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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經不起折騰,中國也經不起

 2020-05-28 10:32 桌面版 简体 打賞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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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港版國安法」的決議草案即將審議通過,消息傳出,引發各方關切。

香港經不起折騰,中國也經不起。無論香港,還是中國大陸,目前都需要休養生息。經過此次新冠疫情的嚴重衝擊,經濟受到重創,大疫尚未消除,歐美和世界許多國家因疫情而向中國追責,中外摩擦和衝突加劇,當局左支右拙,疲於應對。在這種情況下,理應採取低調收斂的防守戰略,但求事少,不宜不嫌事多,四面出擊,再新辟戰線。理應盡量避免再授人以柄,自招國際制裁。

特別是對香港而言,去年曆時大半年的反修例運動,在今年年初好不容易沉寂下來,安定局面來之不易,不宜沒事找事,再啟事端,再引發動盪。

中國而言,本次百年未有的新冠疫情最初在武漢爆發,而後席捲全球,對中國和世界各國經濟和公共衛生安全帶來異常沈重衝擊,世界經濟步入蕭條和衰退。全球數百萬人感染,數十萬人因疫情而死。中美關係在貿易戰之外,因疫情擴散而增添新的緊張氣氛。一些國家向中國提出追責和索賠行動。在國際上,「去中國化」、「與中國脫鉤」之聲不絕於耳,排斥中國漸成美國和西方國家的主流意識,中國的外部環境趨於惡化。

撇開意識形態的分歧,且不論誰是誰非,僅就策略而言,即便某一立法被認為如此重要,是否非得選在這個時間節點?20多年都過去了,是否非得在這種內外局勢堪憂之際,再引發爭端?是否緩一兩年,待局勢稍微平穩再考慮,天就會塌下來?

香港本無事。香港問題其實都是自己製造出來的。

自香港回歸以來,20多年中,香港發生四次大規模遊行運動:2003年的推行23條引起的數十萬人走上街頭,2012年的「反國教」運動,2014年的「佔中」運動,和2019年反逃犯條例運動,其中三次都是因推行某種與大陸體制相關的條例或教化而引起。

試想,倘若沒有這些沒事找事的改變現狀的嘗試,採取無為而治,50年以後再說,香港會安靜很多,至少四次中的三次大規模示威運動不會發生,港人也不會這麼快日益偏激,而北京自己也不會這麼快「忍無可忍」。

這就引出一個問題:是否有必要如此操之過急,50年一半不到,就匆匆要去改變什麼?是否等到50年後,香港就會跑掉,變成別人的?

原本,無論國安條文也好,國教也好,目的都是為了香港的安定和港人的歸心。可是卻適得其反:不動可能還好,越推進,港人就越離心離德。

這實際上變成了一個死循環:每「推進」一次,矛盾就激化一次,對立就加深一次。港人認為,說好的50年不變,你卻總是想作改變。總想改變港人原有的生活方式、法律和教育制度,削弱港人的自由,所以他們要反抗。而北京認為,你這麼反對,就說明你是反對一國,是港獨,是動亂分子,就證明國安條文和國教是必要,所以,絕不能妥協。

如今,這個死循環又在重複。香港現在本來已經安靜下來了。經去年大半年的反修例運動,人心已經疲勞,加上新冠疫情的衝擊,市民已經減少出行,泛民的政治鼓動已難以聚集人潮。忽然之間,又來了一個折騰,「港版國安法」從天而降,平靜又被打破,動盪又起。

在中國幾千年的政治傳統中,法律和條文從來就只是「紙上談兵」,從屬於王權和人治,不怎麼當一回事,憲法、法律都是如此,要麼有法等於無法,要麼想變就變。令人費解的是,對香港23條,卻有人一反常態,20年來,一直唸唸不忘,不達目的,決不罷休,將國家安全和香港安定寄託在這一紙條文上,好像有了它,就可以高枕無憂,天下太平,沒有它,就寢食不安,有國家顛覆之憂。這既一反體制傳統,也完全不是現代式的。因為按傳統,條條不如實際重要,而按當代理念,法律的本質在於認受性。

香港彈丸之地,回歸已有20多年,中國有駐軍。所謂港獨,所謂顛覆,只是一個偽命題。即便有人喊出幾句偏激口號,或有偏激舉動,那也是因為上述死循環製造和培育出來的。

像那種選舉,遊行,出版幾本政治八卦書籍,喊幾句反共口號,是否真有那麼大的能量來顛覆偌大一個中國?去年香港鬧翻了天,而中國大陸卻毫無波瀾,平安無事。這說明,由於體制區隔,所謂國安風險,完全是被誇大了。

再說,如今中國國門開放,去國外,去臺灣不是什麼難事。選舉示範,「反共宣傳」,政治八卦,信息傳播,耳聞目染,沒了香港,還有臺灣和海外。是否都要封起來,關閉國門,回到從前?

香港問題還涉及到一個熊掌和魚是否能兼得的問題。

在北京宣布此項「港區國安法」議程之後,僅隔數小時,美國總統特朗普星期四在白宮表示,中國如果按其計畫推動在香港實施國安立法,美國將作出「強烈回應」。英國、澳大利亞、加拿大和歐盟等也對此發表聲明,表達關切。

香港事務固然是中國內部事務,但香港不同於中國內地城市,其特殊的國際經濟地位使之備受國際關注。去年反修例運動引發的美國國會通過《香港人權與民主法案》。該法案提出,美國國務卿每年應向國會提交報告,去審視香港是否仍然有足夠的「自治」去享受美國給予的特殊待遇(包括關稅)。

香港之於中國的價值,在於它的獨立關稅區和世界第三大金融中心的國際經濟地位,這是內地其他城市不可替代的。一旦香港失去這種特殊待遇,香港與內地一般城市無異。在中國內地,人口數百萬以上的城市有數十個之多。一個武漢都有一千萬人。多一個內地化的香港,於中國無多少增益,而失去一個有現有國際經濟地位的香港,對中國而言,其損失將難以估量。

特朗普所說的「強烈回應」是否與特殊待遇相關,目前不得而知。除非北京事先已經摸底得知,美國斷不會「來真的」,無論如何絕對不會取消香港的這種特殊待遇,否則,這將是一種冒險。當然,如果北京已不在乎失去香港的這種特殊待遇,另當別論。

而這就意味著一個孰輕孰重的權衡和選擇:是國安條文重要,還是獨立關稅區和世界第三大金融中心重要。如果熊掌和魚不可兼得,寧可保留哪一個?

即便按北京的樂觀估計,此次港人的反對運動可能不會有像去年那樣的規模,而美國近期的反應也可能不會走到馬上取消香港特殊待遇的地步。即便北京戰術成功,但就戰略和長遠而言,香港現有國際經濟地位、獨立關稅區和世界第三大金融中心終將因自由體制不再而失去。

上天眷顧,兩次賜珠中國。一個上海,被稱為東方明珠,一個香港,被稱為東方之珠。當年上海是遠東最大的都會以及商業和金融中心,是僅次於紐約和倫敦的全球第三大股票市場和第三大債券市場。70年前的一場政權變更,導致其金融中心地位消失,而被香港取代。僥倖的是,好在「肥水」沒流外人,香港還是中國的。如今香港是否會重蹈當年上海的覆轍,金融中心地位能否保持,中國的前後兩顆珍珠是否最終都會失去?

事在人為。上天給了中國兩次機會,莫非兩次都要玩砸在自己手上?天賜不取,自己已有的都不珍惜,又怎能怨天尤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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