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權力底座已坍塌 縣域財政與經濟危機(圖)

中共權力金字塔已坍塌，中國經濟也堪憂。（圖片來源：Adobe stock）

【看中國2024年4月2日訊】（看中國記者李正鑫綜合報導）中國財政部公開2024年中央財政預算，今年縣級基本財力保障機制獎補資金預算數為4462億元，比同比增長8.6%。縣域財政與經濟危機已經爆發，中共權力金字塔已坍塌，中國經濟也堪憂。

中央財政出資保障縣級基本財力

綜合中國大陸媒體4月2日報導，近些年受經濟下滑以及疫情等因素影響，基層政府財政空前困難。為瞭解決這一問題，中央財政對縣級基本財力保障機制獎補資金規模逐年攀升。

根據官媒中國人大網披露的信息，縣級基本財力保障機制的主要內容是：中央財政每年根據國家相關政策，制定縣級基本財力保障範圍和保障標準。保障範圍包括國家制定的工資政策、民生政策，以及機關事業單位公用經費、地方津貼補貼等。其中，前兩項的保障標準按照國家統一規定執行，後兩項的保障標準依據各地區財力狀況分省核定。在此基礎上，測算確定全國各縣的基本財力保障需求，並與各縣的同口徑財政支出相比較，核定支出缺口。

根據中國財政部公開的2024年中央財政預算，今年中央對地方轉移支付的10萬多億元（人民幣，下同）中，縣級基本財力保障機制獎補資金預算數為4462億元，比2023年執行數增長8.6%，這一增速明顯高於今年中央對地方轉移支付平均增速（4.1%），再加上今年用於增強地方財力保障能力的約2.6萬億元均衡性轉移支付保持較快增長，支持基層做好「保基本民生、保工資、保運轉」（「三保」）工作。

中國經濟連年下滑，在2018年7月30日，中共政治局會議首次提出「六穩」：穩就業、穩金融、穩外貿、穩外資、穩投資和穩預期。

2020年4月17日，中共政治局會議又提出「六保」：保居民就業、保基本民生、保市場主體、保糧食能源安全、保產業鏈供應鏈穩定、保基層運轉。

而在2022年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上，「六穩」和「六保」變成了「三穩」和「三保」：「做好穩增長、穩就業、穩物價工作，有效防範化解重大風險」；「要加大中央對地方的轉移支付力度，推動財力下沉，做好基層‘三保’工作。」

根據中國財政部2023年底修訂的《中央財政縣級基本財力保障機制獎補資金管理辦法》（下稱《辦法》）相關規定，一般來說，財政困難的縣級財政「三保」等必要支出需求越大，獲得中央財政資金規模就越大。

根據財政部的《辦法》，這筆資金考量的一大核心因素是對縣級「三保」等必要支出需求，結合按財政困難程度、「三保」支出佔財力比重、人口等測算的綜合係數予以補助。

根據中國官方披露的31個省份財政困難係數，廣西、貴州、雲南、河南、湖南、四川、河北困難係數相近，排名相對靠前。而山東、河南、四川、河北、湖南、廣西、雲南人口規模相對靠前。

縣域經濟風險與危機

縣域經濟，是指以縣城為中心、鄉鎮為紐帶、農村為腹地的一種行政區劃型經濟，是「以工補農、以城帶鄉」介面橋樑，是典型的區域經濟、特色經濟、個性經濟、差異經濟。

縣域是中國資源稟賦最豐富的區域，佔據國土總面積的90%，布局中國84%的世界自然遺產、77%的國家風景名勝區、68%的國家森林公園、52%的人口和38%的地區生產總值。

據中國國家行政學院經濟學教研部副教授蔡之兵分析，空間規模、人口規模和經濟規模的不匹配現象，既說明瞭中國縣域經濟發展的「不經濟」，也啟示中國未來縮小區域發展差距的重點應立足於破解「縣域不經濟」難題。

首先，對大城市的影響是讓人「想留，留不下」。很多流入大城市的人口，其實很難真正留在當地。這是因為縣城的人口吸引力不足，大量勞動力只能集體湧向大城市，而大城市過度集聚的結果就是生活成本的急速上漲，這直接導致很多人「想留，留不下」。

其次，對縣城的影響是讓人「想回，回不去」。在直轄市、省會城市、地級市、縣城、鄉鎮等五級城鎮中，農民工在縣城的購房意願最高，佔比高達（約）44%。不過，即便如此，由於「縣域不經濟」難題的存在，縣城所能夠提供的就業崗位和公共產品質量，難以滿足年輕人的需要，也使得很多人「想回，回不去」。

央地斗紅了眼 中共權力底座已坍塌

海外智庫「天鈞政經」的研究員任重道此前撰文《中共中央經濟工作會議 一個草臺班子在唱大戲》指出，中共總書記習近平大權在握、其親信全面上位組成新一屆領導班子，面對內外交困的地緣政治和經濟環境一起考量對策。但是，這個拼湊起來的水平不高的草臺班子，沒有特別專業的能力，都是把「政治覺悟」放在第一位而混日子。

「大部分稅都交上去了，我不去賣地我幹嘛？！」，在2013年8月3日召開的「2013年崇禮中國城市發展夏季論壇」上，與會嘉賓貴州省龍裡縣縣長羅俊說，「房地產市場不行了，不准賣地了，我可能就不干實體經濟了，那就干多少算多少，最好不當這縣長。」

文章認為，這位縣長當時說出了大部分基層官員的心聲，也證明了過去這十年中國經濟的發展歷程。習近平在過去的十年不斷集權的過程中，採取了財權上收、事權下放的策略。當前中國企業稅費負擔很重，綜合考慮稅收、政府性基金、各項收費和社保金等項目後的稅負超過40%，而這些資金都是中共的中央和地方政府爭搶的對象。在中央政府將財權上收後，諸多的事務交給地方政府來做。在這一點上，地方官員受到來自中央政府的壓力和民間的抱怨，被雙面「烘烤」。並且，中央政府為了控制地方政府，用中央財政的轉移支付方式，施舍資金給地方。哪裡表現的乖一些，資金就多給點兒。

基層政權生存方式 體現「政治承包制」色彩

中國基層政府因辦公經費不足，長期依靠向上級政府官員要項目，以維持政權生存。中國學者田先紅在新書《韌性：縣鄉政府如何運行》中披露基層政府官員長期依靠「兄弟感情」，向上級爭取營利項目，體現出中國政治和文化特有的「政治承包制」色彩。

該書寫道，獲取的資金，除了用於完成上級部門規定的工作任務外，剩餘的部分可以歸基層自主支配。有的資金甚至可以完全由基層自主支配，這為基層行為提供了強激勵。「（書記）第一責任是黨建，第二責任是抓經濟。社區有錢就發，沒錢上面不管。」

重慶政治學者張慶黎4月2日接受自由亞洲電臺採訪時說，上述現象從1978年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後，實施的一系列以經濟為主的改革措施開始，延續至今。「由於政府的權力不受民間監督，所以權力的本性會讓他傾向於成為一個汲取型的政府。基層政權需要各種各樣的花費，但也承擔了各種各樣的政治任務。當辦公經費不足時，就向各企業攤派。中國實施‘改革開放’之後，就一直是這個樣子的。」

江蘇揚州居民李先生表示，當經濟環境越差，鄉鎮幹部和村官就越想方設法搞錢：「這已經是常態化了，因為我們都在鄉村，我們都知道的，比如基層幹部都是靠搞項目賺錢。他們不僅是拉攏上級爭取項目賺錢，他們在下面比方說要搞村建（鄉村建設），去找在外面混得好的有點能力的人，向他們‘化緣’，爭取他們出錢」。

(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立場和觀點)