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獨立作家慕容雪村,現流亡海外(Public Domain)
【看中國2024年1月29日訊】(看中國記者肖然、李德言報導)(接上)武漢封城四週年之際,流亡海外的中國獨立作家慕容雪村於2024年1月22日在一次網絡讀書會上分享了他在國內花了8個月如何完成紀實文學《禁城:武漢傳來的聲音》的驚險過程。該書被《經濟學人》雜誌等評為2023年度好書。一起來聽他講述幾個書中的真人真事。
慕容雪村繼續說道,“剛才我講了這本書的出版過程,我想可以再講一講文中的故事。
第一個故事是我採訪到的一個醫生,在這本書中他叫林晴川,他在武漢一家很小的市區醫院工作,在武漢的市區範圍內有3372家這樣的醫院。這位醫生自己也是感染者,在武漢封城後不久他就感染了。但是醫院有命令,必須全員上崗。這次他就帶著病回到醫院裡邊,白天治別人,晚上治自己。那時候藥物缺乏到什麼程度呢?有一天他就在那講,整個醫院裡邊退燒藥全部用光,止疼藥只剩下一盒,連口罩和體溫計都嚴重不足。爲什麽會出現這種極度的匱乏呢?
其中一個最重要的原因就是習近平下令一月二十三日封城,一月二十四日就是除夕。而中國醫院往往有個習慣,就是到年底結算,即把藥廠的藥、把醫療器材廠的這些器材到年底前把錢結清,然後對方發來下一批貨和下一批藥。而這個封城的時機巧到什麼程度呢?就在於上一批藥和上一批器械耗材即將用盡的時候,而新一批藥和新一批器材還沒有送進來,就在這個時候習近平下令封城。這就導致醫院藥物和醫用耗材的匱乏和極度緊張。
這個醫生有一段時間病得特別重,他們醫院里當時幾乎也沒有任何藥物。後來他聽一位醫生講說,有一種藥叫左氧氟沙星,醫生們把那個藥簡稱叫「左氧」,說那個可能有好處。他就想方設法到藥品倉庫里去找到了最後幾袋左氧,給自己吊上,靠著這幾袋子最後的左氧,他把自己的命救下來了。
這位醫生是個40多歲的高大魁梧的男人,看起來十分堅強而且樂觀,但在我的採訪過程中,他有一刻突然就失控顫抖。
他說:「在封城之後那段時間,大量的病人湧到我們醫院,而我們這種醫院沒有權利給他們治病,我們只有權利做分診,就是如果發現這個病人是發燒的,我們就推薦到最好的醫院里邊,讓他們去那邊接受治療。」
而封城意味著什麼?封城意味著交通中斷、私家車公交車全部停止。從他們這家小醫院到對口的那家指定治療的醫院有多遠呢?走路差不多要走6公里,這名醫生就看到那些病人虛弱地從他們醫院離開,然後蹣跚著走向6公里外那家醫院。他說那些年輕的身強力壯的走過去以後還可以再走回來,而那些年老的虛弱的走過去了,就再也走不回來了。所以說他說:「我們作為醫生的看見病人這個樣子,而一點辦法都沒有,真是又屈辱又傷感。」
他這樣一個很高大很魁梧的男人,就突然情緒失控了,在我面前就流下淚來。關於武漢究竟在封城的這76天中到底死了多少人,中共政府公布了一個數字。
但我告訴你們,即使在武漢,即使是那些對中共政府最忠心的人,他們也不相信這個數字。我聽到一個說法是這樣的,說哎呀那麼混亂的情況,即使統計上有點誤差,也是可以原諒的,最忠於政府的人會這麼講。
而這個醫生他有自己的測算。那他是根據什麼來測算的呢?就是他們醫院開出的死亡證明在這76天中,他們最多的時候一天開3份死亡證,最少的一天有一份,所以他取中間值,兩份乘以76,再乘以372家武漢醫院,由此得出的結果大概是中共官方公布數字的16倍。所以他就講,就是經過這場疫情,讓我們這些做醫生的對這個政府真的寒了心,這個政府嘴里沒有一句真話。
三年之後,這名醫生怎麼樣了呢?他秘密地接受了我的採訪。他現在的生活其實也相當的艱難,因爲像他們這種社區醫院,有一半的經費是政府撥款,另外一半要靠他們自籌。而在新冠之後,他們醫院的醫生很多都被感染了,有些被調到隔離站做隔離站的醫生,所以醫院的正式業務沒有開展。到疫情結束之後,他們的工資發不出來,一直到解封四五個月之後,他都沒有發工資。他就很憤怒,說:「在最需要我們的時候,叫我們白衣天使,現在最困難的時候過去了,沒有人關心『天使』的吃飯問題。我們這些學醫的『農民工』也需要吃飯啊,求求領導了,能不能把工資先給結一下。」這就是這名醫生的真實情況。
我還採訪到一位黑摩的司機。黑摩的在武漢有個名稱叫「麻木」,這個司機是我在漢口火車站遇到的。當時他正在那百無聊賴的招攬客人,然後看到我就問我,做麻木不?我說行啊,坐一程。我就坐到後座上,扶著他的肩膀就跟他聊天。我說在封城的76天裡邊,你是不是被也被封住了?也沒有出來跑活吧?
他很驕傲的回答:「你想錯了,從大年三十一直到今天,我沒有歇過一天。」
我說:「啊?武漢封城,你怎麼出來啊?」他說:「我們這些人呢,這些老油條總能找到辦法。」我說:「那你怎麼出來?」他說:」我們住的那小區啊,晚上就是一堵牆,其實他們也不可能24小時只守著我,我把這個這輛充電的摩托車停在外面,到晚上我就翻牆出去到處走,就是會有人需要坐車,總有這個需求啊。」而在封城的76天是他的美好時光,為什麼呢?因為沒人講價了。在平常拉一個人坐他的摩托車,要價20元,對方會還到十塊八塊,而且還罵罵咧咧的:「哎你這個兩個輪子的怎麼比四個輪子的還貴?「「但在封城期間,沒有人講價了,他說50就是50塊,說100就是100塊錢。
而那個時候需要出行的人往往都是迫切的需要出行,有老人住院,有孕婦要生產,或者有人將死。那麼在這種情況下他自己認為他是幫了很多人,雖然有時候他也收錢,但他認為他在做好事。就在武漢即將解封的時候,他在漢口火車站拉到了一個聾啞人。那個聾啞人回湖北奔喪,本應該坐到另外一個站下車,但到了武漢他慌裡慌張的就下來了。下來了容易,再要上去可就難了。他本來要回家給母親奔喪,但現在就被困在武漢了,怎麼都出不去,想再上火車不行,買不了票。就在這個時候,他遇到了這個黑摩的司機老李。
老李第一天把他送到當時剛開的一家地下小旅館,一天70塊,這個聾啞人身上只帶了220元錢,第一天花70元,就只剩150元了。第二天一大早,老李又去看他。這個聾啞人就在自己的手機上輸入文字,講到了他的情況,就說:「我現在必須要離開,回家去就是給我媽媽送葬,你有沒有什麼辦法?」
老李就騎著摩托車先到火車站,火車站說也不是完全不能離開,但要民政局開證明,好吧。老李就騎車帶著他去了民政局。民政局說:「我們這邊也不是不能開這個證明,但要勞動局先開證明。」老李又帶著這個聾啞人去了勞動局,勞動局說:「這個情況我們也可以考慮,也不是不能開證明,但是先要用人單位開個證明來。」這聾啞人根本就是下錯了車,他也不在武漢工作,上哪找用人單位去呢?這幾乎是絕望了,他身上只剩下150元錢,就困在這座城市里,吃什麼,睡哪里,怎麼活呢?所以他就很絕望的看著老李,眼淚都快流下來了。
老李作為武漢的這種老油條,突然之間豪俠心腸發作了。他也在自己的手機上輸入字,就問這個乘客說,「你相不相信我?」
這個聾啞人說:「我相信」。
老李就說告訴他:「既然相信我,我們也別去找什麼狗屁的這個局、那個局了,聽我的,我想辦法把你送出去。」
在4月份的時候,雖然表面上這個城市還在封禁,在武漢聽說總有辦法,其實可以離開,而且那些有門道的人也會找到一條看管不嚴的路,再送上一點錢。所以老李找到他的一個熟人,是一個黑車司機,他做跟老李差不多的生意,只不過更高檔,他開的是一輛汽車。在4月後,他幫著把很多人都送出武漢,但收費很貴,他車上一個座位賣600塊錢。這位聾啞人那個時候身上只剩下150塊,不夠怎麼辦?老李跟這個黑車司機商量了一下,後來這人說:「你看人家又是個啞巴,又不會說話,他媽媽還死了,這樣吧咱們做個好事吧,不收他的錢了,我把他送出去。」
老李說到這件事情的時候特別高興,就覺得他真是做了一件好事。他這樣問我:「雖然我跑這個黑車也不合法,我也沒有執照,但我還是做了一件好事對吧?」
其實我也這麼想的。後來等武漢解封後,老李的這個黑車生意就不好跑了,他就去送外賣,但年紀太大了,所以每天只能送3單,3單之後要刷臉啊,因為他用他老婆的身份證登記的,所以就通過不了,送完3單外賣他就在漢口火車站百無聊賴等待乘客,日子過得一天比一天艱難。到我離開中國之前,我們在微信上還有聯繫。有一天他就跟我說:「哎,我實在是沒錢吃飯了,你能不能借我點錢?」我一次給了他300元,一次給了200元,他要得就這麼多。等我離開中國之後,我們就失去聯繫了。我不知道他現在過得怎麼樣,但在我想來,他過的一定不是很美滿的生活。
醫院清潔工的故事
還有一個人的故事,是剛才主持人提到醫院的那位清潔工。這位清潔工的名字叫金鳳,在2020年的時候她61歲。
她和丈夫夏邦喜本來都是武漢附近新洲村的農民,後來兩人年紀大了,而且他們還有個40歲智力有障礙的孩子,所以在農村就沒法過上正常的生活,老兩口就帶著兒子到武漢,租了非常便宜的半間公寓,金鳳在醫院做清潔工,一個月掙2300塊錢,丈夫在一家很小的賓館裡做夜班保安,一個月掙2600塊錢。
在2020年1月29號那天,金鳳在醫院裡把幾個樓層全都打掃了一遍,從早上一直工作到晚上,到晚上她就感覺渾身酸痛乏力,醫生護士就讓她去檢查,說八成是得上「這個病」了,快去查一查吧。一查果然是得新冠了。
他們這個醫院自己也是不能治療新冠的。要治療就必須也是到7公里之外的後湖分院,也就是李文亮醫生的那所醫院。當時沒有公交車、沒有出租車,那怎麼去呢?那只能兩個人騎共享單車。我們很多人都感染過新冠,假如病情比較沈重的話,如果還要騎著7公里的自行車趕去治療,這是非常艱難的任務。所以她丈夫就帶著她,每天早上很早起床,老頭燒好稀飯餵老太太吃下來,然後4點鐘出門,兩個人騎上單車,騎個10分鐘左右,老太太就支持不住了,就必須下來喘一口氣休息一會兒,然後再騎上共享單車,慢騰騰的騎到醫院,7公里的路程他們要騎兩個小時甚至更久。
後湖分院是個什麼情況呢?就是一個感染者的及時(不懂)大廳,裡邊到處都躺滿了、坐滿了這種感染者,不時就能看到有個人「撲通」一聲栽倒在地上,然後他們的親屬在旁邊大聲的哭喊。運屍車不斷的開來把裡邊的遺體運出去。金鳳和丈夫不止一次看到高高大大的小夥子,走著走著「撲通」一下摔倒,然後就再也爬不起來了。金鳳本來就是醫院的清潔工,她以為自己會得到照顧,但因為她只是一個清潔工,並不在醫院正式職工的名冊上,這邊的醫院就問她:「哎,你說你在醫院工作,有什麼證明沒有?」
金鳳就讓她的上司、主管給這家醫院打電話,但打過了以後,這邊醫院也不理,還訓斥她說:「你也說你在醫院工作,我怎麼知道你是不是在醫院工作?」
所以就沒有把她安排進後邊的病房,沒有給她病床,她就只能像更多的發熱患者一樣,排著特別特別長的隊伍,每天要排幾公里的隊伍,一步一挨的往前挪,只為了打一針點滴,打個吊瓶,打完以後大概已經是夜裡10點11點了,兩個人帶的簡單午餐也吃光了,那時候正是冬天,兩個人大晚上的騎共享單車,折騰著慢悠悠的回到家,睡幾個小時再起來。到7天之後,金鳳的病情漸漸好轉了,但她的丈夫發現自己感染上了,而且她丈夫原來有糖尿病,就是有基礎病,所以病來的特別迅猛,很快就開始咳嗽,並且吐血。金鳳這個時候勉強能夠行動了,就跑到居委會去求他們幫助。那個時候雖然李克強去了之後說「應收盡收」、「應治能治」的,但其實在下面並不是這樣,當時規定病人不能自己去醫院,必須由社區統一的組織安排,要社區先上報,然後才能送到醫院去治。金鳳就去求社區,但她發現,自己到了那邊,所有的工作人員都跑了,她說:「他們一看見我就害怕,他們就全跑光了,一個人都沒有,那就沒法報名。」
後來第二天金鳳再去社區,終於碰到一個工作人員了,她求這個人給他上報,把她丈夫送去醫院,但對方一直在推諉。金鳳就跪在那里邊哭喊說:「你是不是看我們農村來的,你就瞧不起我們,你有沒有父母啊?你有沒有姐妹啊?你看看我老頭子,他已經在那吐血了,求求你行行好,你把我們報上去,把他送到醫院裡去吧。」
這樣的艱難場景持續了非常長的時間,最後這個社區才懶洋洋的把她丈夫的名字報上去,但那個時候已經沒有足夠的病床了,所以並不是把他送進醫院去搶救,而是送進隔離站,但隔離站裡沒有藥物,甚至沒有食物和水。所以她丈夫就給金鳳打電話,說「他們把我送到這裡來等死。」而且那個時候金鳳就發動起她所有的親戚朋友來打所有的熱線電話,市長熱線也好,報紙熱線也好,電視熱線也好,就像瘋了一樣打電話,打了很長時間電話之後,上邊終於派了一輛車說要到隔離站把她丈夫接出來,要送到醫院,但是這輛車上只有一個司機。她丈夫從這個隔離站走出來就已經完全沒有力氣了,車門打開,他趴在座位上就再也爬不上去了,在這種情況下如果扶他就意味著有危險,所以司機這個大小夥子就也不肯扶他。金鳳那個時候也是病體沈重,但為了救自己的丈夫,就拚命的下車,用自己的肩膀、用身體一點一點的把丈夫扶上車,然後從另外一邊上了車,把丈夫摟到自己懷裡。
當初金鳳一開始知道自己感染新冠的時候是下決心要自殺的。她丈夫說:「你不能自殺,你放心萬事有我。」
所以在這個時候,金鳳就告訴她丈夫說:「你救了我的命,現在該由我來救你的命。」然後就這樣把她送到了漢口醫院,但為時已晚了,僅僅過了一天多的時間,她的丈夫夏邦喜就死在了這所醫院,去世前的晚上,金鳳去急診室看丈夫,她丈夫當時已經上了呼吸機不能說話。金鳳就握著他的手,還不能說他病情重,就安慰他說:「現在已經到醫院了,醫生一定會盡力救治你的。」
他丈夫最後說的一句話,金鳳一直記得,她丈夫說:「你看你也瘦了這麼多,你去打個營養針吧。「這是他丈夫對她說的最後一句話。
當我去金鳳的家採訪時,我看到她的家真是一個家徒四壁的這麼一個臨時住處,地板也是黑黑的。她那個40歲有智力殘疾的孩子完全不記得當時的事情。在採訪的過程中,我就說我們一起訂點東西來吃。我叫的是麥當勞,對我們這些在城裡生活的人來説,似乎吃一頓麥當勞並不是什麼大的事情,三個人吃個七八十塊錢、一百塊錢並不是什麼大事,
但當我把麥當勞叫來時,金鳳那個40歲的兒子這麼跟我說:「哎呀,今天是開了洋葷了,吃洋快餐。」
我這才知道,在過去的這十年裡邊,他們家沒買過一件新衣服,穿的全是親戚朋友們剩下來的。
之前因爲有金鳳每個月工資是兩千二、兩千三的,她丈夫每個月工資是兩千六,所以在武漢勉強還能夠生活。但在丈夫去世之後,他們就無法負擔在武漢的生活了。所以在這本書快要出版的時候,他們很艱難地從武漢搬回了鄉下。搬家的場景大概是這樣,他們找親戚借了一輛車,親戚開車過來,把他們用了多年的瓶瓶罐罐、把蓋得很破的被子、毯子、棉絮,以及任何一件已經用了很多年的破碎的也不捨得扔的東西,全部搬到車上,拉回老家了。
接下來,金鳳說希望用最簡樸、最節約的方式過完這一生。在採訪的最後我問她:「你還有什麼想法、還有什麼夢想嗎?」她就說:「我這樣的人其實是沒有未來的,如果說我還有點什麼樣的夢想的話,那只有一個,」然後指著她40歲的智障兒子跟我說:「我唯一的希望啊,就是能夠在死之前,給他辦一個殘疾人證,因爲有了殘疾人證就會有一點補貼,這樣在我死之後,他還可以繼續活。」
這樣的故事在這本書里其實還有很多。在寫的過程中,我也常常忍不住要流下淚來。我自認為是一個鐵石心腸的作家,輕易不會動情,輕易不會感動,但在寫這本書的過程中,我聽見那些、看見那些患者的家屬在我面前,母親哀悼女兒,妻子哀悼丈夫,他們發出那種哭聲真是撕心裂肺,就是讓人忍不住要落淚。“
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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