權力如何「碾碎」一個天才(圖)
青年時代的曹禺（網路圖片）
【看中國2019年4月11日訊】「魯郭茅．巴老曹」，基本上，80後和90後的父輩們，對這一排名該是異常熟悉的。
這六個人的名字，基本代表了主流意識形態對當代作家的某種排序。這是一種政治意義上的「秩序需要」，畢竟同時代的胡適、錢鐘書等，在文學和思想造詣上，並不輸於上面六位。
但這個排名依然涵蓋了對作品和思想性的評判，將曹禺成為當代文學的傑出作家，恐怕不會有太多人反對。
畢竟，一個人在23歲的時候，就能創作出《雷雨》這樣的作品，以我輩之愚鈍，只能把「天才」的標籤安給他，這樣才顯得自己不至於過於淺俗。
寫《雷雨》時，曹禺還在清華大學上學，他常常泡在清華的圖書館裡，一寫就是一天，以至於圖書管理員為其破例，允許他閉館後還可以留下來寫作。
那時，曹禺坐在一張長桌前寫作，桌子的另一面，是他的女朋友，一位清華大學法律系的高材生，後來成為曹禺第一任妻子的鄭秀。
曹禺是年少成名的典型，《雷雨》的出版震撼了戲劇界。據說巴金一口氣讀完《雷雨》，「淚流滿面」。
《雷雨》之後，曹禺接連寫出了《日出》、《原野》、《北京人》等作品，一時風光無兩，榮譽紛至沓來。他和鄭秀結婚那天，田漢、巴金、張天翼等文化名流專程來南京參加。
如果人生有四季，曹禺在40歲之前，一直都是春天。
40歲之後，他迎來了人生的第二季，冬天。
（二）
「我羨慕街道上隨意路過的人，一字不識的人，沒有一點文化的人，他們真幸福，他們仍然能過著人的生活，沒有被辱罵，被抄家，被奪去一切做人應有的自由和權利。」
說這話的時候，曹禺的身份是「牛鬼蛇神」。那個時候，他經常和一些同樣被稱為牛鬼蛇神的人，去掃大街。
很多不懂事的孩子，看到他們的穿著打扮就知道是「壞人」，是「反革命分子」，雖然孩子們可能還不能理解什麼是反革命，但他們知道往這些人身上扔石頭。
不要覺得曹禺慘，實際上，此時的曹禺算得上是「幸運」的。他的同事老舍選擇了跳湖自殺——那個時候，自殺成為了一種解脫。
活著的人更慘，遊街、批鬥，他親眼看到自己的好友田漢跪在地上，脖子上掛著「黑幫分子田漢」的大牌子。曹禺沒有受過什麼酷刑，是因為當時周恩來總理對紅衛兵們說了一句話：「曹禺不是走資派。」
但曹禺還是被扣上了許多大帽子，他被抄了家，關在一間廢棄的澡堂裡。他每天都要重複很多遍「我有罪，我向人民群眾請罪」。他的第二任妻子方瑞這期間在家吃安眠藥去世，他連最後一面都沒有見到。
曹禺掃大街的時候，看見過第一任妻子鄭秀。鄭秀愛了曹禺一輩子，宣讀離婚協議的時候，鄭秀哭的氣都喘不上，兩人離婚後，鄭秀終身未再嫁。
是鄭秀主動在尋找曹禺，她總是默默站在遠處觀望掃街的曹禺。當曹禺認清那就是前妻的時候，兩個人卻都只是隔著一條馬路，默默無言地看著對方，沒有交談，也沒有表情，假裝對方只是陌生人。
所謂世間最遠的距離，其實並沒有什麼稀罕的，文革時，無數對中國夫妻和父母子女，都曾經經歷過。
曹禺和鄭秀中間並沒有柏林牆橫亙，但是，誰也不敢跨出那最後的一步，都怕自己的莽撞給對方增添不必要的麻煩。
我想，那道牆，大概還是有的吧。
這時的曹禺，將無限的才華，用在了寫檢討材料上。
23歲就寫出《雷雨》的天才作家，寫出來的檢討材料，卻屢屢被上級以「認識不深刻」為由打回來重寫。也許曹禺從來沒有覺得寫作是一件這麼難的事情。
文革過後，有記者問曹禺：你最大的罪狀是什麼？
曹禺說：「反動文人，反動權威，30年代文藝黑線，腐蝕了許多年輕人。」
（三）
「我寫的東西最初出現的時候，還有人說過我進步。他們逼著你招供，供了以後不但別人相信，甚至連你自己也相信，覺得自己是個大壞蛋，不能生存於這個世界，造成自卑感，覺得自己犯了大錯誤。這種自暴自棄的思想就產生了，這種思想上的折磨比打死人還厲害。」
如果你去百度百科查看曹禺的詞條，會發現一件非常弔詭的事情：
在1949年以前，他密集地創作了許多人們耳熟能詳的文藝作品。但是在此之後，曹禺彷彿停止了文藝創作，人生的後半場，曹禺貢獻的作品少的可憐，只有2部，且對於大多數人而言，這兩部作品的名字，都是聞所未聞。
中年以後，本該是作家創作的成熟期和高峰期，這就不免讓人問一句：曹禺怎麼了？
在曹禺女兒的回憶中，曹禺的枕邊經常放著一本《托爾斯泰評傳》。曹禺讀這本書，讀著讀著會突然間變得歇斯底里，對著空氣大喊大叫：
「你不知道我有多慚愧。我要寫出一個大東西才死，不然我不幹。」
單從這句話，我們便能感受到曹禺內心有多痛苦。
對於曹禺這樣一個對寫作充滿熱忱，23歲就寫出《雷雨》的人，盛名之下，他的內心不可能不渴望「偉大」，不渴望再次執筆寫出一部令人怦然心動或熱淚盈眶的作品。
可建國以後，曹禺再也沒能寫出什麼東西。
這當然不是因為生活和歷史沒有給予他應有的靈感，只是，曹禺的內心裏，有一些東西徹底斷裂了，徹底被碾碎了。
正如女兒萬芳所言：文革徹底把曹禺碾碎了，他的腦子已經不自由了。
被譽為中國的莎士比亞的曹禺，被黃永玉讚為中國的托爾斯泰的曹禺，跨過1949年的門檻，一直到他去世，曹禺只勉強寫了兩部作品，以及一部參與集體創作的劇本。
這兩部作品是什麼樣子呢？
其中一部是《明朗的天》，講述的是一群知識份子接受新社會改造的故事。還有一部是《王昭君》，同樣屬於政治任務，任務的主旨是希望借王昭君的故事，來歌頌一下民族團結的精神。
曹禺寫的很賣力，硬生生地把王昭君寫成了一個甘願為了國家利益，放棄自我的偉大女性。而在此前人們的印象裡，王昭君一向是個哭哭啼啼的，兩國博弈下的時代犧牲品。
就是這樣的作品，仍需要層層審查和修改，曹禺的女兒回憶道：
「爸爸不知道修改了多少遍，仍難盡人意。爸爸感到無所適從，很苦惱，他創作生涯第一次遇到這個問題：作家個人的寫作竟然要涉及到這麼多的人和事。」
（四）
「我是用社會活動麻痺自己，我想寫，寫不出，痛苦。」
平反之後，曹禺恢復了公職，在文壇上的地位也逐漸被人承認。他的頭銜越來越多，曹禺越來越忙，但這種忙碌對曹禺而言，卻是一種躲避。
別人看起來，他有公職、有汽車、有司機、有地位，但內心的痛苦只有曹禺自己知道。
《雷雨》被當做為一出「帶有濃厚封建色彩的資產階級家庭悲劇」而迎來了重新排練和公演的機會。
但是，曹禺卻高興不起來，因為他無法融入自己的作品裡增添的一些「新東西」。
按照上級的要求，新《雷雨》的排演，要編劇導演按照階級分析法去分析人物，要所有演員帶著階級感情去演，演員們雖然都表現的慷慨激昂——可問題是，《雷雨》不是樣板戲，並不需要演員們都是一副慷慨激昂的狀態。
曹禺痛苦地說：「我的劇本裡，根本就沒有那麼多東西」。
曹禺曾經發誓，一定要寫出一點什麼東西，發出自己的憤怒和抗議。
但是，人生的後半場，他終於還是什麼也沒能寫出來。
曹禺去世後，巴金的女兒給曹禺的女兒打電話說：
「我爸說曹禺真可惜，他就這麼走了，他心裏有好多好東西，他把它們都帶走了。」
黃永玉曾經給曹禺寫過一封信，這封信在阿瑟．米勒來華時，曹禺親口給他讀過。
這封信裡面，黃永玉向曹禺發出連續的拷問：
「我愛祖國，所以愛你。你是我那一時代現實極了的高山，我不對你說老實話，就不配你給予我的友誼。作為藝術家和作家的你，曾經是大海，可是現在卻變成了一股溪流。何時你才會在紙上再寫出波瀾壯闊的場面？1942年以來，你沒有寫過真的、美的、有意義的東西。我們的國家對你的才華做了什麼？什麼東西能抵得上這種損失？」
是啊，國家對你的才華做了什麼？
米勒回憶道，曹禺當時「眼含淚水，目光熾烈」。讀完信後，曹禺喃喃說了一句：
「實話！這才是好朋友應該做的！千真萬確！」
（五）
當代文學史上，有一個現象被稱為「曹禺現象」。
「為何曹禺在短短數年內能以令人驚嘆的速度在文壇迅速崛起，而後又在正當盛年之時其藝術創造力很快下滑？曹禺後期劇作的生命力為何迅速衰退？導致他衰退的根本原因是什麼？」
這一系列的問題，曾經擺在許多研究當代文學，研究曹禺生平的學者桌面上。
其實，即便是倉促地瞭解完曹禺的一生，你大概也會有和我同樣的感嘆：
答案已不言自明！
曹禺逝世之前，對前來探望他的吳祖光說了一句話。
這句話，或可作為曹禺本人對自己一生際遇的總結陳詞。只是不知，當時說這句話的曹禺，內心滋味幾何？
他說：「我這一輩子啊，太聽話了！」
(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立場和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