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對中國人而言是什麼樣的？(圖)
從案頭到街頭：雙重歷史責任下的抉擇
2023年1月13日，北京火車站（圖片來源：WANG ZHAO/AFP via Getty Images)
【看中國2023年1月14日訊】導語：2022年對中國人而言是什麼樣的？
這一年，我們每個人都好像被捲進歷史的漩渦裡。我們見證了國內的防疫政治之惡果如何蔓延到所有人身上；我們體會到個人的命運是如何越來越失控，除了「防疫」、「清零」外，日常生命議題逐漸變得毫無意義……
除此之外，今年亦是自89年以來，海內外抗爭運動新元年。海外華人在全球的抗極權運動一波推一波，國內也爆發白紙抗議，兩者遙相呼應，對極權或許造成了一定程度的震撼，甚至也促成了國內防疫政策的突變轉向。這一年時間裏我們經歷了漫長的封控，同時又經歷了歷史在最後幾個月中被「加速」，時局變幻得令人繚亂、無所適從。
在「2022年度回顧」欄目中，《莽莽》邀請了多位人士回顧與評價過去一年的點滴細節，我們希望以此記錄時代洪流下的細枝末節，建立起不同視角下普通人的「歷史記憶」。
以下是他們的口述。
講述者一：K，北京，媒體人，參與了北京的白紙抗議運動。
今年所有的事情都必須用政治來解釋。
防疫帶來社會靜態，也導致思想層面的靜止。
上海疫情可以說是第一塊倒下來的多米諾骨牌。當時有很多想說、想討論的東西，但是卻不可以這樣做。這是今年最早積累起來的怨氣。上海和北京一樣，象徵意義太大了。它（防疫上）的幻滅，讓市民階級有了很大的一種恐慌感。
整個上半年我們經歷了鐵鏈女事件，又沉浸式經歷了精準防疫的崩塌；到下半年，經歷了二十大的前期，所有問題都要讓步於政治穩定。所有新聞工作者都是能感受到這種痛苦的：沒什麼新聞可做。十月份除了要感受疫情一天比一天差，還有所有採訪對象的拒絕。大部分人用不說話來防止自己說錯話。
無論報導主題與政治是否有關，全國各地的受訪者不管是官員還是普通人都是選擇閉口不談。你會覺得社會很靜態。當真正感受到社會的這種靜態時，我會感到恐懼，一種很深層的負能量。它不光是防疫帶來的社會靜態，而是思想層面的靜止。「好像所有人都屏住了呼吸，在等。」
每天有大量的關於二十大人事的政治傳聞出現，除了這些傳聞能取悅人之外，我發現沒有什麼事情可做，這是很可怕的。我瞭解到很多企業因為防疫政策在縮減（人員規模），因為二十大，企業寧可這幾個月什麼也不做，一直在等「風向」。
但最後等來的是最臭、最不體面的結果。如果連表面上的體面都維持不住，大家就會懷疑習近平到底是弱到了什麼程度。
當我看到這樣的結果，大約經歷了一個月的掙扎——想要改行。當這樣的結果出來後，所有人至少會想像未來的十年會是什麼樣的，有什麼樣的預期。我看到的是一片黑暗。在可見的未來裡，我只會被這種宣傳機器折磨，無法再在這份職業裡得到我想要的一種實現感。
我想到最可行的職業是當一名廚師。至少「吃」這件事情，還無法完全政治化。「我在觀察這樣的宏大敘事裡不再感受到意義的時候，我只能去尋找那個最不可能被政治化的東西。」
北京抗議現場（一）
上街參與抗議是我從未獲得過的一種權利。
其實國內看到「四通橋」抗議的人還是比較少的，因為相關信息很快被刪除。我在北京其實沒有太大感受，不認為民眾會把彭立發當作是一個勇士，或者他在國內有很大的影響。
很多人寄希望於體制能夠自己進行良善改革，這種希望的前提是不觸碰到底線。而彭最重要的那條訴求可能已經碰到了這個體制的底線，體制裡或者泛體制的人看到這樣的標語也許會有些反感，他們不會馬上想到這個人做了多大的犧牲，相反，他最大的感受是：「世道要亂了」。
我在遊行中聽到有人喊「釋放彭立發勇士」，但無人跟喊。我在現場觀察，認為很多人是疑惑的，可能一方面是疑惑於為什麼要喊他的名字，另一方面很多人不知道他的名字。他在國內並沒有真正被符號化。現場有人跟喊了彭的抗議標語，但很多人其實並不知道這句話的來歷。
我在現場的觀察也消解了輿論對所謂「抗議是由境外勢力煽動」的一些污名。現場非常無組織化，大家沒有統一的訴求和表達。北京本地人很「貧」，他們會用一些搞笑的話來消解遊行的一些尷尬，大家喊完一句不知道再說什麼，或者就被幾句笑話帶過。
現場包含很多派別。有一部分人有政治訴求，他們希望把大家的注意力引導到自由，包括選舉自由在內的訴求；但一旦一邊有人提出了這樣的訴求，另一邊就會有人說我們不要談政治。後者在現場是更大的群體。他們可能只是對防疫有很多不滿，但不敢有更多的訴求。整個場面非常和平，我感受到北京警察沒有接到要抓人的命令，他們只是讓便衣把人群驅散，沒有起衝突。甚至可以看到便衣一方面在驅散人群，警察在一邊和人群聊天。這是北京相對獨特的一種景觀。
北京警察很克制，他們的策略也很聰明。他們通過增援從兩側把人群夾住，告訴大家往前走、不要堵在路上；把大家推到十字路口後，通過便衣把人群切成四份，讓大家不要堵在路口。分化完之後，再安排便衣去小的人群內部「沖」，邊沖邊喊「走咯走咯」，再把小集體給衝散，好讓小群體的聚集能力削弱，以此把人散開。
後來在幹道兩邊，人們一字排開。警察沒有辦法再驅趕人群，很多路過的車輛鳴笛支持。但在那個位置，如果人群中有人喊了超過反對防疫政策以外的訴求，就會安靜得很快，不是很有人支持。「雖然令人失望，但這是北京抗議的基本面。」
現場其實沒有一種振聾發聵的口號，大家各有各的訴求，不夠鮮明。
我不擔心秋後算賬，當天晚上本來猶豫要不要公開發布一些信息，但後來還是發了。參與這件事是因為我敢於參加，我是一個公民，「我憑什麼不能參加」。
上街參與抗議是我從未獲得過的一種權利。有人當天晚上看到消息後問我能不能轉發，會隱去個人信息，我看了感到有點生氣，「怎麼這麼憋屈啊」。我做這件事情就是我做了，如果有人要追究責任，我願意承擔法律責任。
自那以後我收到了很多來自同事和單位的關心，大家來確認我的安全，但沒有人指責我。在我告知家人後，他們對此都表示支持，認為年輕人就應該做這樣的事情。
（二）
烏魯木齊發布會上官員的高姿態讓我感到噁心，我需要對此做出一些回應。
我明白在邊疆地區那樣一個敏感的地方，要做出這樣的抗議（烏魯木齊抗議）是需要多大的勇氣。這也反映了防疫讓民眾有多失望，才會讓一直很溫順的中國人去做到這麼極端的事情。烏魯木齊的抗議會讓我自己反思，如果我這種有著職業理想的人都不敢走上街頭，那還期待什麼樣的人可以去做一點努力，這是不可能的。所以那一刻我是有一些使命感的，可能是職業帶給我的，同時我也被新疆的抗議所感染。
新疆的事情讓我最不能接受的是：防疫措施阻擋了消防救援。這是三年來被反覆討論、最無法被允許發生的事情，因為它被無數的人講過。另外，烏魯木齊發布會上官員的那種高姿態、帶著體制的那種驕傲讓人憤怒。這種姿態讓我感到噁心，我需要對此做出一些回應。
我沒有覺得如果因為這個事情被捕，會有什麼。我想像如果到了警察局，他們會給我什麼罪名呢，非法集會？我也不是組織者。如果以國家安全名義指控我，我當場也沒有喊什麼「越界」的口號。如果我的職業是以這樣的拘捕而告終，我會感到光榮。等我老了，想起自己做過記者的這段時光，我會是滿意的。
現場有很多尷尬沉默的時刻。我沒有勇氣去開啟一句口號，在那個時間去快速地思考並嘗試帶領大家，這是我回頭想的時候，發現的自己很懦弱的一點。
現場有很多女孩子，一眼看上去就是大學生的樣子。當其他北京本地的男孩子還在那裡消解這些口號、「耍貧」的時候，有很多女生很勇敢地站出來，去提了很多大家心中想的那些口號。如果說什麼是值得稱之為勇氣的話，那幾幕是觸動了我的。我會覺得有些羞愧，當時應該以更加公開的姿態去聲援，我絕不應該藏匿什麼。
最早在步道上的時候，有人喊了一個關於核酸的口號，有一個北京男生就耍了一個小聰明，開始喊「我們要做核酸」，以這種戲謔的方式很成功地帶起了很多人這樣喊。明明我們所在的場地是祭奠的核心區域，最開始的氛圍是非常肅穆的。大家手上拿著白紙、蠟燭，有人講了這些天發生的一些事情，對此表示哀悼。在這樣的環境中，我認為他們講這些話是不合適的，然後大家笑成一片也是讓我很難受的。這會讓我覺得，我參加的這個是什麼東西。
有個看起來像大學生的女生是最早開始喊「不要核酸要自由」的，另一句是「釋放上海被抓人士」。這兩條口號其實是當時主流的聲浪，但一開始，是在一種尷尬沉默的氛圍裡，聽到一個漲紅了臉的女生喊出來的。有些男生可能會主觀地認為自己更懂政治，「很油膩」，沒有辦法很嚴肅地對待我們正在面臨的政治議題。女生是受到這種結構性問題的迫害的，而一些男生並沒有實際地感受過這些政治議題帶來的危機感。
今年是失望的話，明年就是悲觀。
中國所有的議題都綁到了防疫方針上，
如果它不改變，大家便沒有辦法做預期。
我決定要在國內做新聞，便沒有期待有一天能在國內得到那麼大的自由，這是一個很務實的想法。我們能夠樂觀的是，當局有自我調節的能力，或者做相對聰明的事情。前兩年生活在北京其實是能夠感受到「精準防疫」之紅利的，只要民眾配合，日子就不會過得太難受。
而我當下最大的難受是，它在蠢的道路上無法停下，它不停地在做蠢事。最早的時候中國政府的「動態清零」方針本身是沒有錯的。而從兩年前編輯部討論疫情的稿子到現在，記者還是在問政府（為今後的疫情形勢）提前準備了什麼，政府至今仍然沒有提前性的準備或者計畫。【編者按：採訪完成於中國轉變防疫政策前】
「它不為結束一個非正常的狀態而想一個預案。」我們作為公共政策的觀察者，是沒有辦法想像這種愚蠢是怎麼造成的。當然有人可以簡單地用政治因素來一筆帶過，而我對這種蠢則不屑於去解讀它。
它前期把大量資源用在大家看得到的地方上，比如核酸，而政府三年來什麼準備也沒做，反而把地方財政都掏空。
儘管目前大家已經做了很多抗爭，但是以我對中國政府的瞭解來說，從行動層面來看放開是沒有時間表的。既然沒有時間表，那麼政府要放開，它就一定不會以大家想像的形式在特定某一個時刻放開，而是會以一種最差的情況放開，一種「崩潰式」的放開。這種「崩潰式」放開的結果很可能是兩種苦我們都要吃——不光是封控之苦，還有死亡的苦。
目前的中國社會，在解決防疫問題之外，沒有別的議題可以通暢地討論。當你討論別的，馬上就會陷入到「這有什麼意義」的思想困境中去。
不管是作為內容生產者，還是看讀者對作品的反饋情況，大家慢慢地不再關注一些議題。因為這些都需要建立在防疫的方針能給人們一定的預期的情況上，人們才會對一些特定的議題產生興趣。
防疫方針在這三年來總是強制地扭轉大家的預期，改變大家的計畫，以至於很多人在防疫有確定性之前，不樂意有更多的計畫，因為這只會讓自己失望。很多二三線的城市，政府財力都被防疫掏空了，這種情況下，人們還指望它能做其他什麼事情，不可能。在其他諸如教育等公共政策上，也不會有什麼有意義的改變，而政治層面就更不用說，「法治建設」等，只會往更差的方向發展，這個也是大家可以預見到的。中國所有的議題都綁到了防疫方針上，如果它不改變，大家便沒有辦法做預期。
「今年是失望的話，明年就是悲觀」。這次參加集會對我而言在能量上是有恢復和補充的，但不代表我對職業和生活的預期有變好。
我一開始參加面試的時候，上級告訴我單位不會做長遠發展的考慮。在這樣的夾縫中工作，帶著這樣的預期，我的工作可能隨時就會變得不值得再做，這個改變隨時都會到來，只能說在我力所能及的範圍內，目前還在做有意義的報導。
記者這份職業我認為也是一個隨時可能消失的職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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