰,戰鬥欲與技巧不再具有決定性作用,投入資本量才具有決定性作用。這需要文明來激發財富積累。

野蠻再難戰勝文明,文明開始頻頻入侵搶掠殖民地。

經濟學,是在文明的前提下,研究如何促進財富創造。

經濟就是一個分工和交換的過程。經濟增長依賴於分工效率提升大於交換效率的降低,否則,就會一直自產自銷,不進行交換。

城市化將人聚集在一起,可提升分工效率,卻也提升了交換成本。交換成本上升過快就會發生逆城市化。即算現代社會,極端情況下,交換效率的阻滯嚴重超過了分工效率的提升,仍會發生逆城市化。

1930年,美國大蕭條期間,就發生了逆城市化。現代社會多為貨幣工資,貨幣價值不穩定(高通脹)成為交換效率最嚴重的阻滯,其次則為房價。

很容易理解,分工需要租借工作場地,交換需要租借存儲倉庫,房價會從分工和交換兩方面摧毀效率,是摧毀經濟效率的殺器,是逆城市化的根源。

為了讓交換儘可能長時間的健康運行,儘可能將財富平均分配在所有人手裡是一種發展趨勢。

上世紀初左右,大致產生了三種思想模式;

1)計畫經濟,生產與分配按計畫進行,馬祖師為代表。

2)自由市場主義,由市場決定資源配置,認為政府應儘可能的少干預,以哈耶克為代表。

3)還有一種折衷的,凱恩斯為代表,凱恩斯主義強調政府對經濟進行干預和調節 ,但也不主張政府包攬和決定一切,並且反對壓制市場機制的功能和作用。

沒有哪個政府會喜歡自身沒有存在感,徹底的自由市場主義在最初注定不會被重視。計畫經濟和凱恩斯主義是兩種主要模式;直至上世紀70年代末,實踐中已經證明,計畫經濟和凱恩斯主義存在缺陷,計畫經濟體制都已經做出調整,凱恩斯主義在西方也已經臭名昭著。

70年代末以來,哈耶克的理論逐漸受到重視,逐漸在經濟學中佔據主導地位。小政府化趨勢有助於經濟發展被重新認識。減稅並不總能刺激經濟發展,以增加負債來減稅僅僅是一種騰挪,對經濟並沒有刺激效果,而增加政府投資則還會額外造成低效投資對高效投資的擠壓。對經濟具有刺激作用的僅僅是政府減少收入同時減少支出,即政府規模趨小。

計畫經濟最大力度上想保證公平,卻無法激勵效率,最終結果就是全民皆窮,不會產生經濟危機,卻仍會有社會危機。

市場經濟激發了效率,卻會導致貧富分化,最終交換還是會進行不下去,被迫以經濟危機(或社會危機)進行修正,並由此產生經濟週期。

貧富差距,為什麼是經濟發展的障礙?

經濟,去除貨幣潤滑來看,只是個物物互換的過程。財富集中度高代表著交換進行不下去了。怎麼辦呢?

多數時候是,推倒重來。所以,歐美富裕階層已習慣於從事慈善,這有助於減少推倒重來的機率,有利於富人財富保護。

歷史來看,分配逐漸趨向於——讓公平分配的維持時長盡量久一點,讓健康交換時間段能進行的更久,走的更遠,這不唯獨是保護窮人,也是保護富人。這是奴隸社會——封建社會——資本主義,進化的驅動力。

正如人總是會死的,但都在努力儘可能活的時間長一點、舒服一點、安全一點。經濟也一樣,目前還沒有哪種模式可以讓經濟長生不死,但一直在努力讓經濟的健康交換時間段維持的更久一點。

很顯然,儘可能在保證效率的前提下,將盡量多的勞動成果分配給勞動者,交換就可以更長久的維持下去,經濟週期時間段就會拉的極長(雖然還是會存在),而不會是短短十年就會發生一輪經濟週期。這需要政策抑制非勞動得利,鼓勵勞動得利。

然而,事實恰恰相反。目前,各國貨幣政策干預經濟大行其道。

金融本就是一個預期遊戲,具有明朗預期的貨幣政策大大激勵了金融通過非勞動得利,加速貧富分化。哈耶克認為,經濟週期主要由政府干預導致的通脹引發,並在其著作《貨幣的非國家化》中認為,應廢除各國政府對貨幣創造的壟斷,鼓勵私人參與發行貨幣,以競爭維持幣值的穩定。

這是一種烏托邦式的設想,沒有哪個國家會放棄貨幣發行的權力。但是,在哈耶克的觀點提出後,勞倫斯懷特研究了蘇格蘭的貨幣發行競爭體系,尤金懷特研究了法國大革命時期貨幣發行競爭,休羅考夫考察了美國歷史上的競爭性貨幣發行,所有例證都證明貨幣競爭確比政府壟斷發行要更穩定。

幣值穩定是經濟發展最好的潤滑劑,貨幣競爭有利於經濟發展,有利於保護個人財富。

貨幣,詞語中包含了「貨」字,「貨「的含義即為它是一種商品,幣則是它又是交換媒介。

貨幣是一種被政府壟斷的商品,當然,這種商品的成本近似於零。既然是一種商品,也會受商品供給與需求的制約。貨幣的供給方為各國政府,供給方有限,是一種寡頭市場,寡頭市場會謀取聯合行動,例如石油供給中的歐佩克。

貨幣市場同樣有聯合,多數國家貨幣政策會選擇同步行動。但卻也有競爭。

現代社會中,隨著貿易自由化的進行,貨幣國際化也在進行。不同國家之間貨幣存在著競爭。穩定的貨幣聲譽會贏得利潤——收取本國之外的鑄幣稅。不穩定的貨幣聲譽則會連本國市場都保不住,例如,委內瑞拉和土耳其民眾皆有拋棄本幣持有美元、歐元及黃金的行為。

可以說,居民財富之所以沒有縮水的那麼快,來源於國際化已經推動了不同貨幣之間的市場化競爭。

金融,文明時代的野蠻元素。

在各國貨幣政策慣於干預之下,貨幣政策近乎確定的預期為金融野蠻人裝配了死神鐮刀,成為收割存量財富的利器,而再非促進經濟增長的手段。

金融界向來以高薪著稱,但其本身卻不創造財富,那財富從何而來?

金融行業在貨幣寬鬆期大肆擴張賺取利潤,並將利潤分配給個人,卻將風險留給公司。當最終發生風險時,公司卻大而不能倒(系統性危機),迫使政府救市,設法將風險轉嫁於全民承擔。

2019年1月開始,中國股市大幅上漲,根據媒體統計,截至3月29日,今年以來滬深兩市合計有852家上市公司的重要股東累計實施減持達到4542次,同比出現大幅增長的跡象。至於重要股東的減持金額,同樣創出了2015年以來的新高水準,資本套現需求明顯升溫。

金融業收益歸於個人,風險全民承擔,加劇貧富分化,加速經濟週期的到來。

在多輪的股災中,多年積蓄的存量財富化為烏有的大有人在。但存量財富並沒有失蹤,而是轉移為別人手裡的財富。

除了暴力因素之外,金融搶掠行為與野蠻社會搶掠行徑並無二致。金融,已成為文明偽裝下的野蠻因素。

(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立場和觀點)
本文留言

作者憑欄欲言相關文章


相關文章


近期讀者推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