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才能撫平這麼深重的社會傷痕？(圖)

因疫情封控露宿街頭的市民（圖片來源：視頻截圖）

【看中國2022年12月13日訊】廣州，被認為是「終結疫情」的城市。

當然，首先有必要釐清，從嚴格公共衛生管理意義上，新冠病毒疫情並沒有結束。顯而易見，人們歡呼的是，之前那種在防疫名義下對正常生產、生活造成嚴重干擾防控措施的終結。

但我們有必要提醒，有許多問題並不會因為「疫情終結」而自行消失：

我們在未來能否看到廣州的一本詳細完整疫情賬本，抗疫三年花了多少防疫資金？

在本輪疫情中被渲染的「地域矛盾」問題，它恐怕由來已久，更不可能會因為疫情終結而自行解決；

黃碼紅碼滿天飛、海珠侖頭事件、廣州達安核酸檢測風波……諸多的問題，留給公眾無窮的追問之外，恐怕更多的是創傷與傷痕。

社會是一個生命體，遇到疾患問題就會帶來傷痕。「傷痕」通常指身體或者心理受到的傷害，在社會學的意義上可以用來表述社會劫難的後遺症。

現在說新冠病毒幾乎沒有後遺症，但是過度防控、層層加碼帶來的社會後遺症卻無疑是非常嚴重。

在這個意義上的「傷痕」就不僅僅是指留在身體上的傷疤，而是隱藏在社會肌體中的痛，病灶還在，還會復發。

所謂撫平，當然不是灌幾泡心靈雞湯、不是推責，更不是遺忘，而是要徹底療治。這些傷痕每時每刻都刻寫在一本社會肌體的病歷上，許多市民的心裏都有這麼一本病歷，不需要想起，永遠也不會忘記，也沒有人能夠把它收繳。

任何社會都有一本叫做「歷史」的賬本和病歷，翻開看看，經常會發現太陽底下真沒有太多新鮮的事情。

在這裡不妨掉一下書袋。

十九世紀二三十年代世界各地霍亂流行，各國港口的檢疫措施引起激烈爭論；檢疫的必要性是肯定的，但嚴苛的檢疫措施帶來的消極影響也很明顯：極大破壞了海上自由貿易，徵收檢疫費用導致商品交易成上升，檢疫站的建立和工作人員報酬成為國家公共財政的額外負擔。

於是從1898年開始，孟買當局認識到有必要對極端的防疫措施部分鬆綁，取消或修改了某些更具冒犯性的條款，允許富裕家庭的病人居家隔離和治療。政府不再強制民眾服從衛生政策而轉向強調說埋和教育。

《1909年旁遮普鼠疫手冊》開篇就聲明：「鼠疫管理的所有基本原則強調，不得以任何形式對人民施加壓力或強制服從命令。為了實施倡導的措施，只有建議、勸說和供應必要設備才是影響和引導公眾輿論朝著理想方向前進的唯一合法手段。」

這是在20世紀初的印度。

在美國，為了對付1976年的豬流感疫情，美國疾控中心發起了有史以來第一場大規模聯邦免疫運動，約有4000萬人接種疫苗。但是後來證實僅有一人死於豬流感，福特政府的「免疫計畫」被公認為製造恐慌的措施。《紐約時報》甚至認為這是一種陰謀，因為疾控中心長期以來一直希望擴大規模，增加預算。

可以說，這些都是寫在「賬本」上的社會傷痕。

回到我們廣州，如何面對後疫情時期的社會傷痕，既需要有面對的勇氣，更要有理性的歸類和分析。

下面粗略列出幾條，是為了方便討論，更是為了治癒傷痕。

（一）生命傷痕

這一頁病歷寫的是最令人痛心的數字：真正死於病毒的和死於過度防控帶來的次生災害的人數。前者不難統計，後者恐怕有人不願意統計，更不願意公布。

但是如果缺乏後者，這一傷痕永遠無法撫平。

（二）法治傷痕

法治是現代社會的根基，依法是防疫工作的根本原則。防疫中的權力違法行為比比皆是，解封之後最大的傷痕就是曾經發生的太多權力違法行為尚未問責，這可是真假法治社會的試金石。

還有就是，在反對那些違法的、過度的甚至是暴力的防控管治措施的行動中，據說有參與者遇到各種問題，這是必須依法公開說明和妥善處理的。

（三）民生傷痕

廣州這三年的GDP數據、社會各行各業的實際情況如何、用於防控的所有支出核算，這些都是一本必需拿出來的賬本。廣州公共財政的欠條與窟窿到底是什麼情況，問核酸檢測機構、基層工作人員、隔離酒店、志願者等群體就可能最清楚。

廣州民營經濟越是發達，受傷害就越大。我有朋友說他弟弟在廣州開的6間連鎖店全部倒閉，這種情況恐非個別。失業人口的房貸、車貸甚至吃飯如何解決？光喊復工是遠遠不夠的，不拿出實際措施來救濟民生，怎麼也說不過去。

（四）輿情傷痕

輿情中的權力公信力如何修復？疫情中許多人一聽到官宣說不要屯菜就馬上去搶菜，經常還真是搶對了。這種輿情中的「官宣逆讀病」如何才能治癒？

另外，語言墮落，新詞翻飛，口號抗疫，這些是不是傷痕？在輿情中出現的撕裂傷痕，該如何撫平？這些都還是要回到公開、透明的知情權和自由平等交流的基本原則才能解決。

還有輿情中的專家問題。專家的作用是重要的，但也會侷限性，這是常識。但是在某些特殊輿情環境中，專家的作用卻具有嚴重的危害性，這種常識卻容易被忽視。事後，對專家言論幾乎無法問責，就如對決策者無法問責一樣。在專家身上集中了倫理傷痕、輿情傷痕。

（五）心理傷痕

恐慌症、孤獨症、人際關係撕裂症，這些都是比較顯著的帶有一定普遍性的心理傷痕。除此以外還有更多、更複雜的心理傷痕，都是與在疫情期間遇到的具體的人與事有關聯的。比如近日有老闆放言，說在疫後堅決不僱用在疫情期間從事過某一類工作的人，這種偏激的情緒所反映的也是一種心理傷痕。

（六）倫理傷痕

商業倫理被在疫情中發國難財的人踩到泥污裡去了，生命倫理在無數的封控關卡前一地雞毛，職業倫理不同程度地淪陷在不同的職業中。有人說新冠的毒性都跑到人倫道德中去了，疫情中發生的各種人道悲劇可以說明此言並非完全是危言聳聽。

（七）基層傷痕

三年中的非常態管治力量總動員，非常態的身份、權力、責任、人性善惡、法治、人治、群體、個體、媒介、符號、熱心、冷漠、公益、自私等一鍋煮，基層生態40年來罕見。

（八）醫患傷痕

只有幾乎不會死人的新冠是病，其他隨時會死人的病都不是病，掛在嘴邊的擠兌沒有出現，被隱匿的擠兌無時不在，急救車到了醫院門口也不讓進。本來一直就緊張的醫患關係可以說是「新仇舊恨」一起湧上心來，這讓需要去醫院看病的市民如何面對？

（九）教育傷痕

成長期中的三年是極為寶貴的三年，結果是核酸中成長的一代、在家長的眼皮下線上聽課的一代、孤獨的一代。據說廣州也曾有過徵調老師去做防疫工作，結果是老師緊缺，孩子們不得不以年級為單位統一上網課。在未來的花朵上，這種傷痕真令人痛心。

（十）資源傷痕

水馬、方艙、核酸屋是擱在明處的痛，還有更多覆蓋在大地上的被無情徵用的資源，那些傷痕的深度和廣度即便在想像中也令人恐懼。

以上數來剛好十條，寫的時候不是為了湊數，實在是想到這些方面。其實說後疫情時代有十大傷痕，其實一方面或許不止，另一方面有些傷痕是一身而幾任。

如有些專家涉嫌在抗疫公共言論中帶貨牟利，那就是集專業倫理、法治約束、輿情扭曲的傷痕於一身。也有些傷痕成分複雜，起因久遠，不能都算到新冠的頭上。如有人說解封后，再也找不到生意難做的藉口，聽起來是戲言，內中幾多辛酸？

如何才能撫平這麼多、這麼深重的社會傷痕？

第一步恐怕離不開承認錯誤、向逝者致哀、向國民道歉，然後是依法問責、國家賠償。這既是責任政府的責任，也是政治文明的準則。

毫無疑問，社會傷痕治癒是一項全面的社會工程，不能零敲碎打。這本社會病歷同時也是歷史賬本，不能拖延，拖延的時間越長，付出的利息越大，搞不好變成父債子還。

廣州如何探索撫平社會傷痕，做後疫情時代的治理先行者？相信有關部門也一直在思考這些問題。

(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立場和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