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號召全國各地的知識青年去農村上山下鄉。(網絡圖片)
20世紀60年代末,我下放在蘇北串場河東一個偏僻的鄉村。那裡的農民當時很窮,住的房子都是茅草蓋的「頂頭舍」(即山牆呈南北方向,門戶就開在南山牆上),吃的是雜糧。
插隊第二年的冬季,我們就遇上了可怕的糧荒。我們這些身在異鄉,無任何外援全靠分糧分草過日子的插隊知青,常常寅吃卯糧,不斷預支,往往麥子沒上場,玉米已吃光,而生產隊除備戰糧、種子糧外,也難以滿足我們隔三差五的借糧要求。沒有辦法想,只得晚上到集體田裡挖胡蘿蔔充飢。
但這個辦法不能長久,一旦敗露後果不堪設想,況且這蘿蔔消化快,對我們這些飯量正盛的年輕小夥子來說,起不了多大作用。更傷腦筋的是,我們幾個知青都被分配在男壯勞力組,盡幹挑擔挖溝的力氣活,腹中的空虛常使我們不能盡力為之,因此又遭到同組一些社員的議論。每晚收工回到牛棚裡(當時知青宿舍還未蓋,只得暫與牛同宿),知青們一個個臉色沉重,愁眉不展,不知道這樣的苦日子熬到哪一天才能出頭。
有一天,缸裡徹底斷糧了,因超支太多,生產隊再也不肯預借糧食給我們。大家坐在鋪邊發呆,同組的小楊竟女人似的嗚嗚地哭起來。我咬咬了嘴唇,驀地吼了一聲:「去搶糧!」大家先是一愣,隨之便齊聲響應。於是我們用草繩勒緊褲腰,每人肩上搭一條糧袋,互相壯著膽子,首先衝著「大戶」——生產隊曹隊長家而去。
原以為會遭到他們家的「奮力抵抗」,沒想到曹隊長見到我們這些氣勢洶洶的「糧匪」,一點兒也不緊張,只是悶著頭繼續抽他的旱煙袋。他女人卻有點吃驚,見我們在翻缸搜櫃,哭著跑出去了。折騰了半天,只搜出了10多斤玉米糝和20多斤玉米,我不服氣,猛地揭開鍋蓋一看,一鍋子胡蘿蔔纓子煮糝粥。
也許是餓急了的緣故,我們一人盛了一大碗,不管好孬,呼啦呼啦地灌進了肚子,臨走,想到給隊長家裡也要留點活路,我們只帶走了10多斤玉米糝,寫了張「借條」,揚長而去。走到半路,遇上了曹隊長女人領來的幾個大隊武裝民兵,「人贓俱獲」,又無路可逃,看來只有準備硬拚了,幸好這時曹隊長聞迅趕來,拿著「借條」,替我們開脫罪責,這才暫不追究。
為了珍惜這來之不易的糧食,我們實行每日兩頓制,每頓每人分配一碗胡蘿蔔糝粥,決不允許有多吃多佔的現象。同組知青中,胃口最大的是小申,每次總是他先把粥喝完,然後貪婪地盯著我們的粥碗,希望有哪一個胃口不佳能留點剩粥在碗裡,但這樣的好事很難碰上一次。不過,他也有補救的辦法,就是每天晚上去農民家「白相」(方言,玩樂的意思),等待一些純樸的農民和他「客氣」。這一招還真靈,每晚睡覺時,總見他打著飽嗝,笑嘻嘻地回牛棚。這不免引起了同組其他知青的妒嫉。於是一致推薦我「跟蹤追擊」,看他到底在哪些農民家吃「白食」,好讓我們一起去「學習」。
一個只有星星、沒有月亮的夜晚,我偷偷尾隨在小申身後,只見他向偏僻的養豬場方向走去。我正感到納悶,他步子突然加快,人往養豬場裡一閃便沒了。我疑惑不解地悄悄走近前一看,只見一個黑影正一邊用樹枝吆喝著老母豬,一邊把豬食裡的山芋塊往嘴裡塞,藉助星光一辨認,不是小申又是誰?我心頭猛地一驚,想叫喊,但鼻子一酸,趕緊退了回來。
回到牛棚,大家從被窩裡探出頭來問我「軍情」,我支支吾吾地說沒看清搪塞了過去。
1979年過年前夕,知青回城的消息不翼而飛,就在大家滿心歡喜奔走相告時,小申卻因胃癌晚期永遠地歸宿在那片鹽鹼地上。在送他亡靈的路上,我避開社員,紅著眼眶忍不住把藏在心頭的秘密告訴了同組的其他幾個知青。他們聽後,唏噓不已,說早知這樣,每人省一口給他,不致逼他去和老母豬爭食,他也不致於患胃癌過早地離開人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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